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草原文明14篇

什么是草原文明14篇什么是草原文明　　含义：农耕文明，是指由农民在长期农业生产中形成的一种适应农业生产、生活需要的国家制度、礼俗制度、文化教育等的文化集合。中国的农耕文明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什么是草原文明14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什么是草原文明

　　含义：农耕文明，是指由农民在长期农业生产中形成的一种适应农业生产、生活需要的国家制度、礼俗制度、文化教育等的文化集合。中国的农耕文明集合了儒家文化，及各类宗教文化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独特文化内容和特征，但主体包括国家管理理念、人际交往理念以及语言，戏剧，民歌，风俗及各类祭祀活动等，是世界上存在最为广泛的文化集成。特点：男耕女织，规模小，分工简单，不用于商品交换。农耕文明，受封建思想束缚，闭关自守。中国古代并没有形成典型的农牧结合的经济结构。农耕文明发展的后期，越来越限制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而相对的海洋文明而讲，就是清代没落的最主要原因。农耕文明是人类史上的第一种文明形态。原始农业和原始畜牧业、古人类的定居生活等的发展，使人类从食物的采集者变为食物的生产者，是第一次生产力的飞跃，人类进入农耕文明。农耕文明地带主要集中在北纬20度到40度之间。这里也是人类早期文明的发源地域。农业文明趋向于安定，因为耕地需要精耕细作，土地是无法移动的。所以从事农业的民族都是保守的，不善于冒险农耕文化的特点：1。人际交际以血缘和地缘、师承为纽带的差序格局2.重经验轻思辨3.安土重迁4.宗法制即天然首长制中原农耕文明的生命力是建立在按季节收获粮食的耕地之上由于气候的相对稳定性其生产也就具有一定的保障这也是造成了农耕文明顽固性的根本原因如何有效的保护生长在耕地里的粮食就是最为重要任务之一了于是在农耕居民眼中一切破坏粮食生产的动植物都是有害的应该全部加以消灭所以农耕文明的居民将危及家畜和人身安全的危险动物也视为必须加以彻底消灭的事物换句话说就是他们安定的生活是以消除一切破坏农耕生活安定因素的动植物为基础的对于中原文明区的人们来说消灭那些虎狼蛇豹之类的危险动物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那些能够杀死这些凶猛动物的人往往被认为是英雄可以认为农耕生产相对于游牧生产它对自然具有更大的破坏潜力和能力对人力的使用和推崇更为强烈农耕文明一直延续到工业革命之前。此间，人们以农业为主，政治体制一般实行君主制或君主专制，社会结构呈现为金字塔形。农耕文明发源于大河流域，它是工业文明的摇篮。农耕文明本质上需要顺天应命，需要守望田园，需要辛勤劳作。它不需要培养侵略和掠夺的战争技艺，而是需要掌握争取丰收的农艺和园艺；它无需培养尔虞我诈的商战技巧，而是企盼风调雨顺，营造人和的环境。尽管农耕文明也不都是田园牧歌，也有争斗和战乱，但较之于游牧文明和工业文明，具有质的不同。农耕相对于游牧的好处就是，能大幅度提高生产力，这样一来，才会有一些吃饱了没事做的人去想吃饱之外的事情。如研发科技，发展文化等等。农耕文明决定了中华文化的特征。中国的文化是有别于欧洲游牧文化的一种文化类型，农业在其中起着决定作用。聚族而居、精耕细作的农业文明孕育了内敛式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农政思想、乡村管理制度等等，与今天提倡的和谐、环保、低碳的理念不谋而合。历史上，游牧式的文明经常因为无法适应环境的变化，以致突然消失。而农耕文明的地域多样性、民族多元性、历史传承性和乡土民间性，不仅赋予中华文化重要特征，也是中华文化之所以绵延不断、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特点：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基本是靠自然环境生存，对自然改善不大。哪里水草肥美，他们就游牧到哪里。游牧民族多数勇猛彪游牧文明的特点在于动。因为变动性大，不利于手写文字的产生，文化的积累便主要依靠口耳相传，无法形成如农耕文明那样发达的社会文化和制度组织，在话语权上始终无法胜过农耕文明，因此留在人们的印象中总是落后和应改造的。游牧文明始终存在着一种活性因素，它遵循着自然规律，热爱自然、感恩自然，拥有与自然相近的豪爽而开放的性格。随着农耕文明的生根和发展越来越严密而消逝时，游牧文明中这种活性因素却始终张扬着，并且和尊重自然，感恩自然的性格结合起来，成为保持草原生态环境平衡的重要文化因素。游牧民族根植于相对隔绝的内陆草原，一代又一代地承载着本民族的文化因子，使游牧文化这个团体不断壮大起来。具体地说，它来源于草原文化这个大环境，诸如草场、牧群、冬夏营地、穹庐毡帐、衣裘饮酪及隆重的那达慕、敖包会、

　　祭典、婚礼和佛事活动等等，铸造了蒙古民族粗犷、开阔、宁静的个性，猛兽、风沙的侵害和逐水草而居的生活，练就了他们的强悍、勇敢、豪放的作风，特别是围绕这一地域的尚武习性，形成了备受北方游牧民族喜爱的赛马、摔跤、射箭等竞技活动，这是草原牧民勇敢、坚毅、好胜性格的真实写照。草原文明与农业文明一样以现代化的视野来看都是一种落后的有待改造的生产方式草原文明比起农业文明来似乎更加落后因为草原文明更加需要自然的因素需要借助动态平衡的生物链来维持草原的持续发展而草原是草原文明的根本依托也就是说草原文明相对于农业文明更少的依赖于人为的能力而现代化所以保护草原首要条件是必须维护好草原环境的动植物生态链。在遭遇到不同观念形态的农耕区人的大规模入侵的情况下，草原注定了要经历一场可怕的灾难和浩劫我国地形复杂，既有峰峦重迭的高山（占33％）也有广大的平原，（12％）和丘陵（10％）。我国的山脉可以分为东西走向及东北西南走向两大类。东西走向的山岭，北部有天山、阴山。中部有昆仑山和秦岭，南方有南岭。这些山地在气侯带方面都是重要的分界线。东部西南走向的华夏式山脉，如东带的长白山脉、闽浙山地、泰山、天目山和戴云山等及对于东南季风的深入内陆起着重要的阻碍作用，所以，这类山脉基本上成为东方润湿气侯和西方干燥气侯的分界线。西带北起大兴安岭，经太行山、长江三山地、贵州高原东缘、向南一直延长到广西的瑶岭，一般海拔在1000—2000米之间。北方山比南方山高一些，它是南方气流伸入内陆的第二阶梯。青藏高原，北有昆仑山，南有喜马拉雅山、西南有帕米尔山山结。它面积大、海拔高，不但阻滞了印度洋暖气流向内陆的伸入而且还可影响到整个东南亚的气侯。喜马拉雅山在雅鲁藏布江拐弯的地方，走向突然改成为南北方向，成为著名的横断山脉，分布在川西、云南一带。有海拔4000—5000米以上的高黎贡山、怒山、大雪山或十二栏杆山与玉龙山、它们是孟加拉湾气流在低空进入我国的重大屏障。我国地形大都是西高东低，只有北疆的准噶尔盆地东高西低。在天山、阿尔泰山之间开了三处巨大的缺口，成为北冰洋气团入镜通道。所以北疆的气侯反倒是西部温润、中部干燥。甘肃祁连山与合黎山之间，成为东南至西北方向的狭山低地，长约1000公里，这条著名“河西走廊”是冬季寒冷气流奔向东南的通道。局部山地气侯特色。山脉，甚至小山都是天气的影响者。山地比地球上任何地方都更能使风、温度、降水和闪电产生重大变化，往往会给山区旅行的人员造成威胁。风，山地的风也是多种多样，通俗地讲可以分为以下几种：上坡风，这里由于山地温差的变化而引起的夜间冷空气向下坡的倾泄和白天宽空气向山上的爬升所致。上坡风大多出现在日出之后15—45分钟内，并在正午或地面受到的太阳能量最强时达到最大风速。一般是，南坡接收到的能量最大，因此上坡风最强。北坡则无上坡风出现。上坡风通常直向山涧和峡谷里钻。当天空要飘动的云团时，太阳光的时隐时现能够像“开关”一样及时地控制上坡风的发生与停息。下坡风，相对较为温和而稳定，多发生在近地表处，在日落之后的15—45分钟内开始起风，一直到次日的日出，从山顶刮向峡谷底部。下沉风，即“冰川风”。它往往出现冰川上，不受昼夜变化的影响，因为冰川的表面温度总是低于其上面的空气所以它总是沿着下坡刮起。但在冰川向斜坡延伸的末端处，也会出现上坡风，这种风的强度往往受冰川范围大小的控制。峡谷风，这是受地形控制的风，也是上坡风与下坡风的混合风，主要出现斜坡表面的有缺口的半封闭式山谷附近。它也受日照温差的控制，即中午多为上谷风，入夜转为下谷风，而且山谷风往往会出现极强阵风的状态。旋风，这也是山区常见的风，每当地貌有显著变化而四周的风很强时，就会产生旋风。在大多数情况下，旋风具有瞬时特征且多形成在北风坡。降水，山区存在着大量的上升气流，它使得空气不断地冷却，所以降水量通常随高度增加。在潮湿的热带地区，山区降水量增加特别显著。山区最常见的是雾，它实际上是接触到地表的云；有时山谷里全天都可能是雾气茫茫的。对山地旅行者最大的威胁是山洪。闪电，登山运动员、徒步旅行者、野营人员特别容易受到山区闪电的袭击。在崎岖

　　的山地地形所产生的上升风使得那里雷暴更加猛烈、更加频繁。温度，温度对于山地旅行者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在山区，温度随高度而降低，这种办法在夏季约为冬季的两倍。山峰上的相对湿度比山谷里高得多，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衣物是不良绝缘体，所以，在冬季要使身体保温、在夏季保持凉爽都是不易的。一般地讲，高度每升高300米，温度平均下降1.2度，这可供山地旅游人员参考。

　　

　　

篇二：什么是草原文明

　　史前草原文明之路

　　在一片广袤的平原上，除了一望无垠的绿色，只有几只不起眼的麻雀、蚱蜢，在这片空旷的草原上游荡。这里的绿色蔓延到四野，无论是天空，还是地面都没有令人称道的动静，寂静似乎是这里的宿命。

　　直到有一天，一群人来到了这片空旷的草原上，在这里的一座小山上建起了自己的房屋。他们将泥土夹在两片木板间夯实，创造了数千年后都在沿用的筑房技术，板筑法。这一座座小屋虽说不上宏伟，但它们却是这片草原上最活跃的点。中央的一座大屋最为精巧，如同中国古钱币的“天圆地方”型地基则是整片聚落最为显眼的地标。在其他小屋的簇拥中，它显得格外高大。这就是这片草原上最早的文明，二道井子聚落文明。

　　同一时期，在中原，王国的脚步已经开始，夏、商、周依次登场。这片草原成为独据一方的方国所在地。当中原开始铸造精美的青铜器时，这里除了武器外，罕有铁制器物，更不用说什么青铜制的尊、豆、鼎了。但是，这里的人们并未因技术上的短板与材料上的短缺而放弃对文明、对美的追求。他们用古老的技艺烧制了众多精美的陶器。红陶的底色上，粉白的颜料精心描摹出同中原青铜器一般的卷云纹，尖端棱角分明，弯曲处却如玉璜，润泽光滑，这是如今藏在二道井子博物馆内的彩纹陶尊。这类陶器的制造者和使用者大概生活在文明的边缘地带，似乎永远不在那些中原王侯将相的

　　眼中。但这些看似卑微的草原居民仍在自己年复一年的平凡生活中，尝试着用原始的技术创造属于自己的文明。

　　草原上的草不断长了又枯，枯了又长。草原上的人们也在不断进步着。到了唐宋盛世，草原民族发展到了他们的第一个顶峰。契丹人，突厥的一支，成为这片草原真正的主人。他们没有精致的武器，没有严格的阵法，却在战争中所向披靡。他们的善战广为人知，但不为人所知的是他们对文明的渴望。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率契丹人中最强的一支，在统一了契丹各部，建立了辽国后，展开了一系列改革。从三省六部制，到他们自己的文字，无一不是成熟文明的体现。他们的文字分表意的大字与表音的小字，都只是借用了汉文的笔划。他们本可以像南方诸族一样彻底接受汉文化，用汉字，习汉语，可他们为了这个草原民族的古老信念，创造自己的文明，而选择了一种看似更难，但却能保留本民族独立性的途径走向文明、走向发达、走向强盛。

　　自元灭金始，大量蒙古牧民取代了曾叱咤风云的契丹人、女真人，并从此成为这里的主人。建国后，这里成立了赤峰市，而蒙古族人民也成为了建设新城市的主要力量。建国初，一个百废待兴的小县城，被这些当年筑过夯土墙、烧过彩陶、骑过战马的草原人，修建成一座不亚于中国其他城市的大城市。抬头看看，低头想想，可以发现许多鲜艳的名字：商业城、步行街、软件园、创业谷……这些名字体现了无人能否定的，草原人对现代文明的强烈追求在城市建设上的伟大成就。

　　在草原上，没有太多人能永远成为历史中的主角，但也几乎没有人，不是自己生活的主宰。草原民族的故事，是文明的故事中重要的篇章。一统天下，征服四海固然是不少政治、军事家的夙愿，但人类最本初的目的，或者说，人类被创造出来的价值，还是对文明的探索与精神的成长。这种探索，这种成长，被草原上平凡的人们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些表现可能很细微：盖好自己的小屋，装饰自己的食器，练好马术，学会一项信息技术。这样的细微之事，构成了人类成长史的一部分。

　　太阳从云中冒出来，照耀着有了文明之光的广阔草原。啊，草原真美，路，真长。

　　

　　

篇三：什么是草原文明

　　中国画清明上河图书法金文篆文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硬笔书法对联编辑音乐中国民族音乐中国戏曲传统民歌编辑舞蹈编辑古代舞蹈周朝雅乐汉朝乐府唐朝乐舞编辑现代舞蹈彩带舞武功扇子舞编辑戏曲京剧评剧越剧粤剧湘剧花鼓戏湖南花鼓戏湖北花鼓戏长沙花鼓戏曲艺相声快板歌仔戏皮影戏布袋戏南曲高甲戏编辑戏曲影视中国电影中国电影史中国电视中国电视史编辑手工艺青铜器漆器陶器瓷器刺绣四大名绣翡翠剪纸印章木刻编辑服饰汉服为中国汉族传统的民族服装各个朝代的汉服都有不同的特征

　　美国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差异

　　中华文化，亦称华夏文化、华夏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明。一般认为，中华文明的直接源头有三个，即黄河文明、长江文明和北方草原文明，中华文明是三种区域文明交流、融合、升华的果实。传统的思想认为，在黄河流域产生的农业文明，受到历史时期自然地理因素的影响，不断向长江流域农业文明过渡、发展。长江流域农业文明是黄河流域农业文明的继承和发展。黄河流域早期农业一般主要是种植粟，长江流域农业主要是种植水稻。北方草原游牧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黄河流域农业文明区域和北方草原游牧文明区域有一过渡地带，这一地带也是历史时期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主要是汉族）相互争夺的主要区域，在这一区域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也不断获得直接的交流、融合。但近代由于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令传统的“长江流域文明是黄河流域文明的继承和发展”的看法受到动摇。中华文明很可能是多源头文明，而非单由黄河流域文明起源。地区文化中国地域辽阔，各地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发展，逐渐带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并且具有中华文化的共性。除了主体民族汉族外，藏族、满族、蒙古族、羌族等少数民族也拥有具有自己特色的地方文化。中华文化主要可分为几个地区：中原、华北和陕西的黄河流域；四川、重庆一带的长江上游；湖南湖北江西一带的长江中游；安徽浙江江苏一带的长江下游；东北地区；内蒙古地区；新疆地区；西藏、青海以及四川西部等地的藏区；华南以及华东以南的越文化地区。黄河文化胡同文化秦陇文化中原文化长江文化楚文化荆楚文化湖湘文化吴文化越文化徽文化赣文化江淮文化巴蜀文化岭南文化闽文化客家文化东北文化傩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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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文化[编辑]诸子百家在春秋战国时代，周朝的封建制度崩溃，诸侯们互相讨伐。中国的知识份子或探讨救世的学问，或发明各种学术以利诸侯争霸。造就了中国思想史上最活跃的年代。那时期产生的各学术，总称为诸子百家。学派人物著作儒家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周敦颐、朱熹、王夫之、陆象山、王阳明《四书》《五经》《十三经》、、法家管仲、子产、韩非、商鞅、李斯、申不害、吴起、李悝《商君书》《韩非子》、墨家墨子、禽滑厘、孟胜、田襄子《墨子》道家老子、庄子、列御寇《道德经》《庄子》、名家又称“刑名家”邓析、惠施、公孙龙《公孙龙子》《邓析子》、阴阳家邹衍《汉书•艺文志》著录“阴阳家二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现代都已失传。农家赵过、氾胜之、崔寔、贾思勰《氾胜之书》《四民月令》《齐民要术》、、纵横家鬼谷子、张仪、苏秦、端木赐《鬼谷子》小说家冯梦龙《梦溪笔谈》《世说新语》、杂家吕不韦《吕氏春秋》《淮南王》《尸子》、、兵家孙子《孙子兵法》[编辑]传统科学数学《周髀算经》（西汉）；《九章算术》（三国时刘徽著）；祖冲之；算盘天文学天象观察记录：发明观测仪器：圭表；浑仪；简仪；高表；仰仪...制定历法(农历)：二十八宿农学《齐民要术》（贾思勰著）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世界观五行学说八卦道[编辑]符号图腾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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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建筑参见中国建筑园林四大名楼寺庙十大名寺宫殿故宫沈阳故宫阿房宫雕刻八大名窟塔万里长城墓葬建筑十三陵秦始皇陵运河京杭运河灵渠鸿沟[编辑]书法与中国画书法和中国画是中国独特的艺术。汉字也是唯一作为美术作品的文字，这包括韩国汉字和日本汉字。中国画清明上河图书法金文—篆文—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硬笔书法对联[编辑]音乐中国民族音乐中国戏曲传统民歌[编辑]舞蹈[编辑]古代舞蹈周朝雅乐大舞小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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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朝乐府唐朝乐舞[编辑]现代舞蹈彩带舞武功莲香扇子舞[编辑]戏曲京剧评剧越剧粤剧湘剧花鼓戏湖南花鼓戏湖北花鼓戏长沙花鼓戏曲艺相声快板歌仔戏皮影戏布袋戏南曲高甲戏[编辑]戏曲影视中国电影中国电影史中国电视中国电视史[编辑]手工艺青铜器漆器陶器瓷器刺绣四大名绣翡翠剪纸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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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子木刻[编辑]服饰汉服为中国汉族传统的民族服装，各个朝代的汉服都有不同的特征。清朝满族统治者入主中原后，要求所有民众必须身穿满族服饰，传统汉服也就此灭亡。近年来开始了一轮复兴汉服的运动，发起者多为崇尚中华文化的年轻人。汉服旗袍马褂唐装参见中国服饰

　　[编辑]饮食请参照中国菜茶艺八大菜系川菜（四川菜）湘菜（湖南菜）粤菜（广东菜）苏菜（江苏菜）鲁菜（山东菜）浙菜（浙江菜）闽菜（福建菜）徽菜（安徽菜）筷子[编辑]教育自从汉朝开始独尊儒术后，中国开始了2000多年的儒学教育。隋朝时确立科举制度，宋朝时开始兴建书院。清朝末年科举制度取消。如今中国大陆主要实行高考制度来选拔学生进入大学。国子监太学科举制私塾书院四大书院翰林院高考[编辑]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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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神话中国寓言中国典故中国小说中国四大古典小说新文化运动中国诗词唐诗宋词元曲现代诗[编辑]体育棋牌中国人在古代发明了中国象棋、围棋和五子棋等重要棋类游戏。武术是中华文化的典型代表。中国也是古代足球的故乡。象棋围棋五子棋武术功夫气功气蹴鞠射箭龙舟[编辑]医学中医学针灸五行中药学麻沸散藏药蒙药云药[编辑]宗教华夏文明的文化逻辑与“天圆地方”说存在密切关系。当然，如果我们认识到井田制度的文化来源——“疆理”农业和“疆理”规划对土地产权初始界定的作用和意义。那么，从“天圆地方”和“疆理”农业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化与文明起源的历史脉络是非常清晰的，而这种文化关系甚至可以追溯到距今8000年左右的河南省贾湖文化时代。所以，井田制度的破解不仅可以解决中国夏、商、周三代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的问题，同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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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进一步认识到[[中国文化与文明的起源问题。文化、政治、经济及其制度安排之间本来就存在整体性的结构关系，只是传统经济学理论没有予以必要的揭示而已。实际上，重商主义并非谁试图摆脱就可以摆脱得了的。制度安排应当是探讨文明的一条重要路径，同时也是讨论一定社会结构经济性质的一种重要方法。宏观价值理论的建立也许有助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并得到比较令人信服的解释，也可以为传统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提供共同的解释基础。——杨学僧道教是中国本土产生的宗教形式，佛教自从东汉时期传入中国后，在不断和中华文化交流中融合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的一部分。儒家不是纯粹的宗教形式，儒家学者关心的是现实世界。儒学佛教道教风水算命“龙”是中华文明的图腾，最早的龙形状出现在是6000年以前。[编辑]文字语言[编辑]文字贝叶经汉字甲骨文钟鼎文[编辑]语言汉语汉语方言官话北方话东北话江淮话中原话西南话湘语老湘语新湘语吴语粤语赣语客家话闽语闽南语台湾话闽北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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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华人社会文化华人的社会关系是一个典型的互惠型的社会关系。通常社会关系的不同是通过类似家庭称呼来表达的。个人与社会的联系被称作“关系”，而这种联系里面的情感被称作“感情”。华人的社会关系通常是通过互相送礼来进行。在华人的社会关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面子的概念和其它一些与东方人的文化有关的概念。例如与佛教有关的概念“缘分”就是其中之一。亦因此影响了华人对事情及人物的观感，往往以利害关系来判断事情好坏。和其他民族、社会习惯于把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比喻大小箱子关系的观点为不同，华人更趋向于把社会关系比喻为“网”。因此，华人评价与他人的社会关系的好坏是亲疏远近而不是里外。在中国大陆经历文化大革命等对文化的破坏后，台湾成为保存中华文化最完好的地方，包括传统的文字、地方戏剧、文物收藏、传统节日等等。

　　[编辑]相关条目中国古代文化中国古代哲学四大文明古国二十四史中国历史中华民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台湾文化中国传统节日社会和经济态度美国的政治传统和美国经济传统息息相关。无论是经济成就或政治的理想运作，各自追求自身的利益被视为会带来个体与团体双方面成就的模式。美国人应该享有多少经济自由，是常见辩论议题之一，而在这方面的不同看法（通常只有微小的差异）是不同政党之间的最大差别。无论如何，美国经济规模是全球最大的，而大部分美国国民生活品质相当高。因为美国是全球最大英语为主要语言的市场，公司可以在全国竞争，也可以享受规模经济的好处，因为扩大产量让单位成本降低，使价格下降，消费者受益。美国的商业文化相当一致，而很多大的商店或连锁店在全国都营业，因此全国商业气氛大同小异。美国人口集中在大城市。这跟一百年前农业为主的的人口结构很不一样。一般来说，美国对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抱持多疑或敌意的看法。但是在新政（NewDeal）之后一些相关的运动，正如劳工运动，已经成为美国传统的重要部份。在20世纪，社会主义对美国的影响比其对欧洲的影响少。麦卡锡时代和冷战则显示了对共产主义的深刻敌意。特别在那个时候，共产主义被视为是反个人主义的、反民主的而且基本上反美国的。这些看法也表示在美国社会政策上（如全民健保的缺乏以及有关政府大小和角色的辩论，特别针对联邦政府应该对个人生活和州立法律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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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有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传统。尽管社会和经济移位是很常见的，大部分美国人民（以及美国领导人）都接受自由市场的景气变化以及其带来的社会变动。因为如此，美国的社会经济体系相当具有弹性，而体系的最终目的是利润。

　　[编辑]食物请参见：美国烹饪美国人所吃的食物很多元化，主要取决於其所居住的地区和其文化背景。有时候会有「美国化」的外国食物出现，如美式中国菜等。最近才移民到美国的人所吃的食物通常与其出生国的食物相似。若一家庭在美国已经几代了，他们平常会吃其祖先国家的菜以及在其居住或长大地区最普遍的食物。地区菜包括新英格兰菜、中西部菜、南方菜，德州-墨西哥菜，以及加州菜。

　　[编辑]体育请参见：美国体育美国三大体育运动是:棒球、美式橄榄球以及篮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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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主义与中国文化——韦伯观点的再评估顾忠华中文摘要「文化」乃是一个相当复杂又模糊的概念，尤其在涉及有关资本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时，十分不容易进行清楚的「历史归责」，这亦是韦伯在他的《儒教与道教》一书中所遭逢的基本问题。本文重新检验韦伯研究中国的宗教与文化时，存在于方法和内容之间的落差，指出韦伯虽然在《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成功地梳理出西方宗教理念转化成「入世禁欲主义」的轨迹，不过，他的中国研究显然缺乏这样的明确对象，更无法区分中国传统世界中「宗教」与「非宗教」的界限，使得他的分析缺乏说服力，亦在后世引起众多争议。但另一方面，韦伯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在有关非西方世界之「现代化」经验的具体分析上，仍是一项宝贵的资源。即以韦伯的中国研究为例，他对中国和欧洲在「国家形成」和「官僚结构」上的比较研究，到今天还是深有启发意义。而他强调欧洲中世纪的城市已存在一批新兴的「市民阶级」，可是中国城市中的市民阶级意识从未发展出来。因此，我们若能掌握住中国士大夫阶层与西方市民阶级的鲜明对比，将有助于我们了解西方资本主义的特色，以及文化对型塑不同类型之「人格理想」的重大影响力。总之，韦伯在他的中国研究中预留了许多空间，并没有绝对化中国文化--无论在传统或现代的情境下--的可能选择与动向，因此我们若能避免过度陷入所谓「西方中心论」的争议，应可进一步挖掘韦伯的中国研究在文化比较及理解人类整体命运上的指引与启发。

　　Abstract"Culture"isquiteacomplexandobscureconcept.EspeciallywhenitcomestotherelationshipbetweencapitalismandChineseculture,itisnoteasytohaveaclear"historicalimputation",whichisalsothebasicproblemMaxWeberencounteredinhisbook"ConfucianismandTaoism".Inthisarticle,IwillreexaminethegapbetweenthemethodandthecontentinMaxWeber`sstudyofChinesereligionandculture.Althoughinhisstudyabout"TheProtestEthicandtheSpiritofCaptialism",MaxWebersuccessfullyfoundoutthetracksoftheideaofwesternreligiontransformingto"inner-worldlyasceticism",itcan`tdistinguishtheboundarybetween"Religion"and"Non-religion"inChinesetraditionalworld,whichmakeshisanalysisunconvincingandcontroversialinthefollowingdiscusion.

