.b1{white-space-collapsing:preserve;}.b2{margin:1.18125in1.1020833in1.3777778in1.1020833in;}.s1{fo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3年度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党课：社会主义建设探索和曲折发展（完整文档）,供大家参考。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是党在全国执政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开宗明义地指明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他满怀信心地说：“已经得到解放的中国人民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一定能够一步一步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人们热切感受到，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的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开始了。
党的八大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良好开端
01“十大关系”和一系列新方针的提出
1956年这一年以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而载入党的史册，同时又以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而载人党的史册。
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我们党执政后面临的一个崭新课题。刚开始，我们学习苏联经验。但经过实践，我们党很快察觉到苏联模式的局限，认识到了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毛泽东经过慎重思考，提出要以苏联经验教训为鉴戒，独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党的八大的召开，标志着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取得初步成果。《论十大关系》的提出，则是这一探索的开始。
为了准备召开党的八大和迎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1955年底至1956年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进行了大量周密而系统的调查研究。1956年2月至4月间，毛泽东分别听取国务院35个部委关于工业生产和经济工作的汇报，逐渐形成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指导意义的一系列看法。毛泽东明确提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4月25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5月2日又向最高国务会议作了报告。
《论十大关系》提出的基本方针是：“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毛泽东关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在总结我国经济建设问题和对苏联经验鉴戒的基础上，报告论述了十个问题即“十大关系”。
“十大关系”前五条主要讨论经济问题，从经济工作的各个方面来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前三条讲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报告强调今后要更多地注意发展农业、轻工业，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尽量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这里涉及的实际上是开辟一条与苏联有所不同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第四、第五条讲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并开始涉及经济体制的改革，提出要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
“十大关系”后五条主要讨论政治关系，讲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这些都属于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生活中调动各种积极因素的问题。报告提出，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确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要继续存在、发挥作用。在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中，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但也要抵制和批判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
《论十大关系》初步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建设的若干新方针，标志着我们党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了自己新的重要认识，对当时和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作用。毛泽东多次说：前几年经济建设主要学外国经验，《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
在此前后，党还根据国内外的新形势和国家建设的新任务，在其他方面提出一系列新的方针。1956年1月，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在报告中充分肯定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他们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发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动员令。会后，国务院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制定《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为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党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1956年前后，党还提出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倡议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两党为了民族和祖国的利益实现第三次合作。
《论十大关系》和一系列新方针的提出，展现了党为寻找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解放思想、多方探索的生动景象，为党的八大的召开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
02党的八大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党的八大正确分析国内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明确提出党和全国人民在新形势下的主要任务。大会宣布：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些论述的核心观点，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全党要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
党的八大坚持党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大会肯定“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思想，即以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计划生产、国家市场三者为主体，而以个体经营、自由生产、自由市场三者作为补充。这是在理论上突破苏联计划经济模式，探索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尝试。大会提出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内，在我国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的战略设想，为全国人民描绘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宏伟蓝图。
党的八大通过的新党章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以后制定的第一部党章。新党章根据执政党的特点，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新党章对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根本原则作出了许多新规定，要求“党必须采取有效的办法发扬党内民主”，同时强调“党的民主原则不能离开党的集中原则。党是以一切党员都要遵守的纪律联结起来的统一的战斗组织”。新党章在党员义务方面增加“维护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统一”“对党忠诚老实”等内容。
党的八大宣告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确立。大会制定的路线是正确的，提出的许多新方针和新设想是富于创造精神的。这次会议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站在比较高的历史起点上，取得了初步成果，对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长远的重要意义。