　　Ontheotherhand,MaxWeber`sconceptandmethodisstillavaluableresourcetheconcretanalysisoftheexperienceofnon-western"modernization".TakeMaxWeber`sstudyofChinaforexample,hiscomparativestudyofChinesesandEuropean"nationbuilding"and"bureaucraticstructure"hasleftmuchfoodforthoughtsofar.Moreover,hestressedthattherewasarisinggroupof"citizenclass"bourgeoisieintheEuropeancityduringmiddleage.ButinthecityofChina,theconsciousnessofcitizenclasshasneverdeveloped.Therefore,ifwecangrasptheclearcontrastbetweenChineseliteraticlassandwesterncitizenclass,itwilldogoodforustounderstandthefeatureofwesterncapitalism,andthesignificantinfluencethatculturehasonformingdifferenttypesof"idealpersonality".Tosumup,MaxWeberleftmuchroominhisstudies.Hedidn`tpointoutdefinitelythepossiblechoiceandtrend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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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eseculture,nomatterintraditionalormodernsituation.Asaresult,ifweavoidfallingintotheissueso-called"Eurocentrism",wecanfurtherdigouttheinspirationofculturecomparisonandunderstandingthedestinyofhumanbeingsinMaxWeber`sstudyofChina.壹、前言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遭遇到「二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康有为语），为求富国强兵之道，中国精英阶层的注意力起初集中在西方的技文明上，希望「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语）。直至专重船坚炮利的洋务运动遭受挫折后，方才转为朝向政治和经济制度上的变革。这段摸索的过程，今天仍未结束，「中国往何处去？」的大问题始终悬而未决。唯一能肯定的是：在全球化的趋势下，闭关自守的条件不复存在，中国在下一世纪势必面临世界潮流更大的冲击，而中国究竟能够吸纳或创造多少「现代性」质素，是否能成功地响应历史的挑战，再一次成为人们关切的焦点。这样的一种问题意识，于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体制瓦解之后，显然添增了另一层意义。福山所谓的「历史之终结」，意指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透过两套制度理念之间的竞争已然分出胜负，自由民主的价值也得到普遍肯定，接下来人类的冲突不再是发生于理念层次，政治的任务也降低为不断解决技术性问题。福山的理论旋即受到不少批评，政治学者韩廷顿便认为，冷战结束并未带来世界和平，不同文化间的对抗态势反倒升高，尤其中国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对西方价值体系的敌视特别明显：因此「文化冲突」将是未来的重大议题，影响着人类的命运。以上环环相扣的现象，促使我们有必要重新省思中国文化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这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更有着现实的意涵。对此问题，德国社会学大师韦伯曾在他的《儒教与道教》一书中作过深入的考察，他的观点流传甚广，足以代表西方人的想法和态度。本文的目的即是探讨韦伯立论的基础，尝试厘清其贡献与限制，充作检视中国和东亚地区发展验的借镜。我们将先就韦伯研究中国宗教与社会的原始动机，以及其后引发的辩论加以说明，再指出他在比较研究上的偏重点，藉以对他的「中国命题」重新评估。我们发现韦伯最大的弱点，乃在于他未能区隔中国传统社会中「宗教」与「非宗教」领域的界限，从而使得他在论断宗教因素的影响力时，欠缺了足够的说服力。当然，这类问题包含了无数的变项，本文只打算对韦伯的论证逻辑加以解析，并从知识社会学和比较方法的角度给予韦伯式命题适当的定位，有关历史事实的论断，则不在本文的处理范围内，这是事先得声明的。贰、韦伯的中国命题韦伯属于西方学术界中，少数对中国文化感到兴趣，并实际着手研究者之一。西方的中国图像，有其一脉相承的思想传统，从伏尔泰开始，西方人视中国为距离最遥远的古老文明，通常只透过传教士和贸易商人的片断报导来获取信息，并融合种种想象和臆测，将中国塑造成和西方绝然对立的参照体系。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标志着这种思维模式的极致，在他看来，东方是历史的开端，但亦停滞在永恒不变的童稚期，自由的精神无从发展，只有一个人—君主—是自由的，其它人都不自由，而这种世界精神愈往西移愈能获得实现，因此西方才算拥有真正的历史。将中国纳入「东方专制主义」的格局，并以「不变」作为其本质特色，可说皆滥殇于此。马克斯承黑格尔之余绪，不过颠倒了精神和物质的上下结构，遂衍生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他用这个概念来解释中国和俄国长期「停滞」的理由，所描绘的是全然缺乏发展动力的社会形态。事实上，「亚细亚生产方式」和马克斯动态的唯物史观不无自相矛盾之处，却也相当程度地反映了当时西方思想界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十九世纪中叶，伴随着西方帝国主义的节节扩张，使西方人自认为代表着进步的力量，而中国则逐渐沦为落后、僵化与愚昧的同义词。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的文化偏见，在今天看来颇不可取，但它曾经是西方世界观的一个构成部份，韦伯身处于此一知识脉络中，他的中国命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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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亦染上了同样的色彩。和黑格尔与马克思不同的是，韦伯无意去建构一套历史或社会的「发展法则」，他选择中国作为文化比较研究的对象，主要乃是想透比较来更加理解西方本身的独特所在。除了中国之外，他还写下《印度教与佛教》，《古代犹太教》，在他一系列关于〈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的研究计划中，尚包括伊斯兰教和古代基督教的部份，这些后续题材因为他一九二○年的猝逝而未及完成，其世界史的视野却己清楚浮现。虽然韦伯并没有接受过汉学，印度学或希伯莱学的专业训练，但他对于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有高度的自觉，这使他在资料的取舍上较能够保持一定的水准，而他的论述内容也因此脱离了空泛的臆想，得以针对实质的历史纪录进行社会学分析。他特别强调，这些对于非西方宗教的论述并不构成「系统性的宗教『类型学』，也不是纯」粹的历史研究，它们是「以在历史的展现过程中，特具典型重要性的宗教伦理，以这类宗教伦理及与经济的心态形成极大对比的关连等要点为考虑的对象，而置其它方面不谈。（韦伯着，康乐／简惠美译，1989:」87）虽然韦伯花了近十年的心血在上面，不过，比起他一九○四年发表的成名作《基督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来，他于一九一五至一九二○年陆续出版的上述比较研究系列并未得到热烈响应，甚至可以说他的同时代人根本难以理解他的举动。对社会科学界而言，这些探讨非西方历史、文化、宗教、政治和经济的大部头作品，远远超过了本行专业的范围；就汉学界、印度学界来看，韦伯应用的社会科学分途径又过于新奇，和当时仍以强调古典文学训练的这类学科格格不入。在两头落空的情况下，韦伯《儒教与道教》问世后的三、四十年间，几乎没有相称的评论或诠释文章出现。倒是倾向马克斯主义的汉学家维特孚格（K.A.Wittfogel）于三十年代批评道：「韦伯这本书最大的缺点，在于他的非辩证—非马克斯主义方法，因此即使书中充满了精彩的片段，却无法引导出唯物论的历史图像。本书是一堆个别有其价值的历史事实的废墟，没有历史…。但韦伯毕竟是资产阶级史学家中，唯一认真去问『为什么中国不能自力发展出工业资本主义』的学者。他的非马克斯主义方法却阻碍了他对这个正确的核心问题提出充份的解答。（转引自Schmidt-Glintzer,」1991:249）我们稍后再查验韦伯《儒教与道教》书中存在于方法和内容之间的关系，看是否真如维特孚格所说，只有互不连贯的资料的堆积？这里首先要阐明：韦伯何以要去询问：「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这一「核心问题」？这和他的学说思想体系又有何种连系？我们知道，韦伯本人以主张「新教伦理命题」（或称「韦伯命题」）著称，亦即他认为资本主义所以会在欧洲兴起，宗教方面的因素扮演过关键性的角色。他的论据是宗教改革后，信奉新教，尤其是喀尔文教派的信徒，在生活处事态度上和过去的「传统主义」有很大的不同。这些虔诚的新教徒信奉喀尔文所宣扬的「预选说」教义，一心一意想证明自己有资格成为上帝的「选民」，能够得到终极的拯救。为了寻求「救恩的确证」，他们视世俗的职业劳动为一种义务，以工作上的成就来荣耀上帝，并将日常的欲望克制到最低的程度。这种韦伯称作「入世禁欲主义」的生活导引，突破了以往行事散漫、不精确的习气，进而推动了生活领域各方面的「理性化」。韦伯表示：新教徒的工作伦理等于「无意中」创造出强有力的「资本主义精神」，由于有了精神上源源不绝的激活力，资本主义的种种制度逐渐成形，也因为这种机缘，所以才在欧洲诞生了我们见到的「西方现代资本主义」。韦伯的新教伦理命题，不是一开始就被接受，相反地，它引起一场长达数年的论战，有人批评韦伯夸大了宗教的力量，犯了「唯心论」的错误；也有神学家引经据典反驳韦伯，指他以偏概全，误解了宗教教义的内涵。总之，韦伯在论战中虽极力为自己辩护，但到了一九一○年，他觉得多辩无益，遂打算转移他的目标，要用迂回的方式来增强这套命题的说服力。韦伯写作〈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的动机，可说源自于此。《儒教与道教》是他这系列文章的第一篇，所谓的「中国命题」即是佐证他关于新教伦理看法的第一根梁柱。不仅于此，他极欲洗刷「唯心论者」的卷标，在《儒教与道教》中，他尝试分析宗教与经济之间相互的因果关系，也就是不再只偏重宗教的理念因素，还要扩及到政治、经济、社会各层面对型塑宗教特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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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这一想法导致他的中国研究涵盖了制度结构和思想文化的考察结果，大为超过了原先《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题旨范围。虽说韦伯的中国研究己提升至全面性文化比较的层次，但他的核心命题仍是扣紧着他对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一贯观点。他基本上是进入到世界各主要宗教的形态学中，企图掌握宗教所表达的价值体系以及其实际的社会效果。他用「经济伦理」来比喻一种根植于宗教之心理、事实的种种关联中，所引发的「行动的实践激活力」。这当然是着眼于宗教与经济之连系的中介概念，而以新教徒基于宗教信仰导出的经济行为倾向作为参照标准。在韦伯看来，中国的儒家占有延续一两千年的正统地位，对一般人思想行为的影响和基督教、伊斯兰教相比毫不逊色；同时中国在人口增长和贵金属输入等物质条件上和欧洲十六、七世纪时的情形颇为类似，因此他选择由中国入手，探讨这个地方既有一定的有利条件，为什么却迟迟没有朝向资本主义发展？我们可以概括的说，韦伯的中国命题是想指出：只凭借物质上的因素，不足以说明中国未能产生资本主义的理由，唯有加入「儒教」的生活态度这项变量，方得以成功地解释其如此演变的进程。倒过来推论，西方之所以发展出资本主义，也不能单纯归因于人口、贵金属或地理位置的外部条件，而与中国比较之下，宗教伦理才是其间最根本的差异所在，这种精神动力的有无实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们应如何看待韦伯贯穿他中国研究的论证逻辑，是下面接着要讨论的重点。参、韦伯中国研究引发的辩论韦伯在中国命题中引用的论证逻辑，明显指向以勾划出中国的宗教缺乏「入世制欲主义」的质素，来反证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在西方兴起的独特作用。他的文化比较研究亦曾被诠释为「差异的文化社会学」，因为他自己承认是想找出其它文化和西方的「对立点」，由此途径突显西方的特色。就韦伯而言，西方能冲决传统主义的樊篱，大步迈向「现代」，可说是世界史上的一个「异例」，如果新教伦理没有提供了某种「精神杠杆」，很可能历史便不会如此进展。这就像史学家在检讨历史上若干关键的战役或情势般，我们无法重演一遍当时状况，只有藉助「思想实验」并参酌各种征兆，才能推论出不同因素的重要性程度。这种推论的效力，自然不能和自然科学的实验相提并论，但它是人类历史知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增进自我认识的方法之一。这种思想实验以「命题」的形式呈现，意味着它们不是什么「法则」或「定理」，仍须不断加以检验，更有可能时时受到修正。新教伦理命题经过数十年来的反复讨论，至今还有一批批学者以新的诠释观或新的资料来解读其意涵。韦伯的中国命题则随着中国和东亚地区的快速变迁，日渐获得学界的重视，甚至在所谓「儒家伦理和经济发展」命题的接引下，一度颇有「显学」的态势。不过，和新教伦理命题在西方已被普遍肯定所不同的是，中国命题乃因成为箭靶而「显」，流行的是对它的批评，其中又以反驳他对儒家的论点最为猛烈。这涉及到对韦伯中国命题的理解方式，以及论辩本身所反映的时空情境，值得深一层来探究。八十年代开始，东亚「四小龙」（台湾、韩国、新加坡、香港）的经济成长引起世人瞩目，也出现不少各式各样的学理解释。有些学者认为，这些地区可算是「儒家文化圈」，经济上的成就应该和文化因素有正面的相关，尤其儒家的价值观如节俭、勤劳、注重教育、照顾家庭等等美德，都对经济的繁荣有所帮助。综合这些「文化论」的意见，金耀基于是宣称「韦伯错了！，韦伯的中国命题正式遭到东亚地区经验事实的挑」战，儒家伦理不但不是阻碍经济的因素，反而有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金耀基，1983）。一时之间，「儒家伦理」成为交相赞扬的对象，直可媲美新教伦理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贡献。其实严格说来，这种论调并不新鲜，早在六十年代，美国学者贝拉即在其《德川宗教》一书中，将日本成功的现代化归因于日本宗教，建立起找寻新教伦理在非西方地区之「功能对等项」的研究途径（Bellah，1957）。问题是，这类解释模式大都忽略掉「自发」和「二次」现代化过程之间的差别。韦伯的新教伦理命题是回溯到资本主义自发形成的根源，而中国命题则旨在证明中国历史上，并没有由本身内部产生发展的动力。若忽略了韦伯中国命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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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空坐标，想用后来经由外力介入与模仿的「二次现代化经验」来驳斥此一命题，并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因为韦伯当时处理的问题完全不触及其它文化「引进」资本主义的现象，甚且他曾经在不同的地方预言过，认为中国和日本都有能力接受资本主义的制度。过去没自行创造，并不表示后来不能「青出于蓝」，人类整部文化交流史都充满这些事例，韦伯自然不会无知到将他的命题扩张成「儒家伦理将会持续阻碍中国的现代化」。围绕着儒家伦理和经济发展议题所进行的声讨，似乎打错了靶子（顾忠华，1992:133；张维安，1995:99）。另一方面，不可否认地，韦伯对中国文化的评价不只影响西方读者对中国过去传统的印象，也会造成观察中国现代化过程的一些框框。针对这点，我们必须体认到韦伯写作时的环境与今天的世界局势已有巨大的改变，欲超越韦伯的知识界限，或许不是只用模糊的「儒家伦理」概念来解释复杂的经济发展原因，还应该以更客观的态度厘清中国近代以来「连续与不连续」的具体经验，才能够提供一幅较如实的图像，并取代民族情绪的宣泄式批评。以东亚四小龙的情况来说，其与传统中国的「不连续性」可能超过「连续性」，如何仔细爬梳这些地区制度与行为取向上的变迁线索，对于当地社会科学界确实是一项迫切的任务。总之，四小龙的发展经验与韦伯的中国命题只存在着间接的关联，既无法「验证」，亦无从「反驳」此一历史命题。而「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的提法，表面上是在质疑韦伯，实际上却又套用韦伯「新教伦理命题的逻辑，重蹈抽离时空背景，刻意制造「功能对等项」的覆辙，这对了解中国文化中心地区的历史特征，以及发掘韦伯中国研究的参考价值，并没有太大的帮助。不过虽然韦伯未对「现代化问题」提出过任何具体分析，只笼统表示：「对于现代文化领域里，在技术上与经济上皆已获得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中国人大概相当有（可能比日本人更有）加以同化的能力。这显然不是中国人是否『没有自然秉赋』以适合资本主义要求的问题。（韦伯着，简惠美译，1989:31）」，但面对中国大陆正重新点燃的庞大经济动力，我们仍须探问能否自韦伯的中国研究中提炼一些有用的观点，来导引我们观察传统如何与现代接榫的复杂现象。下面我们便进入韦伯实质历史研究部份，尝试从两个角度来重新诠释中国命题：第一个角度是回到中国命题的原始意义，看韦伯以中国为对照点，究竟充实了那些他对资本主义于西方兴起过程的解释？第二个角度再以我们自己的价值关联为主体，检视中国命题的方法和内容，评估其对现实处境有所启发的可能性何在」？肆、中国与西方—比较的成果我们首先关切的是，韦伯继新教伦理研究之后，投掷大量精力于文化比较上，他既然认为比较的目的乃在于超越只就西方己身文化论证的局限，同时透过对比以求取对西方发展之「独特性」的更深认识。我们不妨假定他在中国研究中实现了上述的目的。那么，他是在那些方面获致了认知成果呢？从《儒教与道教》的论述里，我们可以归纳出三个主要的对照层次，即制度结构的层次、社会阶层的层次以及宗教心态的层次。若响应前面提到维特孚格对韦伯的批评，应该指出，韦伯在这三个层次之间不是没有连系起彼此辨证的关系，他与马克斯主义者不同的地方，是在历史解释中从未赋予经济因素单独的「决定权」，经济的制度与行动，在韦伯来看，始终脱离不了和政治、宗教等其它价值领域的互赖。甚至他还相信，就人类经济史的进展而言，对于「经济传统主义」的逐步克服，有赖于许多非经济因素共同发挥作用，其中包括：「力求获得神圣财的魔术要素及宗教要素，力求权力的政治要素，以及力求荣誉的身份阶级上之利益等等。（韦」伯着，郑太朴译，1977:20）。基于这种看法，传统社会中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阻碍也不是光靠「营利欲」即可突破，毋宁要问：「在何种情形下能将营利冲动加以合法化或合理地（控制），而创造出资本主义企业性质之合理制度呢？」（韦伯着，郑太朴译，1977:372）。在中国研究的三个分析层次上，韦伯考察的即是以这些非经济因素为主，相对地纯粹经济史的资料反倒只具有次要的地位。中国的例子，提供给韦伯综合整理在西方促进资本主义产生的各种相关势力，循着他所设定的对照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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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西方特有的条件再一次清楚呈现，不仅补充了他以往较少着墨的制度面向，并且勾划出新教伦理所能同资本主义精神建立起「选择性亲近」的结构性格局。更进一步说，当韦伯梭巡中国历史文化的整体组合时，他不啻对所有西方的可比较状况重行反省一遍，给予它们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扮演过的角色较妥当的定位。我们接着便以「国家结构」(Staats-struktur)和「市民阶层」(Buergertum)这两个重点来点出韦伯从事比较研究的得益之处。韦伯在《新教伦理》的论文中，并没有充份讨论「国家」的议题，一来是他专注于宗教的影响，二来则因为欧洲在十六世纪仍处在封建时期，民族国家和绝对王权正在酝酿，宗教不只独立于政治权力范围之外，甚至还具有「优位性」，足以型塑日后现代国家的模式（如「民主」制度和专业行政官僚体系）。由宗教伦理引燃的「资本主义精神」因此类似一项「自变量」，其在历史变迁中的主动地位不容抹煞。但是，韦伯发现中国的情境完全不同，中国在公元前二世纪以来，便已创建出统一的帝国，并成功地阻止「再封建化」的种种尝试。中国的中央集权政府及其家产制官僚组织早就具备了「巨灵」的性质，即使疏放式和行政管理无沟有效贯彻至村落自治体，却对全国性的政治及经济生活掌握着基本控制权。在此一支配格局下，任何自主的社会势力不易真正立足，是显而易见的道理。韦伯于《儒教与道教》前半部对中国传统货币制度、城市及行会等「对照点」的考察，令他引出的初步结论是：「再一次，我们又回到老问题：从纯粹的经济角度而言，一个真正市民的、工业的资本主义，是有可能从我们上面提到的小资本主义之萌芽里发展出来的。一连串的理由—大多与国家的结构有关—可以让我们明了资本主义之所以没能发展出来的这个事实。（韦伯着，简惠美译，页164）」。投射回到欧洲，韦伯这时给予近代欧洲「缺乏」一个和平化统一帝国的外在条件高度的评价，他毫不犹豫地表示这是一个「不凡的例外」，因为帝国的俸禄阶层会阻挠刺激经济进步的必要竞争，并「窒息了行政运作、财政管理与经济政策的理性化」（同上，页125）中国的历史既定状况先在这点上，便和欧洲有「不。可共量」的差异，这里「没有数个互相竞争的独立国家随时准备应战之情况下的武装和平，因此，在战时公债与国家补给—为了战争的目的形势下发展的资本主义现象，并没有出现。（同上，页168）同时，帝」国统一之后，为了谋求资本的政治性竞争便消失了。中国也没有海外的殖民关系，这也阻碍了西方古代、中世纪与近代所共有的那些（海外殖民）资本主义类型的发展。（同上）我们可以说，韦伯透过比较不只」是中国与欧洲历史的对比，而且还有中国春秋战国时代与后来统一帝国时期的对比—将「国家结构」的因素放进了因果链锁中，多少补充了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史中重要的一环，也让导致发展的「前提」更为周延。另一方面，从国家结构的中西差异里，韦伯注意到西方在迈进「现代」之际，还有一些「独立且强大的力量」不能不纳入考虑。这些力量包括与诸侯的利益相结合，以「破除传统的束缚；或者，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这些力量可以用他们自己的武力来摆脱家产制权力的束缚。决定西方之命运的五大革命正是如此：十二世纪与十三世纪的意大利革命、十六世纪的尼德兰革命、十七世纪的英国革命、十八世纪的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我们要问，中国为什么没有类似的力量存在」（同上，页125）在提出此问题后，韦伯接着不是直接回答，而是迂回地讨论中国的行政与农业制度（第三章），自治、法律与资本主义（第四章），乃至进入第二篇的士大夫阶层（第五章）。事实上，仔细阅读韦伯的论述，这三章正是围绕着中国传统社会的各个阶层，刻划农人、商人与士大夫三个主要群体的生活形态，其最终目的仍扣紧了上面的问题，并具体化为「西方中世纪那种封建的中介阶层，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实际上，却不存在。直到近代，在欧洲的影响下，才产生了典型西方形式的资本主义依存关系，为何如此？」（同上，页147）所谓「中世纪封建的中介阶层」，其实便是「市民资产阶级」的同义词，在这里，韦伯对比了中国和欧洲另一个结构性的歧点，亦即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承载阶层」不是没有，但从未成为主导的力量，自然也无法经由内发的途径发展出资本主义。相对地，欧洲中世纪的城市已存在一批新兴市民阶层，他们在宗教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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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其后的政治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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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四：什么是草原文明

　　中华文明

　　一、概括中华文明，亦称华夏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明。一般认为，中华文明的直接源头有三个，即黄河文明、长江文明和北方草原文明，中华文明是三种区域文明交流、融合、升华的灿烂果实。在黄河流域产生的农业文明，受到历史时期自然地理因素的影响，不断向长江流域农业文明过渡、发展。长江流域农业文明是黄河流域农业文明的继承和发展。黄河流域早期农业一般主要是种植粟，长江流域农业主要是种植水稻。北方草原游牧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黄河流域农业文明区域和北方草原游牧文明区域有一过渡地带，这一地带也是历史时期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主要是汉族）相互争夺的主要区域，在这一区域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也不断获得直接的交流、融合。二、中华文明起源（一）关于中国人及其文化的来源，长期存在外来说和本土说、一元论与多元论的争辩。以往由于受到当时政治背景和流行学说的局限，科学发现也不充分，因而很难得有说服力的认识。如关于中华文明的种种西方起源说，就带有明显的虚构、编撰和假想成分。而且，从18世纪法国人约瑟夫•德•古尼(甚至更早的17世纪)开始，止于20世纪初叶的安特生之前，所有西来说的立论都是站在西方文化中心论的立场之上(包括古埃及文明中心说和西亚古文明中心说等)。考古学发展起来以后，有的研究也不免有种种偏见和浅见。当前，中国境内古人类学的材料已相当丰富和系统，旧、新石器时代(特别是万年以来)的考古发现在中华大地上已是「遍地开花」。这些系统而又丰富的发现，文化性质明确，内涵清楚，相互关系也易于得到证明，用来与中国文献记述的远古神话传说互相印证，已经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起源具有鲜明的本土特点和多元特点，以及新石器时代以来由多元向一体发展的特点。传统史观认为，中华民族是从黄河中下游最先发端，而后扩散到边疆各地，于是有了边裔民族。司马迁综合春秋、战国诸说，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这样表述：由于共工、欢兜、三苗、鲧有罪，「于是舜归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欢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这种史观影响甚大，直至近现代也还有一些学者相信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中下游。过去史家总是用「礼失求诸野」的观点来推测区域间文化发展变化的关系，把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当作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心。这就是本土起源说中的一元说。一元说的论点已被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所推倒，中华文明不是从黄河中下游单源扩散至四方，而是呈现多元区域性不平衡发展，又互相渗透，反覆汇聚与辐射，最终形成为中华文明。（二）1.黄河中下游东西相对的两个文化区黄河中游区，以渭、汾、洛诸黄河支流汇集的中原为中心，北达河套及长城沿线，南接鄂西北，东至豫东，西抵黄河上游甘青接壤地带。南头庄文化以下，有磁山(公元前6100─6100年)──裴李岗文化(前6200─前5500年)、大地湾(下层)文化(前5900─5300年)，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前5000─前3000年)，中原诸龙山文化(前2900─前2000年)继之。与这一区域相对应的为炎帝和黄帝两大部落集团，从中可以追溯氐羌与华夏起源，并且大致可以肯定继中原龙山文化发展的是夏文化(晋南、豫西、豫中)、先商文化(豫北、冀南)和先周文化(关中)。炎黄集团起源之地比较接近，无论从文化还是从地理的因素分析，这两大集团都是有共同起源和共同文化特点的亲缘集团。炎、黄同出少典──有峤氏部落，后世成为异姓的相互通婚的不同氏族与部落。在黄帝集团的发展中，陕北是极为重要的地区。相传，黄帝死后葬于桥山。黄帝并非具体历史人物的私名，其陵园所在就表明了陕北在黄帝集团发展中的重要性。黄帝集团另一个最重要的活动地区是燕山地区。该集团从陕北向燕山地区迁徙的证据已得到了考古学的印证。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自渭水下游越过黄河后，沿汾河和桑乾河北上，与燕山以北红山文化在桑乾河及汾河发源的河北张家口地区交汇在一起。两种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促进了文明曙光的出现。《国语•晋语》说，黄帝有25子，因母不同而别为12姓(实则是11姓)。这11姓显然不一定出于同一来源，而是不断融合的结果。故传说中的黄帝谱系有不同的称号，如「轩辕氏」、「有熊氏」等，说明这些后加入的群体还有自己的图腾，但均奉黄帝为共同祖神和天神。「黄帝」既是该集团共同奉祀的天帝，也是该集团大酋长所共享的名号。炎帝又称赤帝，是炎帝部落集团共同奉祀的天帝，也是该集团大酋长袭用的称号。相传，前后承袭炎帝名号者凡8氏，共530年，最后一位为榆罔氏。炎帝集团起源之区当为陕西境内渭水上游和秦岭以南汉水上源一带。其后不断迁移。炎帝的后裔有姜姓诸夏及姜姓之戎，还包括氐羌。后发展为共工、四岳和氐羌三大支系。共工一分为二，即共工和鲧(缓读)，说明炎帝集团又有进一步的分化。共工发展于今豫东及冀南地区，徐旭生具体指出其为辉县境内，范围显然过于偏小。鲧兴于崇山(今嵩山)，发达于豫晋接壤地区。故此，鲧被认为是黄帝集团的一支系。四岳，或写作西岳，又作太岳。其后裔有申、吕、齐、许等国。申在今河南南阳；吕原在陕西，后迁南阳；齐在山东；许即今河南

　　许昌；炎帝都陈(今河南淮阳)。大约四岳一支是炎帝的主流。氐羌则比较复杂，一直处于西北农牧交错地带。传说中，共工与鲧治水失败后，被天帝殛死，鲧化为黄熊或黄龙；共工化为赤熊。这与黄帝集团以猛兽为图腾有相通之处。可见，炎黄两大集团分布的地区内，不仅新石器时代文化系列相同，文化特点亦有相当的相似处，差别只是地方类型和文化中心的差异。神话传说上的共同性更加说明两大部落集团的文化渊源相通。今黄河下游，以泰山为中心，南至淮，东至海，北至无棣，实际是先秦时期济水及海岱地区。其文化渊源和承袭关系比较清楚，发展序列完整。后李文化(前6300─前5600年)〈24〉，青莲岗•北辛文化(前5600─前4300年)，大汶口文化(前4300─前2500年)，龙山文化(前2500─前2000年)和岳石文化(前1900─前1500年)，诸文化前后互继。海岱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与神话传说的太昊、少昊部落集团相对应，其中一部分与炎黄集团融合，成为夏人、商人的来源之一，大部分则为夏商周时期的东夷先民。整体上，海岱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应是三代时的东夷文化。太昊，分布偏北，时代稍早于少昊，它是东方的帝，又是风姓的祖神。少昊分布与太昊交错重合而稍偏南，以鸟为图腾，《左传》昭公十五年列举有15个以鸟为氏的部落或氏族。传说中，少昊的后裔有后益、陶、蚩尤和羿等，今莒县是其核心区。2.长江中下游东西相对的两个文化区随着长江中下游考古发现的增多，我们对于这一地区的考古文化面貌和结构关系有了更清楚的认识。长江中游，以江汉平原为中心，南包括洞庭湖，西尽三峡、川东(今渝东)，北达豫南与黄河中游的考古学文化相同分布，是一个自成体系的考古学文化区。关于长江流域(特别是长江中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以来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关系，由于两湖和四川、重庆等考古工作者的工作，也由于三峡库区1995年以来的抢救性发掘，有了更新的认识。如青年学者孟华平写的《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的结构》一书，对中游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作了很好的归纳，也落实了我原来的一些设想：时代越晚，考古学文化的分布范围越广，其文化内涵的包容性也因之越丰富。他说：「长江中游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主要表现为以二元为主体的谱系结构……，即以两湖平原西南侧为中心的南方系统和以汉水东侧为中心的北方系统的谱系结构。南方系统分为南北两支，南支由彭头文化、皂市下层文化和汤家岗文化构成，北支由城背溪文化和大溪文化构成，他们的绝对年代约在距今8500─5100年之间。北方系统的考古学文化由边畈文化、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构成，他们的绝对年代约在距今6900─4200年之间。在发展的构成中，南北两系统的考古学文化有着不同程度的交往和影响。约在距今5100年前后，这种以二元为主体的谱系结构被打破，即北方系统的油子岭文化逐步向西南扩展，到屈家岭文化时期基本取代了南方系统，实现了空前的统一和繁荣。尽管如此，南方系统的文化出土仍有部分保留，成为北方系统的不同地方类型。石家河文化之后，来自中原的考古学文化逐渐向长江中游地区渗透，形成了后石家河文化，从根本上改变了长江中游地区的传统文化谱系结构，向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进程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传说中，这个区域有三苗集团。按照《国语•楚语》下及高诱注，三苗是九黎的后裔。九黎的分布，文献记载不明。三苗则战国初吴起指出其地望：「昔者三苗所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战(国策•魏策》)。《史记•五帝本纪》载：「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徐旭生和钱穆均作过考证，所说即鄱阳湖、洞庭湖一带。俞伟超首先从考古学的角度把三苗与长江中游的史前文化联系起来，认为长江中游「以屈家岭文化为中心的原始文化」属于三苗文化遗存。屈家岭文化最盛时「向北影响丹江和汉水中游，直抵伏牛山麓，使得那里的原始文化从以原始因素为主，转化为以屈家岭因素为主。在洞庭、鄱阳两湖间江西修水一带的南部类型，因自身序列不清，不知始于何时，但至迟到屈家岭阶段，长江中游的原始文化因素已达到那里，并同岭南的石峡文化结合在一起。在前3000纪中叶以后，这个文化系统发达到新阶段，文化面貌发生急速变化，可能进入铜石并用时期，并同黄河中下游龙山文化阶段诸文化发生更多的接触。」考古学文化的这种发展与三苗集团的范围与势力消长大致吻合。从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的谱系分析来看，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有明确的北方因素，故有学者把它们当作「北方系统的考古学文化」。越来越多的证据说明它们的起源与面向海洋的「鼎文化」传统有内在的联系。如，石家河文化中的陶规受泰沂地区的文化传统的影响。石家河文化的玉器也有明显的大汶口──龙山文化风格(如玉凤等)。综上，长江中游地区，屈家岭文化时期大致出现了「一统」的局面，相对稳定一段时间后进入石家河文化时期，此时整个长江中游的文化面貌有较大的变化。「后石家河文化」与石家河文化之间已经发生文化的断裂现象，似乎说明了尧舜禹时期中原对「三苗」的征伐。另外，有学者指出，黄帝集团在较早的时期有一支发展到长江中游的宜昌地区，与西陵峡一带的土著通婚，衍生出「昌意族」，并从考古学上予以证明，即「仰韶文化南下对大溪文化中心区的影响，也许就有着黄帝与嫘祖传说的历史背景」。长江以北地区，无论大溪文化，还是油子岭文化都明显可见仰韶文化(半坡文化和庙底沟文化)的影响因素，而且呈由北向南逐渐减弱之势，至江南则基本不见其踪迹了。长江下游，以太湖平原为中心，南到杭州湾地区，北以宁镇地区为中心(包括苏皖接壤地区)，是自有渊源、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完整的文化区系。自河姆渡文化(前5000─前3400年)──马家文化(前5000─前4000年)以下，有松泽文化(前4000─前3200年)、良渚文化(前3200─前2200年)。这个地区分为三个明显的中心，即杭州湾宁绍地区，太湖周围和苏杭地区，以及以南京为中心的苏皖接壤地区。其文化面貌有自己特点，如稻作农业、干阑式建筑等。特别是，良渚文化出现的成套的礼玉、高坛建筑土筑(「金字塔」)和规划严整的聚落等等，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内容，说明其开始进入等级礼制社会。令人惊讶的是，良渚文化的发展突然中断。其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与后来的青铜文化看不出直接的联系。良渚文化明显地影响到南北各地。鲁南──苏北一带的大汶口──龙山文化就包含有颇多的良渚文化因素，反

　　过来，良渚文化也受到了大汶口──龙山文化的影响，两种文化的陶器和石器常有互借现象。近年来，关于良渚玉器符号和大汶口文化符号的探讨，已表明了两种文化区系间的密切往来。发掘不久的江苏新沂花厅遗址，就是两大集团文化相碰撞的最好证明。在这处属于大汶口文化的遗址中，所出土的玉器基本是良渚文化的风格。严文明认这是两种文化「冲击」与「碰撞」的结果。良渚文化的重要性，考古学和历史学家都已作了充分的估计，或称其达到「酋帮制」阶段，或认为处于「军事民主制古国」时期。我们清楚地知道，良渚文化的诸多因素为夏商周所吸纳，如礼玉制度，鼎的使用，甚至商周时期的「饕餮纹」也是直接来自良渚玉器上的纹饰。但是，整个三代，长江下游的文化和文明发展都表现出中断和回归的特点，直到春秋中晚叶才重新起步，兴起了吴越文明。也许，正因此之故，在先秦文献及汉晋以来流传的神话传说中，不见远古时期客观存在于这一带的部落与部落集团。相当时期内，对其认识一直是一片空白。如，前举蒙文通的「三系说」和徐旭生的「三集团说」都将长江下游视作洪荒无人的空白之区。3.燕辽文化区及黄河上游文化区燕辽文化区，相当于苏秉琦所说「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文化区。包括辽东、辽西和燕山南北地带的新石器文化。辽西，进入1980年代以来有一系列的重大考古发现，凸显了辽西作为文明起源中心的地位。特别是围绕「坛──庙──冢」及「古文化──古城──古国」的讨论，将牛河梁、红山咀等的重要发现提高到文明起源的认识水平，进而中华文明的北方源头已见端倪。不久，又发现更早的查海文化和兴隆洼文化。查海遗址位于辽宁阜新，兴隆洼遗址位于内蒙古敖汉旗。两种文化的最早年代均超过前6000年〈40〉。查海出土十数件真玉制品，包括工具和装饰品，还发现了最早的龙纹图像，被誉为「中华第一村」。兴隆洼遗址是目前中国北方已知年代最早的环壕聚落遗址，已发掘的房屋有120多座，排列有序，居于中心的房子面积达140平方米，可知当时的社会结构组织已相当系统和发达。兴隆洼文化的发现，揭开了北方新石器考古研究的新篇章。查海文化和兴隆洼文化的玉器是已知最早的中国玉器作品。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还有赵家沟文化(距今7200─6800年)。继之为红山文化(距今6000─5500年)和富河文化(距今约5200年)。前述之牛河梁和红山咀均为红山文化，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辽东及旅大地区，为新乐文化(距今7300─6800年)和小珠山(下层)文化(距今6500─4500年)。小珠山为代表的辽东半岛的新石器文化，明显受到了大汶口──龙山文化的影响。山东长岛大汶口文化遗址的系统发掘，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之间文化联系的密切性。新乐文化基本是一支独立的文化系统，与红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都有一定的关系，如彩陶和「之」字纹的普遍使用等。由上可知，该区的考古学文化系统比较完整，且自成体系。文化面貌也有自己的特点，如常见细石器，石砌建筑和陶塑像发达，玉器自成系统，等等。这些内涵，都昭示了这是一个独立的古文化区。黄河上游，指陇山以西的甘青地区，分布着马家文化(距今5200─4000年)和齐家文化(距今约4000年)。这已进入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大体与中原的龙山文化相当，即所谓的「龙山时代」时期。新石器时代中期，一般认为这里是仰韶文化的分布范围。再向上因材料有限，则无法追溯。黄河上游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是一种旱地农业文化，直至青铜时代早期。但狩猎和畜牧业则一直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其继承发展的是游牧文化。人们通常不把甘青区划为一个独立的区系，除了囿于材料外，主要没有同时考虑生计类型的文化要素。这一带昆仑神话一直占有重要地位。4.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心的华南文化区华南地区，包括今天的两广、闽台和江西等省在内，多为山地和丘陵地带。由于地处东南沿海，是降雨充沛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万年以来，这里已经进入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文化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的文化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遗址多分布于洞穴，贝丘或台地。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共存，骨角器、蚌器较为发达，陶器粗糙。采集渔猎经济仍占主要地位。重要的遗址，如江西仙人洞、广西的豹子头、广东的西樵山遗址等，均在距今8000年以上。仙人洞文化，距今约1万年。新石器时期中期，只有台湾的大盆坑文化，距今约6400年。新石器时代晚期，已有发达的农业，江西修水山背和广东石峡文化都发现了稻谷遗存。陶器也更为精致，更晚的时候还出现了硬陶。石峡文化距今5000─4000年，山背文化距今4800年。在福建有昙石山文化(距今4000─3500年)，台湾有凤头鼻文化(距今4500─3500年)、圆山文化(距今4000─3500年)和卑南文化(距今3000─2000年)等。台湾海峡两岸，是一个考古学文化系统。这些分布于江西、两广和闽台的考古学文化既有地域差别，又有颇多的共性。如，石峡文化与长江中游的考古学文化有相互影响的关系，而石峡文化的玉器又受到良渚文化的影响(如良渚式玉琮)。对于广泛分布于华南地区的几何纹陶和有段石锛、双肩石斧为代表的文化遗存，曾命名为「几何印纹陶文化」，实际这在年代是有问题的。「几何印纹陶文化」始自新石器，兴盛于商周时期。由于云贵高原所知的新石器文化遗存仍然较少，认识也还有限。俞伟超认为，四川盆地的青铜文化一部分就来源于云贵高原的文化(另一部分来自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文化基本未见，晚期以云南的白羊村文化为代表(距今约4200年)。在洱海、滇池地区的这些遗存，表明这里是稻作农业的文化。在西藏昌都，发现了卡若文化，距今5300─4000年，除了旧石器外，磨制石器和陶器共存，是一种以粟为主要经济的农业文化。古史记载，这里是远古时期的荒蛮之野。百越诸民族系统当起源于岭南及东南沿海远古文化基础之上。5.北方游牧与渔猎文化区考古学文化的区系划分，通常将兴隆洼──红山文化划入北方新石器文化区，而将黄河上游划入西部文化区。从域和文化的角度分析，这样的划分是有充分依据的。考虑到经济文化类型的因素，我们将上述二区分为燕辽文化区和甘青文化区。包括河套和长城沿线地区，后来相当时期，都是游牧民族的舞台，农牧业交替发展，构成「华夏文化」

　　的边缘。东北北部、蒙古高原、阿拉善平原和塔里木盆地东缘等地区，普遍分布着以细石器为代表的考古遗存，陶器和磨制石器始终没有得到发展。在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农业已经相当发达时，这里仍是以采集、狩猎为主的经济形态。关于中国细石器文化的分布及特点，贾兰坡先生已作过精彩的分析，无需重复。至少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末叶，华北地区已出现了典型的细石器。中石器时代的遗址，如山东沂源凤凰岭、河南许昌灵井、陕西的沙苑、内蒙古的扎赉诺尔等，细石器的传统都比较发达。随着农业的发展，黄河流域的细石器消失了，仅在红山文化及长城沿线有所保留。在北方和西部草原地区，细石器普遍延续到金属使用以后，说明细石器在游牧区和渔猎区盛行的时间较长，且于华北地区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在蒙古草原和新疆等地，由于细石器的遗存多暴露于沙丘之下，断代相当困难。这里仅以黑龙江为例，将东北北部的考古学文化作一介绍。据《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的归纳，这里的新石器文化可分西部铜钵好赉文化、中部昂昂溪文化和东部新开流文化。其中新开流文化距今6000年，是典型以渔猎为主的文化，有磨制石器、篦纹陶和细石器共存。昂昂溪文化的农业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而铜钵好赉文化则是以狩猎为主的遗存。关于这些更为边远地区的文化(相对于中原中心)，倘若不是藉助于考古发现，毋宁说我们根本就没甚么系统的认识。在古史传说体系里，也难以落实。（三）讨论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还有必要分析一下经济类型,中华各民族的发展，呈现出东西两大部和南北三带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总特点。这东西两大部和南北三带民族统一的过程，也就是统一多民族中国形成的过程。所谓东西两大部，是指面向海洋湿润东南部农业区和背靠欧亚大陆的广大干旱牧区，在牧区中有小块河谷与绿洲农业的西北部。所谓三带，就是秦岭─淮河一线以南的水田农业带，此线以北至秦长城以南的旱地农业带，和秦长城以北的游牧带(包括渔猎和畜牧)。这三个经济带，也是中华文化与民族起源与发展地域空间。公元前3000─前2000年间，是中华文化由多元向一体融合的最关键时期。我们将这一时期，笼统地称为「前王朝古国文化时期」。由于农业和其它生产技术的进步，社会财富的积累空前迅速。从考古发现看，这一时期，是一个经济文化发展迅速的时代，同时也是社会结构深刻变革的时代。首先，贫富分化、社会分层加剧，于是，出现了凌驾于部落成员之上的贵族(常为军事首脑)。战争与土地兼并成为国家孕育的酵母，一方面造就了最早的国家管理者，另一方面造就了国家机器本身。原有各部落与部落集团逐渐打破部落与地域的界限，因之，考古学上所见到的现象是：文化上呈现出强烈的统一趋势。具体而言，起源于以泰山为中心的海岱文化逐步统一了黄河流域、长江中下游和燕山南北地区，形成了山东龙山文化、良渚文化(后期)、红山文化(后期)，使上述各区系的文化特征都有了「龙山文化」的面貌。虽然仍有地区性特点和差异，但统一的趋势已经完全显露出来。故，考古学者将这一时期概括为龙山文化形成期，也有学者直接称为「龙山时代」。神话传说中，黄帝战胜炎帝、两昊蚩尤，尧舜禹战胜三苗等惊天动地的战争，就反映了当时部落集团间的兼并事实。中华大地上，由多区域文化并行发展的新石器文化，在此一时期被反覆碰撞、融汇与吸收、涵化，加速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夏王朝的最后形成。所以，中华文化是多元起源，而中华文明却是在中原最早出现。最近几十年的考古新发现，使我们对中华文明最终形成的过程有了清晰的认识。考古学昭示，在青铜起源与文明初曙时期，燕山南北、黄河上游、长江中、下游本来是与中原齐头并进，有的甚至走在中原的前面。正是在这些四面八方的先进文化汇聚于中原、各部落集团融合的基础上，才形成了夏人、商人、周人，先后建立了夏、商、周三个王朝，复经春秋战国的民族大迁徙与大融合，形成了稳定发展的华夏民族。华夏民族在中华民族中首先形成，是以炎黄部落集团融合为核心，不断融合两昊、三苗及其它各部落集团的一部分，吸收四方先进文化大融合的结果。从华夏各部分来源来看，与四方各民族都有共同的渊源联系。四方各部落与部落集团，都有一部分分化出来，进入华夏形成的过程，大部分仍沿固有文化传统继续发展。当然，在其发展过程中，也不断吸收邻近各部落与部落集团的文化与成分，发展形成为边疆各民族。同时，华夏民族在形成发展过程中，也不断有一部分分化出来迁徙到边疆，融于当地各族之中，成为当地民族的一部分来源。中华各民族形成发展的这种一方面是融合，另一方面是分化的特点，一直可追溯到起源时代。这一特点，对中华民族后世历史的发展影响至为深刻，此所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缘故。（四）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分为四个大的历史时期(或阶段)，即起源时期、元典时期、发达时期和近现代时期。起源时期，从中华大地上有人生活算起，重点是万年以来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所孕育而成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的「原质性」于此已经显露出来。元典时期，即夏商周以来的文化。此一时期，约当于西方的希腊、罗马时期。此一时期是中华文化主体巩固与进一步发展的时期，至秦汉时期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帝国。发达时期，主要是指隋唐以后，此时期，中西文化的交流进一步广泛开展起来。近现代时期，则是指自19世纪以来的现代中国时期。我们的研究侧重主要在元典文化时期及其以前，同时也注意到现代以来的文化嬗变。中华文化的起源与形成主要是在元典文化时期以前。中华文化的特质于此时期内明显地表现出来。中华文化的起源与形成基本上是自成体系的，它有一个「自组织」的系统，其文化的进程与西方是完全不同的。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了这种差异，并加以总结。如，张光直等说中国文化属于连续的，而以欧洲为代表的文化则是断裂的，一种文化、思想乃至制度取代另外的文化、思想及制度。我们认为，中华文化是属于「交融型」或称「和合型」，是连续的。我