党的八大以后，为解决社会主义改造中的遗留问题，中央按照“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方针调整经济关系，取得初步进展，并且产生一些搞活经济的新思路。同时，党对农业集体经济内部关系进行调整，以简政放权为内容的改革也逐步展开。
以《论十大关系》和党的八大为标志，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有了良好开端。
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
01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全党整风和反右派斗争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极大震动和思想混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大的波折。这警示人们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特别是人民内部矛盾，社会主义制度将难以巩固，社会主义建设将难以进行。在国内，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迅速完成，加上经济建设中出现冒进的影响未能完全消除，领导工作中还存在官僚主义等问题，一些地方出现少数群众闹事等不稳定情况。面对这些复杂的新情况，党中央和毛泽东深入思考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提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后改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他指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充满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调整和完善，不断得到解决。这一论断第一次科学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也为后来的社会主义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
毛泽东还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前者需要用强制的、专政的方法去解决，后者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他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升到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高度，强调：革命时期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毛泽东深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形成一套系统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根据党的八大精神和党内外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中央决定从整顿党的作风入手，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毛泽东后来指出，党希望通过整风，达到这样的目标：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广大干部群众包括许多有影响的党外人士积极响应号召，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党政干部的思想作风提出大量批评和建议。绝大多数意见比较中肯，富有建设性，对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益处。
然而，随着整风运动的开展，许多复杂情况出现了。极少数人乘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他们把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攻击为“党天下”，要“轮流坐庄”，把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说成是产生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根源。这种异常现象引起党的警觉。6月，中央要求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
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对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潮进行批判，是完全必要的，也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把大量思想认识问题当作政治问题，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这是党的历史上的一大教训，使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良好开端遭受挫折。
02“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纠“左”努力
为了尽快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党力图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打开一个崭新的局面。1956年初，我国经济建设就已经出现急躁冒进倾向。随着1957年一些工厂、农村出现生产迅速增长的新气象，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党认为经济建设应该搞得更快一些。在国际上，中国共产党在1957年11月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获得了崇高声誉，再加上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以及提出15年赶上和超过美国，这些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社会主义者巨大鼓舞。
1957年冬季，全国掀起以兴修水利、养猪积肥和改良土壤为中心的农业生产高潮，拉开了“大跃进”的序幕。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反映了党和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违背了经济建设所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会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从各方面开展起来。农业方面提出“以粮为纲”口号，要求5年、3年以至一两年达到规定的粮食产量指标，引发严重的浮夸风。工业方面提出“以钢为纲”口号，要求几年内提前实现15年钢产量赶超英国的目标，掀起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
在“大跃进”迅猛发展的同时，农村掀起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1958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随后，全国农村只用了一个多月就基本实现公社化。“大跃进”初期建立的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实际上是刮“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搞平均主义，无偿调拨生产队包括社员个人的财物和劳动力，严重损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尽最大的努力把建设搞得快一点，以争取更多的主动，是当时全党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但是，由于党对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不足，由于背离了党一向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凭主观愿望和意志办事，结果事与愿违。
1958年秋冬之间，党中央开始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了不少乱子。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党中央领导整顿人民公社，调整高指标，作了初步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和瞎指挥得到初步遏制，形势开始有所好转。这期间，党中央和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得到一些新的认识。主要包括：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必须利用价值规律为社会主义服务；要以“农、轻、重”为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综合平衡是整个经济工作的根本问题，国民经济应当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这些认识是纠“左”取得初步成效的重要原因，也是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成果。但是，纠“左”是在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前提下和框架内进行的，初步好转的形势还很不巩固。随后出现的“反右倾”斗争中断了纠“左”的进程，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撕毁合同，党和人民面临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严重经济困难。
03国民经济调整和“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的提出
面对严重经济困难，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心认真调查研究，纠正错误，调整政策。1960年11月，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全党用最大努力坚决纠正“共产风”；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以这两件事为标志，“大跃进”运动实际上已被停止，国民经济开始转入调整的新轨道。