　　们将中华文化的这个特质称为中华文化的「原质」。正是中华文化的这种原质，才会有神话的融合与归纳。「古史辨派」的「层累说」，基本上是对的，说明多元融合的事实，即多元的祖先融合为一体。各部落集团融合后打乱了原有的神话系统，将祖先神进行了「归纳」。当然，「古史辨」的疑古，已为上述考古材料充分证明，是必须加以修正的。也由于中华文化的这种特质，所以它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大一统」思想的主导地位。在中国，从历史到今天，讲大一统是民族大义。从文献看，至迟战国时期，各家各派都主张大一统(只有墨子主张回到「小国寡民」，是个例外)。关于这个特点的认识，除了从中华大地的地理结构(所谓「海中地」)来分析外，更应着眼于中华文化的这个交融性传统。另外，与「大一统」思想相伴随，中华文化还有另一个特质，即中华文化的「兼容性」，这是一个次生性特质。如果仅仅具有交融性，并不能完全反映出中华文化至今仍然多彩斑斓的原因。而有了这个兼容性，就可以在统一的思想之下，兼容并包各族群的不同文化特点。《礼记•王朝》即已阐明，华夏、夷蛮戎狄不同的文化、风俗、语言，是地理与历史特点不同决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多民族的「大一统」，必然是「修其教不移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这种多元的统一，才能保障统一的巩固与发展，而不是搞「文化殖民」或「文化沙文主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二十四史」的确定，不以「民族」为限，而以「大一统」为根本标准，反映了中国独特的「正统观」。西方强调文化「熔合」，所以美国早年的民族政策就有过「盎格鲁──萨克逊民族」，所谓「A+B=A」。这样的「文化吞并」思想从来没有成为统治中国的思想，尽管汉文化的主体作用非常明显，同时也兼容多民族不同的文化，不管哪一个民族成为统治民族，都是如此。这是中华文化与西方所不同的第二个重要特征。三，胡锦涛谈中华文明4月21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美国耶鲁大学发表重要演讲，介绍中华文明。中华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始终没有中断、连续５０００多年发展至今的文明。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深深影响了古代中国，也深深影响着当代中国。现时代中国强调的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社会和谐、和平发展，既有着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又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进步精神。——中华文明历来注重以民为本，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早在千百年前，中国人就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强调要利民、裕民、养民、惠民。今天，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最终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仍是中国的首要任务。我们将大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依法保障人民享有自由、民主和人权，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使１３亿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生活。——中华文明历来注重自强不息，不断革故鼎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中国的一句千年传世格言。中华民族所以能在５０００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生生不息、发展壮大，历经挫折而不屈，屡遭坎坷而不馁，靠的就是这样一种发愤图强、坚忍不拔、与时俱进的精神。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表现出来的进取精神，在建设国家中焕发出来的创造热情，在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中表现出来的顽强毅力，正是这种自强不息精神的生动写照。——中华文明历来注重社会和谐，强调团结互助。中国人早就提出了“和为贵”的思想，追求天人和谐、人际和谐、身心和谐，向往“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今天，中国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建设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实现物质和精神、民主和法治、公平和效率、活力和秩序的有机统一。中国人民把维护民族团结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把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作为自己至高无上的使命。一切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行为，都会得到中国人民真诚的欢迎和拥护。一切有损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举动，都会遭到中国人民强烈的反对和抗争。——中华文明历来注重亲仁善邻，讲求和睦相处。中华民族历来爱好和平。中国人在对外关系中始终秉承“强不执弱”、“富不侮贫”的精神，主张“协和万邦”。中国人提倡“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主张吸纳百家优长、兼集八方精义。今天，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中国坚持实施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真诚愿意同各国广泛开展合作，真诚愿意兼收并蓄、博采各种文明之长，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发展，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一脉相承，从茹毛饮血的远古时代，到封建文明极度繁荣的明清时代，在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无数的辉煌与成就，也经历了无数的苦难与挫折，数不清的英雄豪杰、文人志士在历史的长路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四、中华文明史基本特征（一）悠久性

　　中华文明史源远流长，若从黄帝时代算起，已有5000年。有学者指出，中华民族有“三十万年的民族根系、一万年的文明史、五千年的国家史”。举世公认，中国是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二）持续性中华文明自从产生以来就持续不断、一脉相承的发展到现代。这是最基本的特征。世界文化，支脉很多。在最古老的文明中，如古埃、古印度、古巴比伦等两河流域文明以及古美洲雅玛文化等造就夭折了；曾辉煌一时的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也经历了中断发展，长期湮没无闻的厄运。而在漫长的岁月中，我们中华民族屡经曲折磨难，甚至几临倾覆的厄运，却一次又一次地哀而复兴，蹶而复振，巍然屹立。我们华夏文明五千年来绵延不绝，并且代代都有伟大的成就，是决无仅有的世界奇迹。这是特别值得我们庆幸、骄傲和自豪的。同时我们也要时刻警惕，大家都有责任续传薪火，让优秀的传统文化继续发扬光大，辉煌灿烂。（三）兼容性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华文明正是在不断吸收、消化各异文化的过程中兴旺发达起来的。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华民族充满自信，非常开放，气势恢宏。中国历史上没有发生过大规模排除异端的宗教战争，世界三宗教都能在中国大地上传播。千百年来，西方的各宗教始终未能征服我们这个民族的头脑。这是世界史上罕见的现象，也是中华文明兼容性很强的缘故。历史上任何外来文化出传入中国，最终还是被中华文化所融合，成为颇具特色的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如古代的佛教，现代的马克思主义，都是外来文化的典型。所谓“夏夷之辨”，并不是按人种、血统划分，而是按文化来区分。你只要接受我们华夏的文化，你就是华夏子弟，当然你是中国人。中华民族在长期的民族融合中发展壮大，中华文明也是在不断兼收并蓄中辉煌灿烂的。

　　

　　

篇五：什么是草原文明

　　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间贸易理论及实证研究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间贸易理论及实证研究

　　Sep29

　　yesun经济学NoComments经济学

　　1.摘要

　　本文首次采用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理论对我国的北方草原文明和中原农耕文明之间的贸易史，特别是茶马贸易史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关键词：农耕文明、草原文明、茶马贸易、马政、国际贸易、比较优势关键词]：农耕文明、草原文明、茶马贸易、马政、国际贸易、关键词

　　2.引论

　　本文使用“草原文明”和“草原经济”或“草原游牧经济”的术语来替代“游牧文明”以及“游牧经济”。使用“草原文明”这个术语更能准确地描述游牧文明的经济和文化形态，因为本文中讨论的北方很多区域及民族是处于半牧半农或半牧半商的，比如西域的很多民族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就不是单一的游牧经济模式。事实是，单一的、纯粹的游牧经济是十分脆弱的。农耕文明和草原文明两大经济文化区系分布格局鲜明，“南耕北牧”，自然地理条件或生态环境是产生农耕经济和草原经济的一个重要因素[i]，也是决定性因素[ii]，农耕文明和草原文明的起源和大分工就是源于生态的巨大差异。恶劣的自然环境、孱弱的经济贮存功能及养育功能，这三大因素是导致我国北方草原游牧经济脆弱性的原因[iii]。中国“以农为本”、“重农抑商”、“中原为本、周遍为末”的思想，极大阻碍了农耕文明和草原文明间的和平融合，也形成了中国中原地区的单一的粮食种植业的经济模式，这在世界上其他地区（非儒教影响区域）的农业经济中是极其罕见的[iv]。在这种经济模式下，农耕经济与草原经济的贸易往来就必然是不可或缺的，特别是中原对战略物资——马匹的需求，必然成为历代中原统治者需要面对并解决的问题。我国的农耕文明和北方草原文明间的交往方式，是以冲突、战争与和平、贸易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形式体现的，这种方式一直贯穿着秦汉以来的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之中。伴随其中的和平的交流模式，则主要是以贸易的形式体现。贸易交流是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的载体，也是文化交流的一种表现形式。本文将试图以现代经济学的工具和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去考察中原的农耕文明和北方的游牧文明间的贸易发展史及其规律。

　　3.贸易理论

　　本文中使用的分析工具是现代经济学中的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理论。需要指出的是，在历史上，中原政权与西域及北方的草原民族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一些西域民族和北方草原民族在政治上是归属于中原政权的，但同时在经济上又有各自相对的独立性，属于地方民族政权。只要各自的经济体系是独立的，就可以应用国际贸易理论来分析。因此，在贸易上，国际贸易理论是依然适用于这样的环境下和条件下的。在这里，国际贸易理论的运用与中华民族的多民族、多元化是并行不悖的。中原与草原之间的贸易本质是属于民族贸易，但可以运用国际贸易理论作为工具来加以分析。

　　a)数理模型的建立

　　建立一个严格的数学模型，并假设以下条件满足：1.假设中原和草原分别各自独立生产两种商品，茶叶和马匹，利用一种生产要素（劳动力L）；多种商品的情况同样可以建立起相应的数学模型，本文为简化起见，假设各自只生产一种商品，不影响结论的正确性。2.劳动力在中原和草原之间不流动；3.中原和草原生产各自商品的单位劳动成本固定不变；4.各自国内的劳动力同质，报酬相同，充分就业；5.中原和草原之间开展自由贸易。

　　b)封闭经济下的各自均衡

　　对中原来说，封闭经济均衡表示中原完全依靠自己的生产满足需求，供求均衡，如图1所示。中原的社会生产可能性边界（ProductionPossibilityFrontier,PPF）与社会消费无差异曲线U1相切于E点，E点为均衡点。社会无差异曲线U1可以代表该国的社会福利，该曲线越远离原点，则表明社会整体福利越高；反之则福利越低。

　　图1对中原来说，假设总劳动力为L，则有：

　　其中，

　　、

　　为分别生产单位茶叶和马匹所需要的劳动力；

　　、

　　为产量。

　　在均衡条件下，

　　其中，果用、

　　为生产茶叶对马匹的边际转换率，

　　为消费茶叶对马匹的边际转换率。如

　　分别表示一单位茶叶和马匹的商品价格，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

　　因此：

　　在图一中，E点的切线斜率就是

　　／

　　，就是茶、马的价格之比，即茶马比价。

　　同样，草原的封闭经济均衡图如图2。

　　图2如果，生产马匹的草原国家有马匹优势和茶叶劣势，则必然有：

　　因此，一旦贸易开放，则按比较利益理论，草原分工生产马匹，中原分工生产茶叶。

　　c)自由贸易均衡

　　假设国际市场价格位于两国国内价格之间，如图3和图4所示，即：，则两国完全分工，贸易前两国的生产和消费均衡点分别为E和E*。自由贸易后，两国的生产点分别为A和A*，消费点为B和B*。

　　图3

　　图4如图3所示，中原贸易三角形为△ABD，出口茶叶数量是AD，进口马匹数量为BD。贸易利益从U1上升到U2。如图4所示，草原贸易三角形为△A*B*D*，出口马匹数量是A*D*，进口茶叶数量是B*D*。贸易利益从U*1上升到U*2。显然，两国贸易价格与贸易前的价格差越大，则该国贸易利益越大。两国自由贸易均衡时，中原的茶BD=B*D*。叶出口必然等于草原的茶叶进口，中原的马匹进口，必然等于草原的马匹进口，AD=A*D*，即

　　d)不完全分工下的贸易

　　所谓不完全分工下的贸易，这里是指一个地区或国家出口的商品不能满足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全部需求的时候，会出现不完全分工。不完全分工在理论上也被称为大国和小国之间的贸易模式。这里所谓的大国和小国，主要是指商品生产量能否满足另外一国的需求。所谓小国，就是生产并出口的商品并不能满足他国的需求。从本质上来说，甲国生产出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以乙国的国内价格交易，那么不管甲国的大小以及不管甲国出口商品的多少，甲乙两国间的贸易都可以被认为是小国与大国之间的贸易，或叫不完全分工小的贸易。比如，假设中原地区比较大，草原某地区比较小，其出口的马匹不能完全满足中原的进口需求，则双边市场上的马匹的价格上涨，趋于中原的内部马匹价格，即图5和图6。。如

　　图5

　　图6如图5所示，中原在H点生产，在E点消费，贸易三角形为△EGH，出口茶叶数量是GH，进口马匹数量为EG。但由于不完全分工，使得贸易利益为零，依然停留在U1上。如图6所示，草原贸易三角形为△A*G*H*，出口马匹数量是A*G*，进口茶叶数量是G*H*。贸易利益从U*1上升到U*2更进而上升到U*3。显然，两国间自由贸易对草原有利，中原仅仅是货物交换，没有改善中原的福利水平，没有从贸易中获得利益。此时，贸易依然均衡，即EG=A*G*，GH=G*H*。

　　e)理论上的结论

　　从以上的理论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在自由贸易前提下，当两国的进出口总量相当条件下，两国的贸易会实现均衡。均衡后会提升两国的福利水平，均衡价格对双方有利。2.理想状态下，会自发出现两国的社会分工，各自生产独自优势的产品。3.当草原马匹对中原出口，而以中原内地的价格进行交易时，被称为不完全分工下的贸易。该情况对草原有额外的福利水平提升，而对中原则没有好处。4.同样道理，当中原规定一个茶叶价格进行交易的时候，对草原不利，而对中原有利。如果中原茶叶是官营，则中原会出现茶叶走私；草原方会抵制官营，出现黑市和私市，抬高马价以遵循市场规律。

　　4.实证研究

　　本文实证研究中，重点考察的是我国疆域内或我国历史上的疆域内的北方草原民族和中原农耕间的贸易往来的历史。海上贸易和各自内部的商业贸易，不在本文的考察范围。我国中原的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间的贸易往来，因其特点，可以大致分为四个时期。

　　a)唐中期以前的贸易

　　这个时期以吐蕃占陇右等地，阻断丝绸之路为时间段。张骞“凿空”之前，农耕和游牧之间有少量的物资交换，但只是自然经济的补充，规模很小[v]。通西域之后，至唐中叶之前，西域商队来中原络绎不绝，“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退匈奴后，各国纷纷来朝，“西域虽不能尽至，其大国龟兹、于阗、康居、乌孙、疏勒、月氏、鄯善、车师之属，无不奉朝贡”。汉文帝欲“复求市益”而向苏则问询，苏则不同意互市，认为“化洽中国，德流沙漠，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贵也”，于是一些商队更打着“朝贡”、“奉献”旗号，纷至沓来，“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此期间，经历数个朝代，即使在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地区分割时期，“丝绸之路”依然始终畅通，不曾中断[vi]，相反，该时期正是佛教在西域和中原开始盛行，各地佛教石窟纷纷开凿，文化交流空前繁荣，此背后的经济支持正是得益于农耕和草原的贸易往来。在横跨东西方的丝绸之路上，主要的贸易商品是丝绸。“总的说来，罗马对东方的国外贸易，严重入超，必须用金银锭或特殊支付来补偿”，“东西方贸易每年的全部金额可能相当于一百万英镑”。可是黄金并没有完全达到中原地区，“很有理由认为，黄金是被中间经手的一些国家收走了，这些中间国用罗马帝国的产品和它们本国的产品，与中国人进行物物交换”[vii]。一些地瘠民贫的西域民族，凭借位处交通要道，介入东西贸易之后，很快强盛起来。正是凭借游牧经济的商业化，吐谷浑曾一度与北魏、隋、唐抗衡[viii][ix]。只有三万人口的高昌国，在玄奘辞别西行之际，高昌国王赠其“黄金一百两，银钱三万，绫及绢五百匹”，足够其20年所需资费。龟兹建造的佛教石窟群，比如克孜尔石窟等，其间的壁画要用到的很多兰色颜料，是用产自1500公里以外的阿富汗的青金石研磨而成，青金石是一种宝石，比等重黄金更昂贵，而所用青金石的数量以吨计。甚至有学者以“青金石之路”命名通往阿富汗的贸易通道。唐马政空前发达。隋唐称国家经营的养马场为“牧监”，等同于秦汉时的“牧师苑”。贞观末年，仅陇右官牧养马多达70余万匹。

　　，

　　b)唐中期以后的贸易

　　唐贞元三年（787年），北庭失陷于吐蕃后，从西域经河西走廊到长安的“丝绸之路”就基本断绝[x]。同时，随着罗马帝国在亚洲的领土逐渐丧失和阿拉伯势力在黎凡特的抬头，“丝绸之路”日益失去安全，

　　直至行人绝迹[xi]。阿拉伯占领整个波斯疆域的时间是在660年前后。至787年之后，“丝绸之路”的两端均被封堵，整个“丝绸之路”断绝。这个状况一直延续到蒙元时期，“丝绸之路”才又恢复贸易往来。唐朝的马政是空前发达的。如果不是因为“安史之乱”后，吐蕃占据河西、陇右产马区，唐朝政权是不会主动采取互市方式获得马匹的。“安史之乱”后，吐蕃占陇右，“乾元后，陇右、剑南、西山三州七关军镇，监牧三百所，皆失之”。永泰元年（765年），代宗欲征讨回纥，一度搜征京城官民马匹，称“团练马”。唐后期时茶马贸易已出现，但与后代不同，一是依然以绢马贸易等为主，贸易形式多为自发的自由贸易；二是尚未形成固定的制度。后期因“安史之乱”，唐急买大量马匹，但都是以绢帛交易，少见茶马交易。回纥以协助唐平吐蕃有功，要求每年以马易绢，动辄易马数以万计，使唐财力枯竭。宋初的买马地有河东、陕西及川峡三路，涉及市马地区多达几十个，遍布整个农耕游牧分界线暨长城一线。甚至东北女真马也渡海在山东登州（今蓬莱）交易。当时认为，戎人得钱，销铸为器，于中国不利，因此以后改用布帛、茶、盐及其他实物充马价。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设买马司，禁以钱买马，改茶货易马。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派官“入蜀经划买茶，于秦凤熙河博马”，置榷茶、买马司掌管茶叶贸易。绍兴（1131~1149年）初，并川秦茶马四司为都大提举茶马司。至此，榷茶制度完全形成，茶马司成为宋明清专理茶马贸易的一固定机构。熙宁五年（1072年）王安石变法推行“保马法”，亦称“户马法”，力图改变中原对草原马匹的依赖，但实际是加重了百姓负担。哲宗1085年即位后，“保马法”于当年随“保甲法”等完全废止。后世对“保马法”评判不一[xii]。

　　c)元朝时期的贸易

　　元朝是北方草原的马背民族入主中原，并且其疆域横跨欧亚大陆。元的海外贸易以海上贸易为主。陆路有三道通往西方。一道由阿力麻里经塔刺思，取道咸海和里海以北，穿行康里、钦察草原到达伏尔加河上的撒莱，由此去西方。二道由阿力麻里入河中，经撒马尔罕、布哈拉，去呼罗珊（伊朗境内）而达到小亚细亚。三道由和田越帕米尔高原，经阿富汗进入伊朗[xiii]。蒙元时期重新打通了丝绸之路。但该时期的贸易不在本文考察范围之列，故从略。

　　d)明清的茶马贸易

　　明市马规模之大，古无有之。但当时朝廷不叫市马，而称呼为“纳马劳赏”，认为边境部落人民养马，而以茶给他们作酬劳。明承宋旧制，初制金牌41面，按区域定向分配，控制打击走私。金牌制行七十七年，至正统十四年废止。至此，国家干预操控力度下降，私茶贸易盛行。弘治十五年（1502年）冬，杨一清开始“修复茶马旧制”，然短短四五年的新气象以杨被贬而终结。其后，以认可私人茶马贸易、民间私市贸易的兴起而终结了官营垄断模式。与前朝相比，明马市又增加在长城一带交易的马匹集市，其中以辽东、宣府及大同的马市最为著名。

　　清袭明制，在西北设五茶马司。顺治七年（1650年），规定西北五茶马司的茶引全部改为由商部颁发，大小茶引均由官商平分以中马之用，此即为“中马之制”。然而到了康熙（1662~1722）年间，由于清不及明制严厉、管辖松弛，民间贸易长足发展，加之清重视马政[xiv]，遂出现了官方“无马可中”的局面[xv]。清茶马贸易逐渐衰落。

　　5.结语

　　一、生态和地理环境自然形成了两大经济模式，并自然形成了社会大分工：农业和畜牧业，为中原和草原之间的贸易提供了天然的舞台。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理论的直接结论就是，利用各自优势，进行社会分工，并进行自由贸易，从而提升双方的社会福利。张骞“凿空”西域之后，到唐中叶前，一直是以自由贸易为主。期间，所谓的朝贡，其实大多是西域商人的贸易行为，为中原统治者所渲染，表面上是草原政权向中原政权臣服，实际上是纯粹的贸易行为。在这种贸易过程之中，草原贸易方积累了大量资金，但是草原各国并没有把资金投入到扩大生产之中，而是投入到宗教文化等上层建筑领域。汉朝和唐朝的开放政策，为中原的农耕文明和北方的游牧文明间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同时，在贸易过程中，西域小国（小国的定义见前）的获利最大，这点无论是在理论上或者是在实证研究中都得到一致结论的。理论表明，当西域小国与中原之间单独进行贸易时，成交价格往往是中原的市场价格，中原不会从贸易中获利，甚至会出现福利的倒退。实际情况是，中原政权把与西域的贸易当成一种政治上的民族政策，因此，即使知道很多商人冒充使节来朝贡，但同样也是默许认可的。唐期间与回纥之间的大宗马匹交易，数以万计，但价格依然是按照中原市场价格成交，结果给唐朝的经济以致命打击。一匹马换40匹绢，是当时的市场标准价格，合理的价格应该随着数量的增加而减少，但回纥与唐之间依然按此价格成交。“回纥恃功，自乾元之后，屡遣使以马和市缯帛，仍岁来市。以马一匹，易绢四十匹，动至数万匹”，“朝廷甚苦之”，“所负马直一百八十万”。总的说来，以史料看，汉至唐，中原政权对经济的干预并不明显，持开放的政策和态度。中原政权把贸易当成一种政治上的民族政策来处理。凡参与到贸易之中的北方草原民族是最大的收益者。草原民族没有把收益用于再生产，是受到地域环境和生产力的时代局限性所至，把收益直接用于宗教和文化建设上，使得西域草原一度成为佛教文化的输出中心，龟兹的鸠摩罗什的影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是人类历史上一段草原文化的鼎盛时期。二、宋朝的茶马贸易标志着政府直接干预贸易的开始。茶马贸易貌始于唐，实兴于宋，到明朝达到顶峰。绢马贸易与茶马贸易，虽然一字之差，看似商品的更换，其实有着本质的不同。绢马贸易是属于自由贸易范畴，表现形式有互市和朝贡；而茶马贸易则是中原政府控制的贸易形式并有一整套完整的制度来管理和实施，这期间从中原政权的主观意志来说是不容许民间参与的。另外，茶属于初级农产品，易于大规模生产，产量大，附加值低；绢是手工业产品，附加值更高，产量有限。唐朝虽然也有以茶易马的贸易形式，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茶马贸易，唐朝政权并没有出台一系列的政策、组织专门

　　的机构来监管和实施茶马贸易。绢马贸易对草原一方更有利，而茶马贸易的主动权完全在中原政权。从宋朝的茶引到明朝的金牌制度，都明确规定了国家指导价格、组织专门机构管理、制订相应的政策和制度监管。茶马贸易对中原有利而相对牺牲了草原民族的社会福利。明时，茶马价格一度跌到40斤茶叶换一匹上马，而下马的价格最低时仅仅为20斤茶叶。有文献专门详细分析明清时期的茶马比价和交易价格[xvi]，[xvii]。茶马制度是吸取了唐朝绢马贸易中出现的负面问题而推出的一种官营贸易制度，是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和价值规律的。洪武年间推行的严厉的茶马制度后不久，朱元璋的女婿欧阳伦就因为走私茶叶在兰州被赐死。这就表明，在严重违背价格规律下的贸易形式下，必然有人铤而走险以追求暴利。事实也证明，金牌制度只施行了几十年就废止了，想要再恢复古制的杨一清也难以阻挡私人贸易和自由贸易的趋势。本文还发现了一个之前尚未被提到的现象，就是茶马贸易与丝绸之路贸易之间存在一个此消彼长的现象。从时间上看，茶马贸易兴盛之时，也是丝绸之路衰落之时；而蒙元的丝绸之路再恢复，又导致了茶马贸易的中断。虽然丝绸之路和茶马贸易的兴衰有各自众多的原因，不是简单的逻辑关系，但是政府操控的官营贸易制度与自由贸易体系肯定是互为对立的。许多文献在解释茶马贸易的衰退时，分析了各种原因，事实上，最根本原因只有一条，那就是违背经济规律的制度必然会让制订者付出代价。经济是一切上层建筑的基础，这一点是难以改变的。参考文献