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以及为准备这次全会而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号召全党恢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作风。之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带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为系统解决农村人民公社存在的问题，毛泽东于1961年3月主持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农业六十条）。在条例起草和修订期间，全党的认识不断深化，开始逐步解决农民强烈反映的公共食堂等问题。
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各领域的调整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工业领域调整围绕降低钢产量等指标和整顿企业秩序展开。1961年9月，中央作出《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强调必须当机立断，把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指标降到确实可靠、留有余地的水平上。同时，中央发布试行《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工业七十条），对于恢复和建立企业正常生产秩序发挥了积极作用。
同经济工作调整相配合，科学、教育、文化等领域也进行了调整。其中心内容是调整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以恢复正常秩序，保证各方面工作的顺利进行。为进一步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1962年3月，周恩来在《论知识分子问题》报告中，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发挥科学和科学家的作用，使知识分子受到很大鼓舞。
为进一步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统一认识，增强团结，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央提出的书面报告草稿，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工作的经验教训，分析了产生缺点错误的原因。1月30日，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讲话，作了自我批评，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今后要下苦功夫调查研究，弄清楚社会主义经济的规律。要使中国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是不行的。这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长期性的进一步认识。邓小平、周恩来分别代表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在大会上作自我批评，并提出了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克服目前困难的主要办法。
七千人大会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取得了重要成果。虽然会议未能从根本指导思想上清理“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但对待缺点错误的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以及发扬民主和进行自我批评的精神，给全党以鼓舞，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在动员全党团结奋斗战胜困难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七千人大会之后，调整国民经济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大力精减职工，减少城镇人口；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停建缓建大批基本建设项目；缩短工业战线，实行必要的关、停、并、转；从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加强和支援农业战线，加强农村基层的领导力量。在农业政策的调整中，一些地方进行了包括包产到户在内的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尝试，取得较好效果。
经过七千人大会前后将近两年的调整，从1963年夏开始，各项建设事业呈现明显的健康发展势头。到1965年底，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全面完成。工农业生产总值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得到改善；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基本恢复正常；财政收支平衡，市场稳定，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严重困难局面，依靠党和人民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得到改变。
当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取得巨大成就的时候，党适时提出了新的奋斗目标。1964年底，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郑重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即“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中央还确定分两步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构想，即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第一步，经过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中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四个现代化”从此成为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奋斗目标，成为凝聚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
04坚持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
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世界局势动荡。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主导的世界冷战格局中，中国面临来自多方的公开的和潜在的侵略威胁、战争挑衅和军事压力。如何坚持独立自主，反对来自各个方面的霸权主义，以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是党在国际关系问题上考虑的中心。
50年代末期至60年代前期，根据形势的发展，毛泽东重新提出“中间地带”问题，认为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非拉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争取“中间地带”，发展同亚非拉国家的关系，成为当时中国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64年中法建交，是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打开外交局面的重大成果。
这一时期，中美之间围绕美国武装插足台湾、干涉中国内政和美国武装侵略越南、威胁中国安全等问题展开对抗。1958年8月，党中央和毛泽东以炮击金门的方式把台湾问题提出来，沉重打击了蒋介石集团叫嚣“反攻大陆”的气焰和美国搞“两个中国”的企图，有力表明了中国人民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维护国家统一的立场和决心。1965年开始的援越抗美斗争，体现了中国人民反对侵略威胁、维护世界和平的大无畏精神。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中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日渐加剧。苏联党以“老子党”自居，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军事和外交上服从其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战略。正如邓小平所说：“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坚决顶住来自苏联的巨大压力，维护了国家主权、民族尊严和党的尊严。
从1956年到1966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是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艰辛探索的十年，虽然经历曲折，仍然取得了无可否认的巨大成就。工业建设、科学研究和国防尖端技术的发展以及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发展的许多工作，都是在那个年代开始布局的。
工业建设，以1966年同1956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了三倍。在钢铁工业方面，除了我国最大的鞍山钢铁基地进一步建设以外，武汉、包头两大内地钢铁基地主要是在这十年中建设起来的。在机械工业方面，分别形成了冶金、采矿、电站、石化等工业设备制造以及飞机、汽车、工程机械制造等十几个基本行业，并且能够独立设计和制造一部分现代化大型设备。1964年，我国主要机器设备的自给率已达90%以上。
特别突出的是，石油工业发展成为这个时期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建设完成了大庆油田，随后又开发了胜利油田和大港油田。到1965年国内需要的石油已经全部自给，使我们能够自豪地宣布：中国人靠“洋油”过日子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交通运输业长足发展。从1958年到1965年，全国新增铁路营业里程9000多公里。鹰厦、包兰、兰青、兰新、川黔、黔桂等线建成通车。全国除西藏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有了铁路，福建、宁夏、青海、新疆第一次通火车。公路、水运、航空等事业也有较大发展。
农田水利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大型枢纽骨干工程和各类水库，在当时和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发挥了重要作用。
科学技术发展成绩显著。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有力打破了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导弹和人造卫星的研制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基础科学研究方面，1965年我国在国际上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结晶。
教育卫生事业成就可观。1957年到1966年，高等学校毕业生近140万人，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约211万人，分别为1950年至1956年的4.9倍和2.4倍。医疗卫生机构大幅增加，全国城乡卫生医疗网基本形成。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天花、霍乱、血吸虫病、疟疾、鼠疫等疾病，或被灭绝，或得到有效防治。毛泽东曾写下“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的诗句，表达对消灭血吸虫病这一奇迹的赞叹。
优秀文学艺术作品大量涌现，如小说《青春之歌》《创业史》，电影和舞台剧《红色娘子军》《霓虹灯下的哨兵》，歌剧《江姐》等。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更是这一时期的经典。
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迈出较大步伐。许多地方兴建了一些大型现代工业基地，结束了民族地区没有现代工业的历史。一批高等学校在民族地区建立起来，当地建设所需的各类专门人才得到培养。
十年间，我国培养了一大批治党治国治军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需要的专门人才，其中大部分成为后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各方面的骨干力量。党的建设得到加强，党的队伍进一步发展。全国党员人数从1956年的1073万人发展到1965年的1895万人。
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
值得自豪的是，党领导人民艰辛探索，在社会主义建设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在精神力量上也获得了巨大丰收。我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投身于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涌现出大量先进典型和英雄模范人物，抒写了无数改天换地的壮丽诗篇，形成了跨越时空、历久弥新的时代精神。
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大庆石油工人，为了早日甩掉中国“贫油”的帽子，以“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豪情，以“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决心，用三年多的时间，建设起了我国最大的石油基地——大庆油田，铸就了爱国、创业、求实、奉献的大庆精神、铁人精神。
河南xx县委书记焦裕禄，为了改变xx人民贫穷落后面貌，拖着患有慢性肝病的身体带领全县人民封沙、治水、改地。他以“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的赤诚，以“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公仆情怀，诠释着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
河南林县人民在县委领导下，用十年时间，在峰峦叠嶂的太行山上逢山凿洞、遇沟架桥，削平1250座山头，凿通211个隧洞，架设152座渡槽，建成了长达1500公里的“人工天河”红旗渠。在这个过程中，81人献出了生命。他们以“林县人民多壮志，誓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创造了一代中国农民改天换地的传奇。
人民解放军战士雷锋，在平凡工作岗位上甘当螺丝钉，勇于奉献，乐于助人，表现出崇高的共产主义情操，成为那个年代最响亮的名字。1962年8月，他因公殉职时，年仅22岁。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雷锋精神，成了新中国社会风尚的一个标志。
在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中，“两弹一星”研制成功，是中华民族为之自豪的伟大成就。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等一大批科学家，把个人理想与祖国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把个人志向与民族振兴紧紧联系在一起。“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他们把热血洒在戈壁滩，把青春和生命奉献给新中国国防建设事业，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永久镌刻在中国大地上，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和不竭的动力源泉。
像这样让后人景仰的英模和精神还有许多。这是新中国建设困难重重、艰苦奋斗的年代，是一个英雄辈出、精神昂扬的年代。为了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翻身做了主人的中国人民与时间赛跑，用生命和鲜血描绘了一幅幅最新最美的图画，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同困难作斗争，是物质的角力，也是精神的对垒。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前进。
社会主义建设在曲折中发展
01“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各方面工作的艰难进展
1966年，正当我国克服了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完成经济调整任务、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发生了。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有着复杂的国际国内的社会历史原因。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一直面临严峻的外部环境。帝国主义长期敌视、封锁，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苏联在中苏关系恶化后给中国施加巨大压力。这样的外部环境对党在科学判断国内政治形势、确定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和方针政策时产生极大影响。我们党是经过长期残酷的战争后迅速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对于如何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缺乏科学认识，也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积累下来的成功的阶级斗争经验，使人们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新矛盾时容易沿用和照搬，把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看作阶级斗争，把只在一定范围存在的阶级斗争仍然看作社会的主要矛盾，并运用大规模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方法来解决。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两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此后，红卫兵运动迅猛兴起。从1967年1月起，“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很快发展为“打倒一切”以至“全面内战”的严重局面。2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老一辈革命家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了强烈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受到压制和打击。到1968年9月，全国各地先后成立革命委员会，在一定程度上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前期的无政府状态。10月，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状况下，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1969年4月召开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进一步系统化、合法化。1970年至1971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1972年，周恩来提出批判极左思潮，使得各方面工作有了明显起色。1973年8月召开的十大继续肯定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党的十大以后，江青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企图全面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1975年1月，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任命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这使身处反复动乱中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又看到了党和国家的希望。