　　[i]贺卫光“农耕与游牧：古代中国的两大经济文化类型”《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ii]YesunXia“数理分析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起源和分离”第三届草原文化研讨会，2006年[iii]胡铁球“论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经济的脆弱性”《宁夏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iv]同1[v]殷晴“古代新疆商业的发展及商人的活动”《新疆文物》，1989年第3期，P32[vi]马志冰“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与中原的贸易往来”《新疆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P87[vii]李约瑟(JosephNeedham)《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科学出版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P189

　　[viii]马曼丽“关于吐谷浑游牧经济商业化的几个问题”《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ix]李天雪、汤夺先“略论吐谷浑的游牧型商业经济及对其外交政策的影响”《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8卷，第4期[x]雷学华“唐代中原与西域间的商业贸易关系”《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3期[xi]《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第15卷，1999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P358，“丝绸之路”条目[xii]谢成侠《中国养马史》(前1945年版书名为《中国马政史》)科学出版社，1959年[xiii]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七册香港三联书店，1995年香港版[xiv]滕绍箴、滕瑶《满族游牧经济》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年[xv]魏明孔《西北民族贸易研究：以茶马互市为中心》中国藏学出版社，2003年[xvi]解秀芬“明清茶马贸易中的价格问题”《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xvii]刘淼“明代茶马贸易价格结构分析”《史学集刊》，1997年第3期

　　

　　

篇六：什么是草原文明

　　北方民族文化史感悟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构建了这个伟大的国家。在漫长的历史中，南方中原的汉族同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相互争斗，相互学习。期间有无数北方民族融入了汉族，促进了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

　　中国北方在几千的历史长河中出现了无数游牧民族。从鬼方，猃狁到匈奴，鲜卑，柔然；再到突厥，回鹘；从契丹到女真再到蒙古和满洲。这些游牧民族曾长期构成中原汉人王朝的边患危机，甚至直接入主中原。但他们在与汉人的文明碰撞中，中原的先进技术和制度传入草原，大大促进了游牧民族的文明进程；同时，草原的文化习俗和物种传入中原。最终，中原与北族的差距越来越小，中华民族也在这一过程中最终形成。

　　北族与汉族的长期碰撞融合中，汉化也就是封建化始终是主线。这是由于在古代史上，汉族文明程度普遍高于北方游牧民族；但从长远来看，汉族与北族的差距也在不断缩小。

　　早在商周时代，中原就以自己为中心对周边的民族进行了分类。其中，北方少数民族被称为北狄。漫长的历史中，北方出现的无数游牧民族按照语言文化，族源族属，经济类型等可以划分为五大族系：匈奴组系，比如历史上的匈奴；东胡族系，比如历史上的东胡鲜卑蒙古等；突厥族系，比如突厥回鹘等；肃慎族系，比如女真满洲；西域各族，比如大月氏等。

　　自秦始皇统一中原，汉人农耕政权实现了统一，并修筑了长城；北方游牧民族以分裂的部落形式想南下掠夺中原的成本大增。同时分裂的北方部落与中原王朝进行贸易的成本大增。北方游牧民族为生存，不得不进行了联合，草原实现了统一。这样，北方草原文明与南方农耕文明的碰撞融合构成了中国古代几千年历史的一个大主线。

　　秦汉时代，匈奴以武力征服了草原其他部落，草原实现第一次统一，即匈奴时代。且由于秦汉易代之时，中原内乱带来的巨大破坏，中原无力抗衡匈奴，只能采取和亲的屈辱政策；至汉武帝时，经长期的休养生息，中原实力大增。凭借巨大的农耕文明人口规模，汉帝国最终击溃匈奴。匈奴无力控制草原各部，草原最终陷入分裂。至汉末，匈奴分为南北两部分，且鲜卑乌桓东胡等族脱离匈奴独立。这样，草原第一次大分裂开始。

　　魏晋南北朝时代，由于气候变冷和中原内乱。北族纷纷南下（史称五胡乱华），汉人南渡。北族在中原建立了一堆汉化小王国。并最终统一为北朝，与南方汉人政权对抗。北族在中原汲取了先进的的汉文明，最终融入了汉族。在鲜卑匈奴等族进入中原之后，草原出现了权力真空。突厥语族迅速崛起并在匈奴人之后，第二次统一草原。

　　隋唐时代是北方草原的第二次统一时期，即突厥时代。突厥人统一草原的同时，南方隋帝国实现了统一。在隋的分化瓦解下，突厥分裂，最终唐帝国灭亡了东突厥和西突厥。唐帝国实现了中原汉人王朝对北方草原的第一次直接管辖。唐帝国建立北庭都护府和安西都护府对草原进行直接治理。突厥灭亡后，回鹘实力大增且依附与唐帝国，

　　实力大增。最终在唐末，回鹘摆脱中原控制，实现草原统一。但随着回鹘的灭亡，草原又陷入分裂之中。

　　宋元是南方农耕文明衰微，北方游牧民族空前强大的时代。先是蒙古近亲契丹统一草原，后肃慎一支女真崛起灭契丹。但女真人没有统一草原，草原在契丹人灭亡后迅速分裂。经过长期的草原内战，铁木真统一了草原，他被成为成吉思汗。从此，草原实现了第三次统一，即蒙古时代。蒙古人南征北战，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的发展。

　　蒙古人最终入主中原，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统一的异族政权-元朝。但元在中原的统治事件很短。汉人最终赶走了蒙古人，建立了明朝。明朝致力于恢复汉唐的声威，明初不断对草原用兵，且使草原长期处于分裂状态。但明不能像汉唐那样管理草原。最终，东北方向的满清第四次统一草原，结成满蒙联盟入主中原。满清统一全国后，在内蒙建立盟旗制度；击败准格尔，在外蒙设立乌里雅苏台。草原在清帝国治理下，实现了最长时间的统一。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正如南方汉人农耕文明有着大一统时代和大分裂时代，有着强盛时期和衰弱时期一样；北方游牧文明也不是一直强盛和统一的，他们也有着统一强大的时代和分裂衰弱的时代。统一草原的最强大部落就成为了草原的代称，并在其带领下同汉人王朝对抗。

　　但农耕文明相较于草原文明具有无可比拟的人口科技优势，所以草原在同农耕对抗中最终会处于劣势。草原也就此再分裂。历史上，北方草原文明和南方农耕文明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

　　当前有些国内外敌对势力，叫嚣着“长城之外非中国”，“元清非中华”。试图割裂北方草原文明与南方农耕文明的联系，进而达到其分裂中国国土的目的。我们说这种思想不仅违背了草原和农耕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这一基本历史常识，也忽视了北方少数民族在汉族和中华民族形成中所发挥的巨大贡献。是极其错误的。

　　

　　

篇七：什么是草原文明

　　草原生态文明初探(一)摘要：草原文明作为工业化之前的既有文明，曾恪守一套环境可续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在这些传统方式之上形成的生态价值观，是草原生态文明价值观赖以生成的源泉。本文致力于发掘草原文明中的生态文明思想，结合现有诸多生态文明的既有经验，以促进草原生态文明建设，加快草原生态恢复和改善步伐，使草原踏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关键词：草原文化；草原生态文明；生态伦理；价值Abstract:Inprairiecivilization,whichispriortoindustrialization,humanbeingsabidebyasetofenvironmlization.Incombinationwithexperiencesofotherecologicalcivilizations,itissupposedtopromotetheconstructionofprairieecologicalcivilization,andspeedupthepaceofrestorationandimprovementofgrassland,whichishelpfulforthesuKeywords:prairiecivilization;ecologicalcivilizationofprairie;ecologicalethic;value草原，作为生物圈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整个生态系统中重要的一环。千百年来，草原生态系统曾展现出温顺的一面，丰美的水草养育了匈奴、鲜卑、蒙古等众多马背上的民族，并孕育了北方民族丰富灿烂的草原文化。随着近代人为因素对草原生态系统的破坏，草原也展现出肆虐的一面，急剧的草场退化、惊人的草原沙漠化、可怕的沙尘暴和水资源的枯竭已经成为草原人民为了求得生存而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党的十七大鲜明地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项全党、全体人民的长期战略任务，广大草原人民在面对草原生态危机带来的种种挑战时，应切实地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建设草原生态文明，还自己一个稳定、和谐的草原生态系统。千百年与草原的和谐共处中，马背民族创造了与中原文明遥相呼应的草原文明。这些朴素而精髓的草原文化，是草原人民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集中体现，是草原人民与草原生态系统求得和谐的生态文明思想。如今，在草原人民建设生态文明的道路上，应当汲取草原文化中有益的精华，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构建一个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草原生态系统。一、草原生态文明的概念与内涵（一）草原生态文明的概念生态文明是指人类在改造自然以造福自身的过程中为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所做的全部努力和所取得的全部成果，它表征着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进步状态，它是人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系统相互关系的理念、态度及生活方式，是人类走出“人类中心主义”，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新的文明发展进程。草原生态文明是指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形成的正确认识和处理人类社会与草原生态系统相互关系的理念、态度及生活方式，以实现的人与草原的相互和谐，以及为达到这种和谐做出的所有努力和取得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总和。（二）草原生态文明的内涵草原生态文明内涵是极为丰富的，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解读：1.人与草原的互相尊重与平等草原生态文明是人对自然的尊重。具体体现在人要尊重草原，认识草原自身的内在价值，把人与草原生态系统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反对人类以主观主义的眼光来看待自然，承认生态系统本身具有超越工具价值与内在价值的系统价值。他认为，生态系统的创造性是价值之母，大自然的一切创造物，只有在它们是自然创造性的实现意义上，才是有价值的。生态系统是一个具有包容力的重要生态单元，整个生态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比任何有机体都更加重要。2〕75草原是生态共同体中的一个部分，而人类又是生态共同体中的有机体，因此，人类在一切活

　　动中，都要从认知和行动上承认草原生态系统的系统价值，承认它的创造性价值，承认没有草原生态系统的价值就没有人类自己的价值。以往，人们只承认草原为人所用的工具价值，更多地把草原的经济价值作为人类经济活动与其他活动的着眼点。因此，滥垦、滥牧、滥采等有悖草原生态系统自身规律的行为对草原造成近乎毁灭性的破坏。要改变草原这种非生态的局面，首先应从认识上树立人与草原平等的观念。人类要尊重草原上的一切生命，尊重这些生命的价值和它们作为一个整体的价值。只有这样，草原人民才会得到草原造物主的尊重。2.人与草原关系化“对抗”为“和解进入近代以来，特别是最近的几十年，草原上的文明似乎随着工业化的脚步，一齐向前走着。但事实上，人类与草原之间的矛盾却从原有的和谐变得日益尖锐。弗腊斯认为：“文明是一个对抗的过程，这个过程以其至今为止的形式使土地贫瘠，使森林荒芜，使土壤不能产生其最初的产品，并使气候恶化。”3]他认为文明是人与自然之间不可避免和无法解决的“对抗过程”。但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文明之所以同自然生态发生“对抗”，无法“和解”，从而遭遇困境，其根本原因在于“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方式”。人们一直在以主人的身份，与自然“奴仆”发生着对抗。这种对抗同样反映在人与草原关系之上。人与草原之间的矛盾之所以尖锐，是因为人们长期以来过分陶醉于对自然草原的改造和胜利，而忽视了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滥垦、滥牧、滥采等威胁草原生态系统稳定与和谐的生产方式，使得草原生态系统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因此，草原生态文明理应成为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建设生态文明的题中应有之意。人与草原化“对抗”为“和解”，建立相互合作的伙伴关系，无疑是草原生态文明的核心内涵之一。3.人——草原——社会的相互和谐党的十七大提出构建和谐社会，而和谐社会的最终基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4]而这正是生态文明的重要内涵。草原生态文明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提倡人——草原——社会的相互和谐。人们不仅要注重尊重和敬畏草原，而且也应当科学和合理开发草原，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促进社会发展。同时，倡导自觉养护和补偿草原，使草原与人类协同进化，共同繁荣。如果没有人与草原关系，以及人与人关系的和谐，就不可能有草原生态文明的出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当然也就成为空中楼阁。二、草原文明中的生态伦理思想在马背民族创造的草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一）尊重自然、敬畏生命的环境伦理思想环境伦理学的创始人阿尔贝特．史怀泽创立了系统的“敬畏生命伦理学”，他提出“为爱一切动物的伦理学制订细则”和“善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的价值”2〕75-76。阿尔贝特．史怀泽尊重自然、敬畏生命的理想，同样真实地反映在马背民族，特别是蒙古族的传统思想中。马背民族在多年的游牧生活中，已经认识和感悟到人与草原上的一切生命共生共荣，草原生态共同体是生命的摇篮。因此在牧民的生产活动与生活中，无不体现着朴素的尊重自然、敬畏生命的思想。1.对自然的尊重在生产生活中，蒙古族禁止挖掘草地、蓄意破坏草场，禁止在草地上遗留火种，禁止在河流中泼撒脏水、洗涤污物；甚至在成吉思汗时期曾将这些上升到法令的形式。在宗教信仰上，马背民族信奉的萨满教主张万物有灵，它认为草原上的一草一木、飞禽走兽和河流湖泊都有灵性，不能轻易地扰动、射杀和破坏，人们必须予以尊重。在蒙古族的民歌中，他们把大地比做母亲，把草原比做摇篮，把河水比做乳汁。

　　

篇八：什么是草原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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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原生态文明初探

　　作者：包欣欣来源：《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03期

　　摘要：草原文明作为工业化之前的既有文明，曾恪守一套环境可续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在这些传统方式之上形成的生态价值观，是草原生态文明价值观赖以生成的源泉。本文致力于发掘草原文明中的生态文明思想，结合现有诸多生态文明的既有经验，以促进草原生态文明建设，加快草原生态恢复和改善步伐，使草原踏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关键词：草原文化；草原生态文明；生态伦理；价值

　　中图分类号：B82-05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草原，作为生物圈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整个生态系统中重要的一环。千百年来，草原生态系统曾展现出温顺的一面，丰美的水草养育了匈奴、鲜卑、蒙古等众多马背上的民族，并孕育了北方民族丰富灿烂的草原文化。随着近代人为因素对草原生态系统的破坏，草原也展现出肆虐的一面，急剧的草场退化、惊人的草原沙漠化、可怕的沙尘暴和水资源的枯竭已经成为草原人民为了求得生存而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党的十七大鲜明地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项全党、全体人民的长期战略任务，广大草原人民在面对草原生态危机带来的种种挑战时，应切实地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建设草原生态文明，还自己一个稳定、和谐的草原生态系统。千百年与草原的和谐共处中，马背民族创造了与中原文明遥相呼应的草原文明。这些朴素而精髓的草原文化，是草原人民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集中体现，是草原人民与草原生态系统求得和谐的生态文明思想。如今，在草原人民建设生态文明的道路上，应当汲取草原文化中有益的精华，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构建一个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草原生态系统。

　　一、草原生态文明的概念与内涵

　　（一）草原生态文明的概念

　　生态文明是指人类在改造自然以造福自身的过程中为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所做的全部努力和所取得的全部成果，它表征着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进步状态，它是人们正确认识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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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系统相互关系的理念、态度及生活方式，是人类走出“人类中心主义”，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新的文明发展进程。[1]

　　草原生态文明是指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形成的正确认识和处理人类社会与草原生态系统相互关系的理念、态度及生活方式，以实现的人与草原的相互和谐，以及为达到这种和谐做出的所有努力和取得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总和。

　　（二）草原生态文明的内涵

　　草原生态文明内涵是极为丰富的，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解读：

　　1.人与草原的互相尊重与平等

　　草原生态文明是人对自然的尊重。具体体现在人要尊重草原，认识草原自身的内在价值，把人与草原生态系统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反对人类以主观主义的眼光来看待自然，承认生态系统本身具有超越工具价值与内在价值的系统价值。他认为，生态系统的创造性是价值之母，大自然的一切创造物，只有在它们是自然创造性的实现意义上，才是有价值的。生态系统是一个具有包容力的重要生态单元，整个生态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比任何有机体都更加重要。[2］75-76

　　草原是生态共同体中的一个部分，而人类又是生态共同体中的有机体，因此，人类在一切活动中，都要从认知和行动上承认草原生态系统的系统价值，承认它的创造性价值，承认没有草原生态系统的价值就没有人类自己的价值。

　　以往，人们只承认草原为人所用的工具价值，更多地把草原的经济价值作为人类经济活动与其他活动的着眼点。因此，滥垦、滥牧、滥采等有悖草原生态系统自身规律的行为对草原造成近乎毁灭性的破坏。

　　要改变草原这种非生态的局面，首先应从认识上树立人与草原平等的观念。人类要尊重草原上的一切生命，尊重这些生命的价值和它们作为一个整体的价值。只有这样，草原人民才会得到草原造物主的尊重。

　　2.人与草原关系化“对抗”为“和解

　　进入近代以来，特别是最近的几十年，草原上的文明似乎随着工业化的脚步，一齐向前走着。但事实上，人类与草原之间的矛盾却从原有的和谐变得日益尖锐。弗腊斯认为：“文明是一个对抗的过程，这个过程以其至今为止的形式使土地贫瘠，使森林荒芜，使土壤不能产生其最初的产品，并使气候恶化。”[3]他认为文明是人与自然之间不可避免和无法解决的“对抗过程”。但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文明之所以同自然生态发生“对抗”，无法“和解”，从而遭遇困境，其根本原因在于“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方式”。人们一直在以主人的身份，与自然“奴仆”发生着对抗。这种对抗同样反映在人与草原关系之上。人与草原之间的矛盾之所以尖锐，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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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人们长期以来过分陶醉于对自然草原的改造和胜利，而忽视了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滥垦、滥牧、滥采等威胁草原生态系统稳定与和谐的生产方式，使得草原生态系统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因此，草原生态文明理应成为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建设生态文明的题中应有之意。人与草原化“对抗”为“和解”，建立相互合作的伙伴关系，无疑是草原生态文明的核心内涵之一。

　　3.人——草原——社会的相互和谐

　　党的十七大提出构建和谐社会，而和谐社会的最终基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4]而这正是生态文明的重要内涵。草原生态文明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提倡人——草原——社会的相互和谐。人们不仅要注重尊重和敬畏草原，而且也应当科学和合理开发草原，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促进社会发展。同时，倡导自觉养护和补偿草原，使草原与人类协同进化，共同繁荣。如果没有人与草原关系，以及人与人关系的和谐，就不可能有草原生态文明的出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当然也就成为空中楼阁。

　　二、草原文明中的生态伦理思想

　　在马背民族创造的草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

　　（一）尊重自然、敬畏生命的环境伦理思想

　　环境伦理学的创始人阿尔贝特•史怀泽创立了系统的“敬畏生命伦理学”，他提出“为爱一切动物的伦理学制订细则”和“善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的价值”[2］75-76。阿尔贝特•史怀泽尊重自然、敬畏生命的理想，同样真实地反映在马背民族，特别是蒙古族的传统思想中。

　　

篇九：什么是草原文明

　　两汉时期盘踞北方的匈奴受大汉和强胡文化的格局影响草原文化开始融合外来文化后至丝绸之路开通世界格局发生改变草原文化便逐渐趋向多样12世纪时北方首领铁木真在强大军事实力下统一了北方诸部并建立起了蒙古帝国它标志着草原文化不断发展融合

　　关于内蒙地区少数民族历史与文化建设的探索

　　内蒙地区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独特组成部分之一，它在历史上曾享誉中外，照耀青史。现今，内蒙地区少数民族文化建设探索道路困难重重，传承民族文化历史，推动内蒙地区文化建设，是先辈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

　　标签：内蒙地区少数民族文化建设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历史上以中原为主的农耕文化和以北方少数民族为主的草原文化曾发生过多次矛盾，但两者关系却是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的。草原文化的建设任务是利用现在的科学成就提高人民群众的知识水平和文学素养，通过合理进步的方式培养出一代新人，并用最能反映时代精神的文学艺术和草原文化活动来陶冶人们的情操，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为此开展内蒙文明的建设探索，有利于提高内蒙地区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培养出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草原文明的建设探索，不仅将推动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还会对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产生巨大的影响。

　　一、历史对草原文化的影响

　　文化源于历史，内蒙地区少数民族以骁勇善战、纵马驰骋闻名天下，他们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留下了重要的一笔，并以自身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给人类留下了一筆宝贵的精神财富，创造出了独特的草原文明。

　　《尚书》、《左转》等古籍中从不同方面记载了在不同时期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碰撞并产生交流的过程。至匈奴王朝兴起，在内蒙地区居住的少数民族便在不同程度上集成了匈奴文化，并构成了一条以草原游牧文化为主的传承史。

　　两汉时期，盘踞北方的匈奴受大汉和强胡文化的格局影响，草原文化开始融合外来文化，后至丝绸之路开通，世界格局发生改变，草原文化便逐渐趋向多样性。在12世纪时，北方首领铁木真在强大军事实力下，统一了北方诸部，并建立起了蒙古帝国，它标志着草原文化不断发展融合。后来，成吉思汗建立横跨欧亚的大帝国，在掀起世界文化格局发生变化的同时，草原再次得以融合其他文化。元朝时期，统治者对外交流频繁，曾多次派遣使者出使世界诸国，使东西方往来更加频繁，统治阶级中不仅有蒙古人、色目人等，在宗教方面更是众教相处的状态，极大的丰富了草原文化。

　　二、草原文化的基本特征

　　草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其独特的规律和体系，在推动北方民族经济的同时，也为华夏文明的形成和世界文化丰富做出了极大贡献，主要体现在这些方面：

　　1.草原文化的形成是多民族文化相互交融并汇聚成的多元化统一体。

　　2.内蒙地区独特的地理原因，造就了草原文化独特的区域特征，但在历史的长河中，草原文化又深受诸国文化的影响。

　　3.草原文化是一种强势文化，历史上曾对华夏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且还激起了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为华夏文明和国外文明的彼此对话，起着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4.草原文明是多元化文化的集合体，以游牧生产为主，包括渔猎、畜牧业、农业等各种文化。

　　草原文化与华夏文化相互依存，每当华夏文化在日薄西山，道义沦丧之时、草原文化便会以凌烈的气势，激起中原文化中蕴含的庞大气势。内蒙地区人烟稀少，辽阔无边，经常出现各种天灾，草原民族在经历灾难考验的同时，饱受着饥寒折磨。变幻多端的生存环境，使得草原人们的性格粗糠豪迈、嫉恶如仇，又淳朴真诚，正直善良。

　　从内蒙地区的地理条件上来看，草原文化是一种生态类型文化，从古至今在我国辽阔的北方草原上生成，发展，是草原民族崇尚自然，利用草原独特的生态环境去维护草原生态环境的文化成果。

　　三、草原文化下的内在人格

　　天圆地方、天人合一”是蒙古人了解自然的一种生活方式，他们认为圆代表美好和成功。由于天灾的肆虐，内蒙地区的少数民族对自然力量的恐惧使他们产生了祈福心理。在历史长河中，他们虽曾试图征服自然，但生活的实践，让他们了解到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只有根据自然规律变化来调整自身的生活去顺应大自然，才能生存下去。这种祈福心理，承载着游牧人对自然真挚的爱。

　　四、影响内蒙地区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发展的因素

　　内蒙地区迥然不同的自理环境和其独特的自然条件，使得长期生活在北方的少数民族形成了逐水而居的生活方式。尽管自然环境的残酷、经济结构的单一和部落关系的复杂使得草原只能以畜牧业为主，但他们的社会生产水平也在不断的发展。

　　史书中记载的突厥人“工于铁作”表明内蒙少数民族很早便掌握了先进的冶铁技术，由于草原文化的独特性，北方少数民族骑兵技术应用炉火纯青，马背上的用具日渐趋向成熟。畜牧业的普遍繁荣也推动了手工业和农业的发展，使其生产水平大幅度的提高。但天灾的降临使得人口和畜生在大量死亡的同时，给他们带来了饥寒，而战争便成了他们最快捷。最便利、最有效的补给方式。

　　内蒙地区的少数民族在没有战争时，都是以畜牧业、渔猎为主的老百姓，但每当战争来临，便会变成聘马驰骋的战士。但历史上，内蒙始终处在政治体系散乱和缺少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以及缺少长期稳定的生产方式的情况下，这也是