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要考虑的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作为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领袖，毛泽东不断观察和思考新兴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极为关注艰难缔造的党和人民政权的巩固，高度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为消除党和政府中的腐败和特权、官僚主义等现象，进行不断探索和不懈斗争。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发展规律认识不清楚，由于“左”的错误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累积发展，很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没有得到贯彻落实，最终酿成了内乱。
“文化大革命”持续十年，使党、国家和各族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时间最长、范围最广、损失最大的挫折。党的组织和国家政权受到极大削弱，大批干部和群众遭受残酷迫害，民主和法制被肆意践踏，全国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和社会进步，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留下了极其惨痛的教训。
“文化大革命”期间，党和人民对“左”的错误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正是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和各级干部的抵制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社会主义建设在一些重要领域仍然取得一定进展，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
作为政治运动的“文化大革命”与“文化大革命”历史时期是有区别的。这一时期，我国国民经济出现较大起伏，但在党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各项工作在艰难中仍然取得了重要进展。“文化大革命”初期，动乱主要集中在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大部分生产系统未被打乱，特别是五年调整给国民经济的发展打下较好的基础，所以1966年各项生产建设事业仍然取得比较好的成绩。1969年以后，随着国内局势稍趋安定，主持政府工作的周恩来等领导人抓住时机，着手恢复各主要工业部门和其他综合经济部门的工作，加强了对经济的计划管理。1969年的国民经济扭转了前两年连续下降的局面而有所回升。1970年经济建设中，内地战略后方的建设（重点是国防工业建设）迅速全面铺开，地方“五小”工业（小钢铁、小机械、小化肥、小煤窑、小水泥）迅猛发展。到年底，当年经济指标以及“三五”计划主要指标大体完成。
1971年，我国开始执行第四个五年计划。由于忽视经济工作中存在的矛盾，继续追求高指标，经济建设的冒进之风有增无已。1972年至1973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国务院采取各种措施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1973年下半年，经济形势明显好转，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都完成或超额完成。在此期间，我国第一次把人口控制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制定了第一部环境保护的综合性文件，陆续从国外进口了一批技术先进的成套设备和单机，对我国此后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这一时期，三线建设成果引人注目。1964年五六月间，毛泽东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战略布局考虑，将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提出三线建设问题，随后三线建设开始启动。1970年7月至1973年10月，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铁道兵指战员和铁路工程建设人员在人迹罕至的崇山峻岭克服重重困难，相继建成成昆铁路、湘黔铁路、襄渝铁路，改变了西南地区长期交通梗阻的闭塞落后状况。此外，在建和建成的大型企业还有贵州六盘水、四川宝鼎山等大型煤矿，甘肃刘家峡，湖北丹江口、葛洲坝等大中型水电站，等等。在金沙江边，建设者“三块石头支口锅，帐篷搭在山窝窝”，依靠人力搬运成千上万吨的大型机械，终于建起“象牙微雕”式的现代化大型企业——四川攀枝花钢铁基地。三线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旧中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状况，使一大批当时属于顶尖的军工企业、国有企业、科研院所来到西部，为西部地区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一批交通运输线、输油管线设施相继建成。1968年建成的南京长江大桥，是当时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最大的铁路、公路两用桥。经过改造的宝成铁路成为我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1974年，我国建成大庆至秦皇岛的第一条长距离输油管道。
国防科技业绩显著，民用科技也有突破。1966年10月，我国第一次成功进行了发射导弹核武器的试验。1967年6月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1970年4月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我国第一颗返回式遥感人造地球卫星于1975年11月发射成功。在生物技术方面，1972年，中国中医研究院成功提取出一种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在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1973年，我国在世界上首次培育成功强优势的籼型杂交水稻。
科技战线上的这些重大成就，尤其是国防尖端技术方面取得的成就，不仅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防战略防御能力，而且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邓小平后来说过：“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成就是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排除干扰、共同奋斗的结果。
02打开对外工作新局面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文化大革命”初期，外交工作受到干扰冲击。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形势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0多年的发展，发生了重大变化，新的国际格局初露端倪。这为中国外交战略的转变提供了机遇。经过多方面努力，到70年代初，我国外交工作打开新的局面，迎来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次建交高潮。
局势转变的关键一环，是中国同美国关系的缓和。美国要尽快消除越南战争败局造成的影响并维持它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要应对苏联的挑战，迫切需要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就中国方面来说，要着重应对苏联当时对我国安全所构成的直接和严重的威胁，要解决台湾问题以实现国家统一大业。要恢复和扩大国际交往、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也需要缓和同美国的关系。
1969年，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后表示有意改善中美关系。1971年4月，毛泽东同意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种“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出人意料地促进了中美关系的发展和世界形势的变化。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这一消息震动了世界。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双方经过会谈，于2月28日在上海发表《中美联合公报》，标志着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
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台湾国民党当局的代表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1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五星红旗第一次在联合国升起。这是中国外交战线的一个重大胜利。从此，中国作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组织内为实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维护世界和平、加强各国友好合作、促进人类进步事业作出自己不懈的努力。