　　影响内蒙地区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发展的因素。

　　五、总结

　　内蒙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是博大精深的文化，草原用宽阔的胸襟哺育着草原上生存的民族，造就了一代又一代善良淳朴的人们，展示出了草原独特的人格魅力。草原文化是内蒙地区几千年来的结晶和血脉，在千年来的历史长河中，他们创造出了璀璨的草原文化，也为中华文化的充实，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文化能够体现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包括软实力和硬实力，若其发展为一种价值观，则软实力表现在精神力以及吸引力上；若其发展为文化产业，则其硬实力表现为带来物质利益的生产力。对于内蒙古这一少数民族而言，其人数较多，在我国文明中占重要比重。因此探讨内蒙古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建设，与我国文化建设与实力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文化部与内蒙古携手推进文化建设[J].实践：思想理论版，2012（4）

　　[2]张德平.蒙古游牧文化与生态文化建设——试论农牧交错带的生态恢复与建设问题[J].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13（1）

　　作者简介：崔伟光，男，（1992.11.3-），籍贯：内蒙古通辽市扎鲁特旗，研究方向：蒙古族历史与思想。

　　

　　

篇十：什么是草原文明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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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tjaKassin

　　http://www.hotfile123.com/xxx/15878-the_lisa_ann_briana_blair_and_lisa_ann_sharing_with_briana.html蒙牛企业文化案例蒙牛文化是一个典型的领袖驱动型文化，领袖作用特别明显。年年应变刷新的文化蒙牛发展得很快，处在高速成长期，所以蒙牛会根据每一年所遇到的新的情况、变化和问题，去不断地修订蒙牛企业文化。到目前为止，蒙牛的企业文化每年都要出一个版本。从2004年起，牛根生开会必讲的是：“中国人的特点是同情弱者，不佩服好汉。过去蒙牛创业过程中是弱者，很多人帮你，可以挑战很多事。今天蒙牛已经不是弱者了，是好汉了，那必须有示弱的精神，才能得到好的生存空间。”在2004年之前，牛根生一直在谈挑战、超越，而当蒙牛变成领导型的企业时，却要回过头来强调更谦虚更低调地做人、做事。这是蒙牛文化一个特别典型的转变。

　　蒙牛文化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五个方面：

　　1、商学院的文化培训2003年年初，蒙牛成立了企业商学院，其最核心的职能就是实施企业内训，配合企业文化的宣贯执行，牛根生亲自担任商学院的院长。2003年蒙牛商学院与我们合作，花了一年的时间搭建商学院的运作体系，培养蒙牛内部的讲师，并在蒙牛内部进行几十场企业文化专题培训。2004年蒙牛商学院开始实现自主运作。现在，蒙牛商学院的讲师都是蒙牛内部素质比较优秀的年轻人，在基层工作过，然后考上来的。他们在企业文化培训师的岗位上工作一段时间后，往往成为内部各个业务单位特别抢手的储备干部，因为他们的综合素质、全局意识、对企业的忠诚度会非常非常优异。所有来蒙牛的新员工都要接受商学院一个星期的全封闭入职培训，无一例外。如果试用期3个月内，你还没有接受企业文化培训，人力资源部会“跳闸”，你是没有办法脱离试用期正式进入该工作岗位的。蒙牛商学院的企业文化培训不只是培训新员工，所有的员工每年都要“回炉再造”，每年都要去学习新的蒙牛企业文化课程。蒙牛商学院除了对集团总公司进行培训，还接受基层单位的邀请进行培训，同时还肩负着基层培训师的培训。蒙牛有20多家工厂，商学院每年会要求每家工厂选派2-3名员工到总部，商学院要教会他们如何讲企业文化，再由他们回自己的工厂进行企业文化的宣讲。蒙牛的业务区域在慢慢扩大遍布全国，很多基层单位在创立过程中都遇到了“内蒙文化”与“驻地文化”的融合和冲突问题，因此各个基层单位更是把企业文化培训当成了特别重要的工具，用企业文化去改变当地的工作氛围和工作方式，每年都会把请总部讲师给他们的工厂进行培训当作一项特别的活动来安排。蒙牛是真的在用培训的方式把员工对企业文化的理解，作为选拔、提升人才的非常重要的标准。每年都会有大批的员工被重用，这样大家就会很主动地去参加、学习、表现。企业文化培训工作也正在由纯内训扩展到对价值链上的合作者培训上来。比如，蒙牛最重要的合作伙伴——瑞典利乐公司，它是世界500强，比蒙牛大很多，而且自己也有一套跨国公司的工作理念和作风，但是利乐内所有为蒙牛服务的员工也必须接受蒙牛文化的培训。甚至对奶站、经销商等等，都通过文化培训来刺激理念共振，因为“道同，才能与之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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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牛的培训体系当中有一个特色活动：每周有一次学习例会。从1999年到现在，每周二都会用3个小时，召开蒙牛200名左右中高层干部参加的学习例会。每周坚持，从来没有改变过，这一点特别令人佩服。学习例会变成了及时交流心得、经验、信息动态的好机会、好平台。牛根生也会有意识地去规划学习内容，包括副总裁每年都要有两次讲课，牛根生逼着他们备课，让他们也都成为商学院的培训师。2、学习节和感恩节蒙年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学习节和感恩节，都是围绕蒙牛的企业文化来进行的。学习节每年都有不同的主题，其实就是对蒙牛企业文化的现实补充。比如：2005年牛根生推荐了一本好书，叫《西点军校》。全员就会针对这本书去学习其中的精神，写书评、竞赛、演讲，通过这些活动把这本书的精神贯彻、落地、执行。感恩节更强调与外界的互动，与外界联合搞一些公益活动，不断去强调企业文化当中的感恩，回报社会等重要元素。企业文化文本再怎么改变，一年也只能改变一次。所以，牛根生很勤奋，他每个月都会写一篇杂文，在蒙牛内部的《蒙牛足迹报》上发表。这些文章也会成为蒙牛企业文化不断补充的内容之一，不断的下发。它的意义在于，在蒙牛的不同阶段，以企业领导者的角度不断地重新解释企业文化。蒙牛人在遇到不同事件的时候，怎样运用企业文化去理解新的事情，牛根生的文章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比如有一个阶段，蒙牛开始高薪聘请职业经理人了，那原有的管理者们会不会有想法呢？这时，总裁专栏就会刊出一篇题为《带工具的人》的文章，引导人们去正确理解这种动向，下个月又会出一篇《有使命的人》，充分肯定老员工们的重要价值和贡献。蒙牛人对此非常重视，包括一些蒙牛的经销商也不断地组织员工学习牛根生的文章。曾有一段时间牛根生由于工作繁忙停止了写作，经销商给牛根生写信，强烈要求继续写下去，并且要月月发。牛根生的文章形成了蒙牛企业文化新的演绎，因为他讲的是身边正在发生的事情，最能反映当时蒙牛的现象和趋势。现在，我们在帮助蒙牛进行客户满意度的研究。蒙牛把合作伙伴对蒙牛文化的评价和认知作为满意度的一个重要要素和指标进行调研。这样一来，企业文化运行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基层单位客户满意度的好坏。客户满意度的好坏又直接影响着蒙牛公司内的个人利益和业绩评价。蒙牛的液态奶和冰淇淋事业本部每年请第三方公司做两次名为《客户之声》的满意度调查研究，最后会呈现一份报告。有时候分值会很高，大家都很满意，有时候分值会很低，甚至有的部门会出现负数，这就会直接影响到负责人的薪酬、威信等，那他就要全力以赴去改进。前一段时间，在一个内部会议上，牛根生听了关于客户满意度评价结果的报告后，他讲了一段话：“看到没有，在我们客户满意度评价的所有指标中，企业文化的得分是最高的，但是我们在企业文化上的投资是最少的。与硬件相比、与营销相比、与产品相比，企业文化占用的资源是最少的，但是带来了最高的满意度。最少的投入换来最大的回报，这是特别值得所有的管理者深思的一个问题。”而很多经销商都表示：已经用蒙牛文化来武装自己的公司，与蒙牛合作得到的收获很多，排名第一的就是学会了用企业文化来建设团队、凝聚人心。在市场中的很多竞争者都很羡慕地发现，蒙牛的经销商从里到外都是蒙牛人，人人都有一颗“蒙牛心”。比如有的经销商下属的业务人员会写一首打油诗挂在宿舍里：“我是蒙牛一个兵，东西南北战不停。若君有何为难事，我愿为兄去挺身。”想到他们与蒙牛实际上并没有隶属关系，这种归属感是很令人震撼的。3、牛根生的草原精神和仁义精神蒙牛文化的伦理基础中有两个特别突出的元素。“草原”公有制一是草原文明、成吉思汗精神的烙印特别深。成吉思汗的管理有两个前无古人的特点，体现在人力资源和分配制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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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力资源上，是全民皆兵，每个部落的成年男子都是个蒙古战士。在分配制度上，是以战养战，只要你跟我去打仗，你攻下来的战利品全是你的，所以战斗力特别强。这两种特征表现在蒙牛身上特别明显。蒙牛的产权高度分散，高度社会化，这种大公有制就是成吉思汗以战养战的典型体现，公司是每个人的，利益是每个人的，所以每个人全力以赴地去做事情。这种公有制的分配文化到底好不好，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今年，我们帮助蒙牛做几个业务单位的组织结构调整。调整过程中，因为业绩的关系，很多人可能要从原有的管理岗位上下来。一般的企业中的人遇到这种调整绝对是有很大的反弹。结果我们访谈的每个将被调整的干部，特别真诚地对我们讲：“如果这次调整需要我下来，第一天通知我，我第二天马上就交接，而且我们会全力以赴地去帮助继任者工作，为什么？因为我退下来了，我可能没有工作了，可能没有20万年薪了，可我还是蒙牛的股东，与我的这份年薪相比我更关注我的股东利益是不是能得到保证。如果新的组织架构新的人能把业绩做得更好，能够保证我的股东利益我会更开心。”蒙牛从高层到中层的干部，大部分人都是持有股份的，只有极少的在2004年到2005年上市之后进入公司的人没有赶上最初一波持股的机会，但牛根生也会用期权或老牛基金会的其它方式给他们配股而且增加他们持股的机会，这也是蒙牛文化特别重要的体现。牛根生对成吉思汗高度崇拜，草原精神的确影响着他的灵魂。最近，我研究蒙古族的文化，无意中吃惊地发现，蒙牛所在的和林县刚好是成吉思汗的龙庭（忽勒台），是他的大本营，成吉思汗丢哪块地都行，就不能丢这块地，这也是个巧合。二是仁义精神。“义”在蒙牛人身上表现得非常突出：拼搏奉献、义薄云天、舍生取义，蒙牛和伊利的这种竞合关系、牛根生和郑俊怀的私人关系，以及蒙牛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有义气的成分在。这种精神在某种意义上也跟牛根生早年的生活轨迹和他个人的性格有关。4、致富病的预防针2005年，牛根生个人出资做了一个和谐家庭特训营的临时项目，可谓是为了使企业文化落地的极致之举。它主要针对股票上市交易之后，很多蒙牛的高管人员中出现了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为了防止他们自我膨胀，牛根生用这种方式去提前打预防针。家庭特训营这个项目花了四个月的时间，针对所有中高管人员的家庭，特别是配偶进行培训。一周五天，每天三个小时，把中国传统文化、蒙牛文化中的精华以更加生动的方式普及开来。有些课程会要求高管人员协同配偶、子女一起参加，从文化理念的角度引导他们重新反思工作、生活和做人的方式与价值。特训营结束时，这些特殊的学员们编排了很多文艺节目来阐释企业文化，人人都掌握了蒙牛企业文化的讲解能力、人人都通读了“四书五经”的精华部分。很多高管人员开玩笑说：过去我们是在公司给下属讲企业文化，现在我们是回家听夫人给我们讲企业文化，牛总把企业文化落地到我们家里来了。最值得一提的是，过去有一些蒙牛的“全职太太”长期都没有工作了，经常感到心理不平衡，有时也会误解丈夫的工作。经过这一轮的培训之后，她们又找到了自己的活力，虽然蒙牛制度中严格禁止直系亲属进入企业工作，但是她们给自己创造了一份“义工”的岗位：每天都有大量外界人士希望到蒙牛参观访问，但是企业内部接待人员总是不够，因此，这些“夫人”们主动承担了这份又累又基层的工作，而且不要一分钱的报酬，就是希望能用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为蒙牛做一些贡献，以实际行动支持家人的工作。5、眼界决定境界其实，对于富裕的员工只有一个方法去激励他们了——“眼界决定境界”——让他们看到更高的境界，用新的目标去激发他们。当然，致富后，员工一定会有个分流的过程，没有更高境界的人就只能走掉，公司必须得接受这一点，然后再寻找新的想成为亿万富翁的人进来。蒙牛未来也一定会碰到发展中的障碍，不可能一个公司的发展永远是一帆风顺的。牛根生已经有所预见了：过去自己前面老有标杆企业，但现在自己是“好汉”了，应该怎么为人处事？以前很弱，所以拍着胸脯说自己很强，现在不能这样了，但不一定是每个人都能改过来。因此，现在企业文化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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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须要承担新的职能，把这些蒙牛豪杰变成真正的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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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十一：什么是草原文明

　随着近代人为因素对草原生态系统的破坏草原也展现出肆虐的一面急剧的草场退化惊人的草原沙漠化可怕的沙尘暴和水资源的枯竭已经成为草原人民为了求得生存而不得不面对的问党的十七大鲜明地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项全党全体人民的长期战略任务广大草原人民在面对草原生态危机带来的种种挑战时应切实地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建设草原生态文明还自己一个稳定和谐的草原生态系统

　　对草原生态文明的浅析

　　草原，作为生物圈的组成部分，整个生态系统中重要环节。千百年来，草原生态系统曾展现出温顺的一面，丰美的水草养育了匈奴、鲜卑、蒙古、藏族等众多马背上的民族，并孕育了北方民族丰富灿烂的草原文化。随着近代人为因素对草原生态系统的破坏，草原也展现出肆虐的一面，急剧的草场退化、惊人的草原沙漠化、可怕的沙尘暴和水资源的枯竭已经成为草原人民为了求得生存而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党的十七大鲜明地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项全党、全体人民的长期战略任务，广大草原人民在面对草原生态危机带来的种种挑战时，应切实地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建设草原生态文明，还自己一个稳定、和谐的草原生态系统。千百年与草原的和谐共处中，马背民族创造了与中原文明遥相呼应的草原文明。这些朴素而精髓的草原文化，是草原人民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集中体现，是草原人民与草原生态系统求得和谐的生态文明思想。如今，在草原人民建设生态文明的道路上，应当汲取草原文化中有益的精华，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构建一个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草原生态系统。一、草原生态文明的概念与内涵（一）草原生态文明的概念

　　生态文明是指人类在改造自然以造福自身的过程中为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所做的全部努力和所取得的全部成果，它表征着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进步状态，它是人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系统相互关系的理念、态度及生活方式，是人类走出以“人类为中心”的怪圈，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新的文明发展进程。草原生态文明是指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形成的正确认识和处理人类社会与草原生态系统相互关系的理念、态度及生活方式，以实现的人与草原的相互和谐，以及为达到这种和谐做出的所有努力和取得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总和。（二）草原生态文明的内涵草原生态文明内涵是极为丰富的，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理解：1.人与草原的互相尊重与平等，滥垦、滥牧、滥采等有悖草原生态系统自身规律的行为，对草原造成近乎毁灭性的破坏。要改变草原这种非生态的局面，首先应从认识上树立人与草原平等的观念。人类要尊重草原上的一切生命，尊重这些生命的价值和它们作为一个整体的价值。只有这样，草原人民才会得到草原造物主的尊重。2.人与草原关系化“对抗”为“和解

　　进入近代以来，特别是最近的几十年，草原上的文明似乎随着工业化的脚步，一齐向前走着。但事实上，人类与草原之间的矛盾却从原有的和谐变得日益尖锐。弗腊斯认为：“文明是一个对抗的过程，这个过程以其至今为止的形式使土地贫瘠，使森林荒芜，使土壤不能产生其最初的产品，并使气候恶化。”他认为文明是人与自然之间不可避免和无法解决的“对抗过程”。但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文明之所以同自然生态发生“对抗”，无法“和解”，从而遭遇困境，其根本原因在于“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方式”。人们一直在以主人的身份，与自然“奴仆”发生着对抗。这种对抗同样反映在人与草原关系之上。人与草原之间的矛盾之所以尖锐，是因为人们长期以来过分陶醉于对自然草原的改造和胜利，而忽视了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滥垦、滥牧、滥采等威胁草原生态系统稳定与和谐的生产方式，使得草原生态系统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因此，草原生态文明理应成为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建设生态文明的题中应有之意。人与草原化“对抗”为“和解”，建立相互合作的伙伴关系，无疑是草原生态文明的核心内涵之一。3.人—草原—社会的相互和谐党的十七大提出构建和谐社会，而和谐社会的最终基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而这正是生态文明的重要内涵。草原生态文明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提倡人——草原——社会的相互和谐。人们不仅要注重尊重和敬畏草原，而且也应当科学和合理开发草原，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促进社会发展。同时，倡导自觉养护和补

　　偿草原，使草原与人类协同进化，共同繁荣。如果没有人与草原关系，以及人与人关系的和谐，就不可能有草原生态文明的出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当然也就成为空中楼阁。二、草原文明中的生态伦理思想在马背民族创造的草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一）尊重自然、敬畏生命的环境伦理思想环境伦理学的创始人阿尔贝特•史怀泽创立了系统的“敬畏生命伦理学”，他提出“为爱一切动物的伦理学制订细则”和“善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的价值”[2］75-76。阿尔贝特•史怀泽尊重自然、敬畏生命的理想，同样真实地反映在马背民族，特别是藏族的传统思想中。藏族在多年的游牧生活中，已经认识和感悟到人与草原上的一切生命共生共荣，草原生态共同体是生命的摇篮。因此在牧民的生产活动与生活中，无不体现着朴素的尊重自然、敬畏生命的思想。1.对自然的尊重在生产生活中，藏族禁止挖掘草地、蓄意破坏草场，禁止在草地上遗留火种，禁止在河流中泼撒脏水、洗涤污物。在宗教信仰上，藏族信奉的藏教主张万物有灵，它认为草原上的一草一木、飞禽走兽和河流湖泊都有灵性，不能轻易地扰动、射杀和破坏，人们必须予以尊

　　重。在藏族的民歌中，他们把大地比做母亲，把草原比做摇篮，把河水比做乳汁。

　　草原生态文明是人对自然的尊重。具体体现在人要尊重草原，认识草原自身的内在价值，把人与草原生态系统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反对人类以主观主义的眼光来看待自然，承认生态系统本身具有超越工具价值与内在价值的系统价值。他认为，生态系统的创造性是价值之母，大自然的一切创造物，只有在它们是自然创造性的实现意义上，才是有价值的。生态系统是一个具有包容力的重要生态单元，整个生态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比任何有机体都更加重要。[2］75草原是生态共同体中的一个部分，而人类又是生态共同体中的有机体，因此，人类在一切活动中，都要从认知和行动上承认草原生态系统的系统价值，承认它的创造性价值，承认没有草原生态系统的价值就没有人类自己的价值。以往，人们只承认草原为人所用的工具价值，更多地把草原的经济价值作为人类经济活动与其他活动的着眼点。

　　2.对生命的敬畏

　　游牧民族以肉为食，但不会随意宰杀动物，即使在宰杀时，也表现出对它们的感恩和怜悯。藏族在宰杀牛羊时，都有虔诚地诵读一番，以表示感念。[5］藏族禁止在动物繁殖的季节狩猎，以促进它们生命的延续，并主张有节制地狩猎，禁止盗猎。甚至对危害羊群的狼，牧民都表现得十分宽容，使它们一直能在草原上繁衍。（二）人与环境和谐的生态伦理思想草原上的马背民族在多年与草原的和谐共生中，形成了一系列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其中蕴含了诸多生态伦理思想。

　　游牧是藏族人民的主要生产方式。游牧就是四季轮牧，牧民将草场分为四季营盘，按季节将牲畜转移到水草丰美且气候相宜的营盘内放牧。[5］这种生产方式不仅有益于牲畜防疫、长膘，还有益于保持草原生态系统的平衡。游牧可以避免牲畜长期在同一草场放养而造成对草场的破坏，又能使牧民在草原上得以生存，可以说达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牲畜与草场的和谐。在草场畜载量过大，草原破坏严重的今天，这种思想能够给予我们有益的启示。

　　在生活方式上，藏族也反映了与自然相和谐的思想。牧民居住的藏包，只需要少量的木材和羊毛毡就能做，把房屋对资源的消耗降到了最低，并且方便拆卸，不会长期占用草地，避免对草原造成破坏。在燃料的选择上，牧民使用牲畜的粪便，促进了生态系统物质和能量的循环。（三）生活简约与消费的适度藏族生活在资源相对贫乏的草原上，朴素的生活方式和有节制地消费也就成为他们的美德之一。藏族人民历来知道有限的草场只能养育有限的牲畜，为了使牲畜可持续的繁衍，只能有节制的宰杀牲畜以满足对食物的需求。绝对不会强行地增加养畜量以满足食肉的欲望。藏族在宰杀牲畜后，会将肉风干以长期地保存；喝不了的牛奶也会将其制作成酸奶或酥油，绝对不会倒掉。藏族不像拥有工业文明的人们那样，提倡大量生产、大量消费，以些来刺激经济的增长，他们深知这样的发展之路必将把自己引向穷途末路。毕竟，整个世界范围内的资源是有限的。三、草原生态文明的建构草原沙漠化和水资源枯竭是21世纪草原生态系统向我们的抗议，抗议我们在过去几十年里走过的“黑色”发展道路。过度放牧、滥垦草

　　原、滥采资源已经让整个草原生态系统伤痕累累。如果再不走一条人与草原和谐发展的绿色道路，人类终将彻底失去赖以生存的草原。如何在草原上创建绿色的发展道路，生态文明的构建是重中之重。在构建草原生态文明的探索中，对既有文明所体现的优秀生态思想的博采，是必不可少的。这些蕴含在草原文明中的生态伦理思想，可以让我们认识到现今的理念、认识和生产生活方式的不足，为我们的草原生态文明建设指明方向并且提供方法论的指导。在认识上，要培养草原生态文明意识，把对草原生态系统的尊重与敬畏作为我们展开一切活动的前提，树立对草原生态系统自身价值的尊重，摒弃只注重其工具价值的错误做法。人们出于对自我利益的考虑，主要体现为经济利益获取，以经济的增长作为衡量草原价值的标准，草原成为人们获得经济利益的工具。人们贪婪地索取和对自然规律的无视，已经严重地损害了草原生态系统的内在价值——创造性价值，草原已经变得贫瘠，即将成为荒漠，这意味着，再这样下去，草原将失去它的创造性价值，人类将失去承载自己未来的基础。草原生态系统中的每一个主体（政府、企业、个人），在决策与实施行动时，都要将草原生态系统自身的利益与人类的利益联系起来，人类的利益服从生态系统的利益。要认识到人类自我的利益只是眼前

　　利益，整个生态系统的利益则是长远的利益。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避免人与自然的对抗。我们必须将草原生态系统自身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切实地创造和维持草原生态系统的完整、稳定和美丽，哪怕是经济增长速度的减慢还是部分人经济利益的损失。在行动上，要将人与草原生态系统的和谐作为草原生态行为的目标。建设草原生态文明，必须建立文明的生产方式。文明的生产方式体现对草原生态系统的保持与促进，现今的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农业、牧业与工业相结合的生产方式显然在破坏草原生态环境，是被生态文明所排斥的。在对藏族生态伦理思想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只有合理地发展牧业，采用符合草原生态规律的养殖方式才能被生态文明所欢迎。在广大的草原地区放弃效率低下的农业生产，进行单一的牧业生产，注意对草场的保持，从游牧的生产方式中汲取有益的经验。这样做，既能保持经济的增长又可以避免破坏生态环境，完全符合草原生态的规律，值得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得到采纳并加以推广。在城市地区，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逐步取代污染严重的工业，例如发展对环境影响较小的体验式旅游，以促进经济增长。建设草原生态文明必须建立文明的生活方式。主张适度消费、合理消费。发扬马背民族传统的简朴、节约之风，避免浪费资源的高消费生活方式。

　　草原生态文明的建设还需要依靠人类无尽的智慧和科技的力量，但更需要人类发自内心的对大自然的情感和热爱。藏族的文化是真正把他们的祖先，把他们的敬畏和伟大的情感同身边的大自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或许这样一种情感才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如果我们13亿中国人都有同样的生态文明意识，无论是生产还是生活，在各个方面都注意环境保护，那么这样所积蓄的生态文明力量就不可比拟。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常把人的生态意识视为最大的生态资源，认为只要当今的地球人摆脱资产阶级价值观念的羁绊，普遍树立起生态文明意识，那么就能走出当今严重的生态危机。参考文献：［1］薛晓源.生态文明研究前沿报告［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余谋昌，王耀先.环境伦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75［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篇十二：什么是草原文明

　三色文化演讲稿

　　1.2021年三色文化主题征文要求生活的颜色，五彩绚丽，绚烂夺目。

　　红的，黄的，蓝的，绿的，白的。这是生活的颜色。红色，是热忱，是对生活的热忱。它想火红的太阳，赐予青春，赐予生命活力。红色的生活，是同学们对学习的热忱；红色的生活是人们对生活永不言弃的热忱。黄色，是坚持，是对生活的坚持。它像勤劳的蜘蛛，坚持工作，坚持奋斗。黄色的生活，是十六年同学坚持不懈的学习；黄色的生活，是人们对抱负，对目标坚持不懈的努力。蓝色，是抱负，是对生活的抱负。它像树苗儿，以长大为抱负，以成为参天大树为抱负。蓝色的生活，是同学们的生活抱负；蓝色的生活，是人们不断追求，不断向前追的抱负。绿色，是享受，是对生活的享受。它像漂亮的花儿，享受暖暖的阳光，享受人们的观赏。绿色的生活，是同学们欢乐地享受学习；绿色的生活，是人们享受自然，享受美妙。白色，是欢乐，是对生活的欢乐。它像自在的鸟儿，欢乐地飞行，欢乐地唱歌。白色的生活，是同学们学习的欢乐。

　　2.江西三色文化征文作文400字中华传统文化应包括：古文、诗、词、曲、赋、民族音乐、

　　民族戏剧、曲艺、国画、书法、对联、灯谜、射覆、酒令、歇后语等；传统节日（均按农历）有：正月初一春节（农历新年）、正月十五元宵节、四月五日清明节、清明节前后的寒食节、五月五日端午节、七月七日七夕节、八月十五中秋节、腊月三十除夕以及各种民俗等；包括传统历法在内的中国古代自然科学以及生活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各地区、各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文明演化而汇合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为内核，还有道教、佛教等文化形态（佛教为天竺所传，但如今中国境内的佛教早已被汉化）。

　　[编辑本段]中华文化亦称华夏文明。是世界上最陈旧的文明之一，也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明。

　　一般认为，中华文明的直接源头有三个，即黄河文明、长江文明和北方草原文明，中华文明是三种区域文明沟通、融合、升华的果实。在黄河流域产生的农业文明，遭到历史时期自然地理因素的影响，不断向长江流域农业文明过渡、进展。

　　长江流域农业文明是黄河流域农业文明的承继和进展。黄河流域晚期农业一般次要是种植粟，长江流域农业次要是种植水稻。

　　北方草原游牧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黄河流域农业文明区域和北方草原游牧文明区域有一过渡地带，这一地带也是历史时

　　期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次要是汉族）相互抢夺的次要区域，在这一区域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也不断获得直接的沟通、融合。

　　3.关于三色文化的作文人人都认为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应当坚持，但有些事却是错误

　　的坚持。—题记坚持当然是好的，但必需放在正确的事，假如一旦放在错事上，那他的坚持就可能会让本人走上歧途。

　　历史在秦始皇统治时期，秦始皇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的措施，一开头就遭到朝廷内一些官员的剧烈反对，但秦始皇不听取他人看法，还是坚持本人的想法。公元前213年，又有人提出恢复分封制的主见，但丞相李斯严峻驳斥恢复分封制的主见，还建议让秦始皇把《秦记》以外的书籍全部销毁，秦始皇不听取其他大臣官员的看法，一味坚持李斯的建议。后来秦始皇和秦二世的坚持残暴和之前错误的做法，引发引发人们剧烈不满，让人们发动起义，最终使得秦国灭亡。假如没有一次又一次的坚持，那么秦国就不会这么快就灭亡。重演如今很多青少年都沉浸于网络和嬉戏，成天都呆在网吧里，个个都基因突变，变成了熊猫，从而导致他们不爱学习，不想学习，最终导致学习成果飞速的下滑。然而，这时候家长和老师就会消失，成为一个劝导的角色。可是一个个对嬉戏着迷的青少年却总不会听家长和老师的劝导，只盲目地坚持本人那错误而愚蠢的做法。所以这些错误的坚持时不时把他们送进暗无天日的监狱里。青少年在玩暴力嬉戏时，在与身边的人发生争吵时，那暴力变摧毁和主宰他们的意志和思想，让他们做出

　　令人惊异的举动——宰人，这些举动毫不留情的把他们送进监狱，这些事情是真实的，而且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发生后，他们已经来不及懊悔了，只得在监狱里渐渐反省那错误的坚持。古往今来，错误的坚持数不胜数，一旦当我们做出错误的坚持，便会覆水难收，所以我们应当善用头脑明辨是非，坚持不肯定是对的。

　　4.三色文化的征文中华传统文化应包括：古文、诗、词、曲、赋、民族音乐、

　　民族戏剧、曲艺、国画、书法、对联、灯谜、射覆、酒令、歇后语等；传统节日（均按农历）有：正月初一春节（农历新年）、正月十五元宵节、四月五日清明节、清明节前后的寒食节、五月五日端午节、七月七日七夕节、八月十五中秋节、腊月三十除夕以及各种民俗等；包括传统历法在内的中国古代自然科学以及生活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各地区、各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文明演化而汇合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为内核，还有道教、佛教等文化形态（佛教为天竺所传，但如今中国境内的佛教早已被汉化）。

　　[编辑本段]中华文化亦称华夏文明。是世界上最陈旧的文明之一，也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明。

　　一般认为，中华文明的直接源头有三个，即黄河文明、长江文明

　　和北方草原文明，中华文明是三种区域文明沟通、融合、升华的果实。在黄河流域产生的农业文明，遭到历史时期自然地理因素的影响，不断向长江流域农业文明过渡、进展。

　　长江流域农业文明是黄河流域农业文明的承继和进展。黄河流域晚期农业一般次要是种植粟，长江流域农业次要是种植水稻。

　　北方草原游牧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黄河流域农业文明区域和北方草原游牧文明区域有一过渡地带，这一地带也是历史时期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次要是汉族）相互抢夺的次要区域，在这一区域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也不断获得直接的沟通、融合。

　　5.江西三色文化作文300江西三色文化

　　红色，是赣鄱文化的近现代特质。江西是一片红土地，不只孕育了千万赣鄱人民，也孕育了独具历史底蕴的赣鄱红色文化。上世纪初，中国人民在在追求当家作主的历史进程中，赣鄱大地为中国红色革命点燃了星星之火，而燎原燃烧的不只仅有中国革命的宏大征程，还有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革命精神。百年历史之中，中国共产党正是启程于江西，领导了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宏大成功，铺就了中国特色的革命之路、建设之路、改革开放之路。如今，红色文化已经成为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斗争和社会实践中构成的极具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其在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心聚力等方面具有不行替代的重要作用。读懂红色文化，才能感知“江西精

　　

篇十三：什么是草原文明

　以中国北方草原为载体内蒙古族为主要代表的北方游牧民族与草原生态环境和谐依存通过草原生态系统与其游牧民族特有的文化信仰心理特征的融合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共同创造和发展的并不断以异质文化的精粹为养料的动态文化

　　一、

　　草原文化的概念

　　（一）草原文化内涵的界定文化，国家的根脉，民族的灵魂。中华文化，是一个多元一体的文化体系，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源流，三种文化相互碰撞、交流、吸收、融合共同造就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其中，以中国北方草原为载体的草原文化即使中华文化的主要源流之一，又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整个中华文化的形成。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内在动力之一。迄今为止，国内专家学者关于“草原文化”内涵的理解见仁见智，众说纷纭。根据学术界对草原文化的普遍理解，草原文化可以界定为：以中国北方草原为载体，内蒙古族为主要代表的北方游牧民族，与草原生态环境和谐依存，通过草原生态系统与其游牧民族特有的文化、信仰、心理特征的融合，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共同创造和发展的，并不断以异质文化的精粹为养料的动态文化。（二）草原文化的主体及区域分布构成中华文明的草原文化，从广义的角度分析，包括亚洲杯芳草苑、西域地区、青藏高原三大板块。从狭义的角度分析，则专指亚洲北方草原。就关于草原文化的区域分布，草原文化研究员吴团英在《略论草原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指出：“草原文化分部的地域范围，主要是在中国的北方草原地区，历史上包括整个蒙古高原。”具体地区，有匈奴、丁零、突厥、回纥、东胡、鲜卑、乌桓、柔然、契丹、蒙古、女真等民族，历史上这些游牧民族共同构成草原文化的主体。(三)草原文化的特征1崇尚自然的生态特征草原文化是古老的生态文化，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产方式让人类妥协于自然力量，顺应自然选择。蒙古民族作为北方草原文化的承诺，在其身上凝聚着古代游牧民族生态观。游牧生产方式将自然当做敬奉的对象，以一种敬畏和爱慕的心情崇尚自然。牧人们不会因为个人利益或生活方便而破坏自然，从生态角度看，蒙古包是人类长久性居住建筑中用材最少，建筑方式对自然破坏最小的建筑；牧人取暖用的材料，是牛羊粪和枯树枝，禁止砍伐树林；严禁在河水、湖水中洗涤污物。讴歌自然是蒙古族民歌的主题之一，充分表明对大自然的感激之情。人类社会的发展始终围绕着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生存与资源开发之间的关系而展开的，资源利用手段和方式、资源的分配方式制约着社会的发展。当代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提出，就是为了处理好社会发展与科学利用资源的关系，从这一意义上讲，北方草原文化是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最佳选择。2开放进取的文化特征草原文化是开放型文化，主要体现在对外来文化的兼容方面。凡是与北方草原民族有联系的封建朝代，往往是思想最活跃的朝代大多数统治者对外来文化都采取了兼容并蓄的突破。成吉思汗提出的所有宗教信仰平等的法律，作为一种政策，在十三世纪的亚欧大陆上是绝无仅有的文化政策。时至今日，开放的思想依旧在蒙古民族中得到传承和发扬。草原文化也是拥有活力的文化，随着时代发展，一些文化被淘汰，而新的文化不断诞生。3讲究诚信、崇拜英雄的伦理特征诚信是草原文化的精神内核，游牧经济的分散性决定游牧人必须以诚信为最

　　高道德水准，已成配天，以信取天。形成以诚信为重，推崇以诚立命、以信立行、以忠誓盟的价值核心与文化理论。民族英雄是民族的脊梁，懂的崇尚英雄的民族，才是英雄的民族。在草原民族中，人们普遍崇尚英雄，奉行英雄精神，把效仿英雄当做人生的最高价值追求。其尚武精神可以放映在游牧民族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在民族迁移和文化交融中更是体现的淋漓尽致。

　　

　　

篇十四：什么是草原文明

　理论·政策·产业

　　挖掘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

　　——文化产业系列讲座之三：西汉历史文化专题讲座心得体会

　　陕西日报/2014年/8月/26日/第012版

　　汉朝时期，中国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其疆域在鼎盛时期，北至五原郡、朔方郡，南至日南郡，东至临屯郡，西至葱岭。西汉平帝时期（公元元年），全国人口达6000万左右，占当时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我省作为汉代文化的发祥地，拥有极其丰富的历史遗存和文化资源，加大对汉文化保护和开发，大力弘扬汉代文化精神，是推动我省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的重要任务。

　　一、汉文化的形成和主要内容汉朝分“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9年）与“东汉”（公元25年-公元220年）两个时期，本文内容以“西汉”为主，西汉历时211年，共有14位皇帝。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通过取得楚汉战争的最终胜利，建立汉朝，定都长安。汉高祖采用德教为主、刑法为辅、休养生息、与民休息的治国方略，经历文景之治后，汉武帝时期达到极盛，形成汉武盛世的全盛局面，后来昭宣时期再次复兴。公元9年，外戚王莽御王冠即天子位，篡夺了刘氏政权，西汉结束。汉朝全面继承秦朝的制度体系，是我国第一个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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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世，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大统一的封建文化。汉长安城作为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都市，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统一国家的历史标志和象征。汉朝文化的统一，为华夏民族两千年的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为中华文明的延续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汉文化不仅是黄土文明的反映，也是草原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反映。中原汉族在与北方游牧民族、西域诸国及各民族，南方百越，以及西南诸夷的长期交往与斗争中，文化、风俗也逐渐融合，进一步丰富了汉文化。汉代文化还是海洋文明的反映。中国自古就有漫长的海岸线，有像东冶(福州)、番禺(广州)那样的国际海上贸易大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成为中外交流的主要通道之一，在交流发展中汉代文化也吸取了海洋文明的一些成分。此外，汉代文化还承袭了当时三秦文化区、燕赵文化区、齐鲁文化区、楚文化区以及巴蜀文化区等诸多具有独立文化特色的地方性文化。所以说汉代文化是多元文化基础上的统一和统一条件下的文化多样性融合。在博大精深的汉文化中，主要内容及其基本要旨有以下几点：

　　1、“无为而治”奠定了汉王朝的立国之本。刘邦登基后，面对秦末农民战争严重创伤下凋敝不堪的社会现实，任用萧何为丞相，采取清静无为、休养生息的黄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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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鼓励生产，轻徭薄赋。汉惠帝刘盈继位后，尊刘邦遗嘱用曹参为丞相，萧规曹随，沿用汉高祖刘邦的黄老政治政策，达到了“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的效果。铲除“诸吕之乱”后，汉文帝刘恒即位，和儿子汉景帝刘启在位期间，继续采取黄老无为而治的手段，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恢复了多年战争带来的巨大破坏，使人民负担得到减轻，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

　　2、“独尊儒术”造就了汉王朝的长治久安。虽然“无为而治”的治国策略使社会经济形势获得了复苏，但是诸侯王的势力急剧膨胀，使西汉中央政权面临分裂危险。为了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汉武帝在董仲舒的建议下，决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推行儒家的“有为政治”。在政治上，加强皇权，首创年号；施行推恩令，通过“酎金失侯”，不断削弱诸侯王的势力。在军事上，积极加强军备，消灭了汉朝最大的外患--匈奴，使得“漠南无王庭”。又收复南越国和朝鲜，征服中亚大宛国等西域国家，使中国成为亚洲第一霸主，世界第一大帝国。“独尊儒术”这一变革适应了当时封建统治的需要，造就了汉王朝的长治久安，使华夏民族进入了“汉武盛世”的全盛时期。

　　3、“佛教文化”正式成为华夏文明的组成部分。张骞通西域后，陆上丝绸之路正式开通，为东西方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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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也为佛教传入中国提供了方便。西汉末年，信奉佛教的大月氏使臣来到中国，口传佛经，从此佛教正式传入中国内地。东汉初年我国第一座佛教寺院洛阳白马寺的建立，标志着佛教在中国正式立足。

　　4、丝绸之路开辟了东西文化交流的新格局。鼎盛时期的汉王朝，由张骞从汉长安城出使西域，开通了连接东西方交流的商贸之路，形成了“丝绸之路”，为欧亚大陆各国之间的文化、艺术、经济、宗教等方面的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汉长安城也成为古代丝绸之路的起点。同时，丝绸之路的凿通与经营，实现了中央政权对西域的有效管理，奠定了后世中国版图的基础。

　　5、科学技术在两汉时期得到了快速发展。汉朝稳定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为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随着汉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天文、造纸、数学和医学等方面的科学技术取得长足的进步。从西汉起,已经有了日食时太阳的方位、初亏和复圆时刻、亏起方向等观测记录。东汉时，蔡伦改进了造纸术，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纸。公元前一世纪的《周髀算经》及东汉初的《九章算术》则成为数学领域的杰作。华佗创立了世界上最早采用的全身麻醉术,张仲景则因《伤寒杂病论》而被尊称为“中医之祖”。

　　二、汉代文化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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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代文化是多元文化基础上的统一和统一条件下的文化多样性融合，并在发展演变中不断汲取各学派、各民族的优秀文化精髓，融会贯通，这使汉代文化具备了其他文化所不具备的优势，逐渐发展为中华民族具有深远影响和代表性的文化。

　　1、开放兼容。汉代文化善于吸纳其他文化，具有兼容的气量和能力。这就是汉代文化不仅是黄土文明的反映，也是草原文明的反映，还是海洋文明的反映。既能坚持本土文化的传统，又能不断吸纳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来丰富自己，为己所用。尤其是丝绸之路开辟后，汉朝积极与周边民族和国家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和吸收有关民族和地区的优秀成果，大大丰富和发展了汉代文化。这也正是中华文明在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相继中断或转型之后，仍能唯一延续至今的根本原因。

　　2、继承创新。汉文化不是对任何一种文化的全盘沿袭和简单模仿，而是在文化上全方位吸纳和扬弃后的更新与创造，其中包括对秦文化和楚文化的继承和创新。西汉王朝在政治上取代秦朝的同时，对于楚文化是吸收的，但对秦文化也并不是完全排斥，同样也是既有继承又有创新。

　　3、大气蓬勃。汉代文化承战国而来，总的特色是豪迈奔放，气度恢弘。汉大一统局面形成，涌现一批令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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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瞩目的文化成就。《史记》作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不但规模宏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深远，历朝正史皆采用此种体裁撰写，被鲁迅先生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东汉时期班固撰写的《汉书》作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在史学史上同样具有重要的价值和地位。《史记》与《汉书》等史学作品体现了汉代蓬勃向上的精神，显现出宏大不凡的气势。

　　4、开拓进取。在汉代，儒家思想讲究经世致用，汉代文化倡导开拓进取、积极入世的文化精神。作为体现中华民族精神核心要素的汉代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奋发向上、自强不息的力量。

　　5、注重和谐。汉代突出建设和谐文化，是中华文明史上和谐文化发展卓有成效的一个时代。昭君出塞，胡汉保持了半个多世纪的团结友好关系。儒学治世，促进了社会和谐和国家长治久安。植根于中华民族深处的汉代文化，成为建设和谐文化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重要的文化渊源。

　　三、汉文化的历史意义和影响汉代是中华传统文化生成和集成时代，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奠基期。中国大一统的历史观念和以统一思想为最高目标的价值追求等文化属性都是奠基于两汉时期，汉代文化是五千年文明史中精彩夺目的一页，从某种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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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上说代表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它所形成的影响渗透到中华民族发展的方方面面。

　　一是巩固发展了中央集权制度。中央集权制始于秦，核心是君权，“汉承秦制”，继续推行与秦朝一脉相承的中央集权制，其至高无上的权力以世袭制逐代传递，直至清朝，历朝历代基本上以此为基准发展变化。

　　二是对家族观念、伦理道德影响深远。汉代文化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改革，虽然行“儒表法里”的政治本质，但是儒家倡导等级秩序与行为规范等一直被后朝历代所沿用，汉代文化对中华民族的家族观念、伦理道德等方面影响深刻而久远。

　　三是形成了多元统一包容的中华文化。汉代文化的形成过程不断吸取儒、道、释三教以及草原文明、海洋文明等优秀文化成分，形成了多元、统一、包容的大中华文化。此外，汉代国力强盛，地区之间交流频繁，在此基础上，信仰、生活、语言、文字大体相同的主体民族逐渐形成。

　　四、陕西汉历史文化遗存概况陕西境内现存的汉代文化历史遗存有近期刚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汉长安城遗址和张骞墓，以及西汉王朝11位皇帝的陵墓、西汉7个帝陵陵邑和丝绸之路遗址。其中汉长安城遗址是汉文化形成过程中的中心，也是我国迄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遗迹最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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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文化含量最高的都城遗址。汉历史遗存在我省的分布如下：

　　（一）关中地区：汉帝王文化遗产荟萃地关中地区地理位置优越，物产丰富，是西汉时期最为发达的地区。汉定都长安，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如西汉的11个帝王陵墓以及众多将相墓、汉长安城、各类汉代碑刻等。其中汉阳陵和茂陵规模较大，历史意义深厚，有较强的旅游和教育价值；丝绸之路以长安为起点，成为汉代与西域各国连接的交通要道，创造了沿途灿烂的文化，这一跨国线性文化遗产的重要性正日益获得世界的关注。（二）陕北地区：民族融合“绳结区域”陕北自古就是民族融合的“绳结区域”，汉代以后成为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融合与交流的地区。陕北形成了以秦汉文化为主体，融合北方草原文化等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文化个性。西汉以后，陕北的农耕业开始大量发展，成为半农半牧区。陕北东汉画像石墓是这一地区汉代文化遗产的代表之一。（三）陕南地区：汉文化重要发祥地陕南是汉文化重要的发祥地。刘邦曾被封为汉中王，汉族名称的来源也与此有着深刻渊源。以张骞墓为代表，种类多样的文化在此交汇，创造出褒斜道石刻、汉台遗址、张良庙等富有地方特色具有时代特征的文化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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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五、汉文化对发展陕西文化产业的启示汉文化博大精深，内容丰富，影响深远，我们既要

　　保护好、开发好现存的历史文化遗存，打造一批文化精品，促进汉代文化价值最大限度发挥；又要学习汉代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汉代文化精髓，推动我省文化产业繁荣发展。

　　一是深入发掘汉主题文化，大力推动旅游文化产业发展。要深挖汉代历史文化资源，推进汉代文化旅游，通过多种渠道、多形式、展现和宣传汉代文化。汉代宫殿及帝陵遗址的地表展示主要从文字上让游客了解相关历史知识，很容易使游客产生疲倦感。博物馆展示最大的缺陷在于，游客与单纯的展品陈列之间存在距离感，这就需要人为地增加“活化”元素，发掘整体层面上的汉代主题文化，将物质与非物质相结合，增加趣味性、参与性和体验性。

　　二是打造一批文化精品项目，高标准规划建设汉长安城遗址公园。加快确定汉长安城遗址公园总体核心规划，规划内容要以景区主要景观设计为点，延伸到整体，做好景观总体规划设计。尽最大可能把现存的遗址完整的保存下来，加以维护，适度展现，供人凭吊缅怀，复读历史。要依托汉长安城遗址、汉代帝王陵等优势资源，精心策划一批汉代文化精品。充分挖掘历史体裁，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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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科技、融入现代元素，通过演艺、影视、文学等多种形式展示，不断提高我省汉代文化产品的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

　　三是推动信息化和文化产业深度融合，开发文化创意产业。随着西咸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西咸新区内的产业布局呈现多角度产业集群化发展。要积极应用信息化手段，大力推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为文物资源虚拟展示、文化产品宣传推广、文化消费意识普及铺设快捷平台，提高文化产业的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秦汉新城作为西咸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托其丰富的历史资源，主导文化创意组团和文化娱乐及旅游产品交易组团，已初步形成文化产业格局。汉代五陵原帝陵群、秦咸阳宫等历史文化资源为秦汉历史文化集中展示区提供了天然的广阔平台。在保护新城内文化遗产，借助文化遗产影响力发展旅游的同时，可以汉代帝陵为中心，周围可发展多种文化创意产业。

　　四是优化基础设施条件，保障旅游文化产业发展。大力发展道路交通设施，改善历史文化资源的交通区位条件，保障景区景点的通达性和文化消费产品输出的便捷性。通过交通路线，尤其是高等级公路和旅游公路路网的建立，打破单一遗址展示的瓶颈，形成串珠式文化线路、区域性遗址展示区，带动同类型文化遗址的共同发展，盘活多地区文化市场和旅游效应。修建连接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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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座西汉帝陵、秦咸阳宫、秦阿房宫、大明宫和汉长安城的旅游通道，沿途以古代雕塑、古代诗词碑刻、仿古亭台和古树作为装饰引导，修建自行车小道和公交车站，实现各旅游景点之间的无障碍通达对接的旅游交通。

　　专家讲义摘编秦汉时期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奠基时期。自魏晋以降，直至鸦片战争前的清朝，历代国家的各项制度基本上以秦汉之制为基准而发展变化，其基本内涵和主要矛盾迄今无实质性的改变。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秦汉，就没有中国。天下皆秦制也。秦是国家意义上的中国的奠基者，也是中央集权体制的创立者。然而短命的秦制只有在汉初经历过重新的尝试与调整改进后，才得以真正稳固下来，并影响至今。这就是所谓“中国模式”的源头。一直以来，我们往往只是强调其专制性，却忽略了秦汉之制中的民主、平等、自由的因素。如果没有这些因素，秦汉怎能成为雄踞东方的世界级大国！所以，不了解汉代特别是不了解西汉的历史演变、文化特征和民族特征，也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因此，探究汉代的历史、文化与民族等领域，对其有一个基本的、客观的和科学的认识，是每一个执政者、研究者和全体国民都应该学习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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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集权制政体诞生于秦，经汉初调整后，至武帝时才趋于稳定。