中美关系的缓和直接推动了中日关系的改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于1972年9月25日来华访问。中日双方于9月29日签署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声明》。到1973年底，我国已基本上完成同美国以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建交过程，同欧洲共同体也建立了正式关系。中国同这些国家在经济、贸易、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合作都有良好的发展。中国同东欧各国的关系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恢复、改善和发展。
这一时期中国对外工作的另一个显著成就，是发展了同亚非拉许多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形成又一个更大范围的建交高潮。中国先后同40多个亚非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从各个方面坚决支持这些国家捍卫自己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外来侵略和干涉、维护本地区和世界和平的正义斗争。中国真诚维护并努力促进这些国家之间的团结，为打破大国欺侮小国、富国压榨贫国的国际旧秩序，建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而共同奋斗。
还在70年代前期，毛泽东对国际形势逐渐形成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估计。他认为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属于第一世界，苏美以外的西方发达国家和东欧国家属于第二世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属于第三世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思想对指导我国的外交工作，坚持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战争威胁，努力建立和发展同第三世界各国和其他类型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包括同美国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都发挥过重要作用。
70年代上半期是中国外交突破性大发展的时期，到1976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已经有110多个，这包括了当时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我国外交所取得的成就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安全环境，拓展了中国外交活动的舞台，也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创造了有利前提，打下了基础。
03 1975年的全面整顿
1975年初，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支持下，全面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整顿。
根据毛泽东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邓小平明确、坚定地提出要进行整顿的指导思想。他强调：全国各个方面工作都要整顿。工业、农业、商业、财贸、文教、科技、军队都要整顿，核心是党的整顿，关键是领导班子。经过整顿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要搞好安定团结，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要加强党的领导，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他还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观点，要求一定要搞好科学技术工作，等等。
整顿铁路部门是邓小平在经济领域扭转混乱局面的突破口。党中央于1975年3月5日作出决定，着重解决铁路运输问题，并派出工作组，会同有关地方党委，对一些问题严重的路局进行重点整顿。工作组在一些单位撤换一批派性严重、不停捣乱的坏头头，平反错案，坚决调整领导班子，恢复和健全规章制度。铁路的整顿，带动了整个工业首先是钢铁工业的整顿。经过几个月整顿，经济形势日益好转。
这期间，党中央在组织工作中采取一些重要举措，进一步落实干部政策，使被打倒的老干部尽快恢复工作。军队整顿在解决“肿、散、骄、奢、惰”，调整各大单位领导班子，落实干部政策等方面取得很大进展。文艺工作方面重新强调党的“双百”方针，解除对一些优秀作品发表和演出的限制。特别是《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和《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是在工业、科技领域系统地提出纠正“左”倾错误、恢复和确立正确政策的重要文件，在一些问题上很有远见地提出了改革工业、科技工作的重要思想，为后来这两方面的改革作了一定的思想准备。
经过全面整顿，形势明显好转。大部分地区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国民经济迅速回升。1975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和大多数产品产量指标按照“四五”计划基本完成。邓小平后来说：“拨乱反正在一九七五年就开始了。”“说到改革，其实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XXXXXXXXXXXX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
04“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1976年1月8日，全国各族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四人帮”发出种种禁令，竭力阻挠和诬蔑群众性的悼念活动，激起全国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极大愤怒。自3月下旬起，各地群众冲破阻力，举行悼念周恩来的活动，锋芒直指“四人帮”，是全国人民反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集中表现。
1976年9月9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毛泽东逝世。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
在短短九个月的时间里，三位党和国家杰出领导人相继逝世，全党全国人民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也深深思虑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
毛泽东逝世前后，“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活动，许多老一辈革命家深感忧虑。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四人帮”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10月14日，党中央公布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人们奔走相告，兴高采烈。
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我国的社会秩序得以恢复，党和国家的工作开始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文化大革命”是在探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程中遭到的严重挫折。中国共产党依靠自己的力量，最终自己纠正了这一严重错误。历史再一次证明，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共产党有能力靠自己的力量纠正错误，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文化大革命”持续十年，以未曾想见的形式，暴露出当时党和国家在体制、政策、工作等方面存在的严重缺陷。正如邓小平总结1957年以来历史经验时所指出的：“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艰辛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历史时期。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仍取得了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我们党领导人民在旧中国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进行了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热气腾腾的社会主义建设，在不长的时间里，我国社会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独立研制出“两弹一星”，有效维护了国家主权和安全，成为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大国，积累起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我们党努力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逐步形成了一些十分重要的认识：提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和技术革命上来；提出走自己的路，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发展生产力是根本任务；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分两个步骤，进而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分两个阶段；提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要尊重价值法则，大力发展商品生产；提出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等等。这些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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