　　中央集权制的核心是君权。从秦始皇自号“皇帝”开始，全国主要政务由皇帝裁决，中央乃至地方的主要官吏由皇帝任免，全国的军队由皇帝批准调动。而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力，以世袭的形式逐代传递。当时在中央与地方建立了完备的行政体制，即“三公九卿制”和郡县制。

　　中央集权制是为纠正周代分封制和世卿世禄制的弊端而发，力图使春秋战国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不再发生而设计。其最大的功绩是使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概念得以确立，从此统一成为大势所趋，分裂不得人心，中国的主要疆域得到巩固。

　　然而秦朝十五年而速亡，引发了汉初政体的改革，分封制卷土重来。刘邦在削除楚汉之争中陆续设立的异姓王之后，分封了一大批同姓王，只求学习西周用同姓辅弼皇室，避免秦始皇没有皇族勤王的悲剧重演。但是，历史开了一个大玩笑，对于汉前期中央政权的主要威胁，却来自于同姓诸侯王，景帝时爆发了吴楚七国之乱，几乎动摇了国本。于是到武帝执政时期，不许诸侯王治土、治民，不再允许任命官吏及拥有军权，更不许制币，诸侯王只能衣食租税，郡国并存制中的“国”徒有其名，政体又回到了起点。如果说有什么重要改革的话，那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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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无所不统”的丞相被逐步削权，三公由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向司徒、太尉、司空转变。

　　中国传统文化立基于西周，在春秋战国时期遭到颠覆。于是中国迎来思想界最为活跃，取得成就也最为巨大的“百家争鸣”时代。然而随着秦的统一，思想上的总结与统一也不可避免。于是中国的主体文化脱颖而出。

　　汉文化并非秦文化的照搬。“秦之苛暴，汉之简易，相激相反”。汉初吸取秦亡教训，曾用黄老之学来取代法家的主导地位，是形势使然，必须借此以休养生息，恢复百姓与国家的元气。包括恢复分封，特别是分封同姓王以屏蔽帝室，也是一时之策。然而随着经济的复苏与繁荣，诸侯王的坐大，以及帝王越来越希望有所大作为，黄老之学已明显地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汉武帝在董仲舒的建议下，决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变革，使儒学在以后2000余年的历史中，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无可替代的中心。于是有人把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完全画起了等号，仿佛中国的一切，兴也儒学，败也儒学。不过实际上这是对汉代文化的多元统一的误解。它忽略了事物的另一面，即统一条件下文化的多样性。也就是说，儒学是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起主导作用而又影响至深至远的一种文化，但并非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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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前在百家中，儒学从来不是显学，孔子及大部分弟子常惶惶如丧家之犬，只有像荀子那样能吸收其他学说特别是法家学说者，才能顺应历史潮流而有所作为。即便在明命独尊儒术之后，汉武帝看中的无非是“大一统”观念，“皇权神授”、“天人感应”以及三纲五常和臣民应遵守的长幼尊卑等级秩序与行为规范而已，无非是利用儒家学说更具合理性，更注重平衡关系，更具有诱导力而已。其实武帝更认可法治，在其在位期间，律令多达359章，大辟409条，死罪决事比13472事，文字至西汉末多达百万余字。法律之繁苛不仅远远超出刘邦的约法三章，也甚于秦律，称之“密如凝脂”，并不为过。正如汉宣帝所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可见“儒表法里”，才是其实质。也就是说，它是借助于儒家的外衣，吸纳其合理的内核，利用法家、阴阳五行等多家学说对其进行改造，以适应封建统治的需要。所以，这时的“儒术”已不完全是当年孔子的儒家学说，而是诸子百家之说在儒学为体之下的成功统一。如果书呆子式的崇儒敬儒，这种儒君与儒臣，往往误国误民。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即使儒学中心地位不可动摇，许多学派仍然存在，拥有各自发展的空间。

　　此外，东汉初年洛阳白马寺的建立，标志着佛教在中国正式立足。汉魏之际，由《牟子理惑论》首先提出的佛教中国化的主张，得到了响应，于是中国不仅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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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的中心，佛学也成为儒学的重要补充。而从各家学说吸收营养，结合古代巫术与阴阳五行学说等形成的道教，于东汉也正式成立。这一土生土长的宗教，也成为儒学的重要补充。儒、道、释三教鼎立，儒生、道士、僧侣各行其道，又相互联络请益，才是汉文化的基本构成，才是中华文化的主流。

　　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儒、道、释三教鼎立的背后，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文化背景。这就是汉代文化不仅是黄土文明的反映，也是草原文明的反映，还是海洋文明的反映。中华传统文化绝非某些学者所说的是封闭保守的城墙文化。

　　汉代文化是黄土文明的反映，这显而易见，无需置辩。中华民族主要是农业民族，中国是以农立国的国度，重农抑商是治国的根本大策，但并不排斥贸易，而且抑商也是口头上说得多，行动上做得少。

　　汉代文化也是草原文明的反映。汉代形成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统一的国家。中原汉族在与北方游牧民族、西方西域诸国及各民族，南方百越，以及西南诸夷的长期交往与斗争中，逐渐融合。以《风俗通义》所述中国古代乐器而言，笙在汉章帝时得自湖南零陵蛮；马融《笛赋》曰“近代双笛从羌起”；《释名》以为琵琶是胡人“马上所鼓”之乐器；而菰据杜挚《笳赋》可知，是“李伯阳入西戎所造”。尽管上述论断均为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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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中国民乐中许多乐器大多可以从少数民族尤其是游牧民族乐器中探寻其渊源，则是确凿无疑的，而这种吸纳并未影响到大多数少数民族文化的存在与延续。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原汉民族与北方草原民族匈奴、鲜卑、乌桓等等的斗争贯穿于两汉始终。无论是人员互动，还是政治、经济、文化和风俗、军事上的互动，都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极大地丰富了汉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北方草原民族入主中原的浪潮愈来愈频繁，愈来愈强劲，以致后来出现辽、金、元、清等重要王朝。不过草原文明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尊奉与改造，注入不少新鲜因素，绝对不应忽视。他们在不断同化的过程中，也在一点点影响儒教本身。

　　汉代文化还是海洋文明的反映。中国自古就有漫长的海岸线，有像东冶（福州）、番禺（广州）那样的国际海上贸易大港，也从不缺乏出色的航海家和水手，也时常出现移居海外的壮举。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成为中外交流的主要通道之一。且不说秦末徐福带数千童男童女东渡日本，仅《汉书·艺文志》上所载用于航海的文献就有《海上星占验》、《海中五星经杂事》、《海中五星顺逆》、《海中二十八宿国分》、《海中二十八宿臣分》、《海中日月慧虹杂占》六种之多，共136卷之巨。而在20世纪80年代，西汉阳陵陪葬坑中所出土的陶仓中，曾有玉米和花生被发现，可见过去一直以为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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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物到了明代才从南美洲传入的说法，是多么的不可靠。在汉代甚至更早一些的年代，域外各民族间的交往常常不畏千山万水的阻隔，有的远远超出现代人的想象。中国古代先民的开放程度，值得我们尊敬。

　　上述事实说明汉代文化表现出了多元性、统一性、包容性、和谐性与创造性，使中华传统文化具有了“博大兼容”的特点。既能坚持本土文化的传统，又能不断吸纳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来丰富自己，为己所用。而这恰恰是中华文明在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相继中断或转型之后，仍能唯一延续至今的根本原因。

　　与主体文化的形成同步，以汉族为代表的主体民族正式产生。

　　在汉代以前，中国并没有出现一个具有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民族。然而起码在由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中，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一些部族逐渐壮大，一步步掌控了中国社会与历史的发展方向。这些部族涌现出一批批英雄人物，流传下一个个的神话传说。如果说盘古只是一个时代的象征而非真实的历史人物的话，如果说伏羲、女娲、神农等所谓“三皇”还具有一定的历史的影子的话，那么炎帝、黄帝以及蚩尤、后羿等，则更具有可信度和影响力。尽管他们均非实指，不过是当时氏族部落首领的世袭称号，但毫无疑义，他们及所代表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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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族是汉族形成的源头。两者之间有着直接的血缘承继关系和文化传承的因素。

　　炎帝部落是以农业为主业的先民，且主要活跃于关中、河洛及晋南地区。这到了周代，为最终形成“以农立国”的基本国策，并在上述地区诞生“中国”的概念，奠定基础。炎黄时期，他们不断迁徙，寻找理想的栖身之地，划定势力范围，将影响扩大到北狄、南蛮、东夷、西戎地区。最迟到了大禹辅佐虞舜之时，“四夷”的概念已经出现，并在周代得到确认。不过我们需要明白的是“华夷之防”是周文化的组成部分，并被当时所实施。但是实际上在此前此后的相当长的过程中，不同部族间的融合始终没有停顿。如炎帝的地位被黄帝取代后，他随即率部南下，与汉江地区的土著相结合，为楚文化的最终形成作出贡献。又如蚩尤作为东夷部落的首领，在涿野之战中被黄帝击败处死后，其所部有的归顺黄帝，融入华夏族，有的北上或南下，主要与苗蛮合流。而大禹的子孙有的定居长江下游地区，与百越杂处，为推动吴越文化的发展贡献良多。正是这一过程的不断延续，人种的不断混杂，主体民族走向成熟，至秦代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采取了一系列巩固统一的措施。一方面从制度文化和思想文化出发，实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一方面则在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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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疆土的同时，大修驰道、直道、新道等陆上交通线。再通过鸿沟、邗沟、灵渠等水利设施，沟通黄河、淮河、长江、珠江诸水系，配合陆上交通，完善了水路交通。此外，充分利用辽阔的海域，形成由北至南的海上交通线。于是一个密布全国的水陆交通网，作为国家的命脉，既巩固了国防，促进了经济，加强了交往，更为了主体民族的形成，注入了活力，创造了可能。于是秦朝之民，在一个共同的广袤的国土上，有了一个大体相同的信仰，过着大体相同的生活，讲述大体相同的语言，书写统一的文字，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所应具备的条件，大略赅备。以华夏族为主，吸纳东夷、百越、南蛮中的大部，形成一个大民族。可惜由于秦朝的存在过于短暂，我们不被称作秦族。但是汉朝人摘取秦人种下的果实，于是汉字、汉语、汉族应运而生。

　　从此以后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从来没有停止过融合的步伐，它所具有的包容性，一方面表现为敞开胸怀，接纳异族的加入，如匈、鲜卑、乌桓、羯、氐、奚、同罗等等，或部分融入，或基本融入；一方面又认可坚持本民族文化的他族继续存在，如东胡人、羌人、西域各族，西南夷诸少数民族等。毋庸讳言，大汉族主义在相当长时间内一直存在，镇压和迫害少数民族的事件也屡有发生。但在历代为了保持国家的稳定，促进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同生共荣，仍是主流。即使在少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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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族主政时期，尊奉中华传统文化，维护不同民族的信仰和习俗，是国家盛衰的重要前提。

　　与汉民族的形成过程相呼应，汉文化的形成也具有类似的特征。即汉文化在先秦多元文化的基础上的统一的前提下，又保持统一条件下的文化多样性。不仅“独尊儒术”，而且吸纳法、道、阴阳五行等各派学说与主张，使本身内涵更为丰富，更能适应新型统治秩序的需要。此外，又形成儒、道、释三足鼎立的局面，还允许祆教（拜火教）等外来信仰与各少数民族信仰与习俗的流传。这一举措反过来又维护与促进了多民族共生的延续。

　　总之，汉民族的主体性、多样性与包容性和汉文化的主体性、多样性与包容性，是中国秦汉时期产生封建中央集权制的土壤。以血缘家长制为主轴，以皇权为中心，平衡协调不同阶级集团、民族的利益，以维护国家的发展与稳定。与西方早期的民主政体表现出鲜明的不同。民主与专制既对立又统一，在一定条件下又互相转化，但在中国集权始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省政府副秘书长张光进

　　昔阮籍登广武山观楚汉古战场，叹曰:“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元曲《哨遍·高祖还乡》：“猛可里抬头觑，觑多时认得，险气破我胸脯！”“只通刘三谁肯把你揪扯住，白甚么改了姓，唤做汉高祖！”这个竖子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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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三大抵是指刘邦无疑。果真如此，那么西汉何以绵延400余年，成为与罗马齐名的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强大帝国。其疆域鼎盛时期，“北绝大漠、西逾葱岭、东越朝鲜、南至大海”。到西汉平帝时期（公元元年），全国人口达6000万左右，占当时世界的三分之一。并建立了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东亚文化圈，为其后华夏民族两千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中华文明的延续和挺立千秋作出了巨大贡献。究其原因，主要有三：

　　一、知人善任，人尽其才刘邦总结自己取胜的原因：“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论抚慰百姓供应粮草，我又不如萧何；论领兵百万，决战沙场，百战百胜，我不如韩信。可是，我能做到知人善用，发挥他们的才干，这才是我们取胜的真正原因。”汉朝实行察举制度，一是诏举，当国家有特殊需要时，下诏命官吏推举人才。二是孝廉之举，是由郡国按时向中央保荐当地的人才。荐举为主，考试为辅，是西汉察举制的基本特点。这样的察举制度为汉朝选取了一批名臣，如鼂错、董仲舒、公孙弘等入朝为官，先后出现了卫青、霍去病等天才将领，司马迁著《史记》，蔡伦改进了造纸术，张衡制成了候风地动仪，落下闳等人制定了《太初历》，张仲景因《伤寒杂病论》而被尊为中华“医圣”、中医之祖，华佗更是世界上最早采用全身麻醉的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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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无为而治，有限政府刘邦入咸阳立即废除秦朝的苛法,与民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及盗抵罪。”封存府库，对百姓秋毫无犯，深得民心。刘邦登基后，采取与民休息、清静无为、休养生息的黄老政策，如：减轻田租，什五税一；释放奴婢，凡民以饥饿自卖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以功劳行田宅”，让士兵复员归家，给予他们土地及住宅，使他们从事生产劳作等等。刘邦去世后，举事无所更改，力行清静无为之政。到了文帝二年（前178年）和十二年（前168年）分别两次“除田租税之半”，租率最终减为三十税一。文帝十三年，还全免田租。对周边敌对国家也不轻易出兵，维持和平，以免耗损国力。生活节俭，节制国家的开支。汉朝长期采取黄老无为而治的手段，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不断积蓄国力，最终成就帝国。三、多方交流，高度融合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首次开辟丝绸之路，东汉时的班超经营西域并再次打通延伸了丝路，使中国和中亚、西亚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丝绸之路”输送中国的丝绸和瓷器成为欧洲贵族身份的象征，带来的葡萄、核桃、胡萝卜、胡椒、胡豆、菠菜（又称为波斯菜）、黄瓜（汉时称胡瓜）、石榴等为东亚人的日常饮食增添了更多的选择。造纸术、井渠技术和穿井法、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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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术等技术西传。西汉时期民族融合空前发展，文化科学异常活跃，对外交流意义重大。“丝绸之路”开始了中西文明的接触碰撞，并在以后的历次碰撞中相互激发、相互学习，互相从对方的体系中汲取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需要的养分，相互滋润，使人类在征服与被征服中不断向前发展。省发展改革委主任方玮峰

　　汉朝政治经济空前繁荣，出现了中国第一个太平盛世“文景之治”，丝绸之路也在这个时期形成，成为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商道之一。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本框架在这个阶段基本形成，“汉”从此成为了中国华夏民族永远的名字。

　　一、陕西汉代文化遗产资源优势丰富陕西是西汉时期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文化遗产资源极为丰富，具有较好的文化资源优势。西汉都城汉长安城遗址位于西安市境内，是我国古代第一个建制布局完整的统一帝国的都城遗址，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起点，在我国古代文明史上具有特殊重要地位。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汉长安城遗址进行了多次考古调查、钻探，并对部分遗址进行了发掘。1961年，汉长安城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我省制定并实施了汉长安城整体保护规划。西汉王朝11位皇帝的陵墓，全部分布于渭河两岸，并且其中7个帝陵设有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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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邑。此外，陕西还有霍去病墓、司马迁墓和祠、张骞墓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及其他不同类型的石刻、遗址。

　　二、发展我省汉代历史文化资源的思考加强汉代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对我省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升文化品位，促进全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提高对汉文化资源的重视。一是加大文物保护力度。把文物的保护纳入各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城乡建设规划，并制定切实可行的保障措施。同时加强文物市场管理，加大文物执法力度，规范文物市场和文物拍卖活动，坚决取缔非法经营活动，严厉打击盗掘、盗窃和走私文物等违法犯罪活动。重点加强对古建筑的监管，严防有文物价值的古建筑被拆除、损毁或倒卖。二是努力提升我省汉文化的知名度和研究水平。依托汉文化资源优势，深入开展学术研究，推出一批具有理论创新价值、决策参考价值、思想教育价值和文化积累价值的精品成果，不断明确和丰富汉文化资源内容。（二）强化政策保障，推进项目建设。切实贯彻落实好《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项目带动战略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意见》，确保各项要求落到实处。突出项目带动战略，整合资源、凝聚力量，对全省汉文化资源进行再摸底再调研，深入了解我省汉文化资源开发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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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状，明确发展的核心价值理念、宗旨、原则和目标等，提高我省的汉文化产业的竞争力。重点抓好汉长安城大遗址景区、韩城司马迁文化景区、汉中西汉三国文化景区等重大文化建设。

　　（三）加大对历史文化资源宣传。一是提高宣传策划水平，通过创作一批反映我省汉文化资源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的高质量的影视作品，增强汉文化的吸引力。二是加强对外宣传和交流。在国内外重要媒体进行特色文化宣传，通过举办学术交流、文化展会、文化论坛等活动，宣传我省特色汉文化资源，不断提高知名度与影响力。三是充分发挥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网络优势，增强宣传的穿透力。

　　（四）处理好三个关系，确保持续发展。一是处理好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关系。坚持保护利用、普及弘扬并重，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二是处理好公有制和非公有制文化企业的关系。积极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完善文化市场管理机制，不断提高市场监管水平，逐步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逐渐加大文化市场的开放力度，促进非公有经济进入文化产业，发展非公有制文化企业。三是处理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发展文化产业必须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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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要找准两个效益的最佳结合点，努力提高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在优质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中实现合理的产业经济效益。省教育厅厅长李兴旺

　　汉朝是中国历史上继秦之后出现的又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帝国。数百年的西汉盛世造就了博大精深的西汉文化，成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中最为辉煌的一页。学习研究西汉文化的主要特征和重大意义，加大西汉文化的开发利用，无论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发扬，还是对推进我省旅游文化产业的发展壮大，都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西汉文化的主要特征（一）博大兼容的多元广泛性。西汉文化是在先秦多元文化共存的基础上，以中原文化为核心，不断融合其他文化，在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甚至经历铁与火的洗礼中形成的大一统民族文化，既具有各民族文化的基本共性，又具有独特的个性，表现出十分的多元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广泛性、适用性，具有“博大兼容”的显著特点。正是基于此，以西汉文化为主型的中华文明才能延续至今，中华传统文化才能适应历史发展进程，永葆生命活力。（二）集权制政体产生的大一统性。秦汉作为中国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创立者，特别是汉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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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一政治体制的调整改进，并得以真正稳固下来，开启了东方文明独树一帜的路径，对其后两千年的中国社会和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也使得大一统文化成为西汉文化最重要的基因。

　　（三）中华文明核心价值观的代表性。从“无为而治”奠定了汉王朝的立国之本，到“独尊儒术”造就了汉王朝的长治久安，再到“龙凤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乃至到“汉人、汉语、汉字、汉文化”等特定称谓的形成，都使得西汉文化成为了华夏民族的“核心文化”，也使得随之形成的以儒学为核心的汉文化成为中华民族共同认可的价值观和中华文明的基本色调。

　　二、开发利用西汉文化的重大意义我省是西汉文化的中心区域和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境内分布着大量宝贵的西汉历史遗存和文物。把历史遗留下的独特而丰富的西汉文化资源传承好、利用好，使西汉文化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延伸拓展，既是我们肩负的重要责任，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汉文化作为陕西四大主要历史文化资源之一，加大汉文化遗存的开发利用，对丰富我省的文化旅游产品，实施文化强省战略、加快“三个陕西”建设必将起到助推作用。另一方面，以国家构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这次成功联合申遗为契机，充分发挥陕西汉文化资源优势，加大与丝路沿线国家的交流合作，是陕西打造新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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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的迫切需要。三、开发利用西汉文化的初步思考（一）多层面拓展汉文化。汉文化博大精深，是融

　　合和汲取了各种文化精髓的“大一统”民族文化，应从政治、经济、文化、民俗、治国等方面来研究探讨汉文化精髓，予人以启迪。省政府应在汉文化研究挖掘和保护利用方面加大扶持力度。作为省级教育部门，将通过加强学科建设、科研立项、人才培养等方式，引导更多专家学者加大对汉文化的研究拓展。

　　（二）多形式搞活汉文化旅游。充分利用现代科技和展会艺术，加强对汉文化的现代创意开发，比如通过展示汉代歌舞、研究汉代菜系、还原汉代服饰、制作民俗艺术品等形式，将地下的东西搬到地面上来，把死了的东西“复活”过来，以喜闻乐见的方式展示出来，既丰富旅游项目、打造旅游精品，又让游客在多重体验中感受汉文化魅力，提高旅游兴致。

　　（三）多渠道宣传推广汉文化旅游。以丰富的汉文化资源为依托，打造主题式深度旅游线路，联合国内汉文化资源丰富地区共同举办汉文化研讨会、旅游节等精品活动，组建汉文化旅游同盟，多渠道宣传推广，着力在将景点“推出去”上多下功夫、实现共赢。同时，通过宣传推广，增强世界华人保护、传承、弘扬汉文化的自觉性和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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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厅长蒋跃由汉高祖刘邦奠基而发展起来的西汉文化在中华民

　　族的文化发展史上，乃至世界文化发展史上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汉文化内涵博大，是融合和汲取了各种文化精髓的“大一统”文化，可以说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石，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

　　听了西安曲江艺术博物馆馆长周天游教授关于西汉文化的讲座，我感受最深的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兼容”，也就是说汉代文化所表现出的多元性、统一性、包容性、和谐性与创造性的根本在于中华传统文化兼容并蓄的精神。下面，我就兼容并蓄的汉文化谈四点启示：

　　启示之一，兼容并蓄的文化必然是开放性的文化。开放，是汉文化之所以先进的首要特征。注重开放，推动多元文化的交融和互补是汉文化的特色。丝绸之路开辟后，当时世界上两个文明中心开始了直接交往。外交活动通过陆路和海路几乎遍及亚洲，影响远达欧、非，中国文化开始影响世界。同时，西汉王朝也吸收了有关民族和国家经济、文化的优秀成果，使我国经济文化大大丰富了。例如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并与中国主流文化儒教结合，实现了中国化；而一些农作物、乐器也从西域传入中原，为我所用、为我所利。在长安人们还随处可见许多国家的杂技艺术。其启示在于，目前我们正处在一个思想活跃、观念碰撞、文化大交融的时代，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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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思想文化相互交织激荡。我们应从汉文化的学习研究中汲取经验，在坚持中国特色，坚持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上，尊重文化的多样性，既能坚持本土文化的传统，又不断吸纳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推动中华文化走向繁荣、走向世界。同理，改革开放的优越性和内在精髓也正在于此。

　　启示之二，兼容并蓄的文化必然是包容性的文化。包容，是汉文化之所以繁荣的第二个特征。汉文化是包容、开拓而不自限的文化，而包容的最重要精神就是“和而不同”。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由此我想，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民族，都应有宽容的、海纳百川的胸襟，有容量才能有深度。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发展，民族才能进步。启示之三，兼容并蓄的文化必然是注重经世致用的文化。经世致用，是汉文化之所以持久发展的第三个特征。儒家文化最讲究经世致用，与我们今天讲学习的功效性、实用性，强调学以致用是一个道理。将学习当作装点门面的手段，夸夸其谈的工具是欲有所成就的人们所不齿的。在如今经济全球化和高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中，学习研究汉代文化，就应该汲取汉文化中开拓进取、积极入世的文化精神，如何持续地调动人们的工作激情，鼓励人们投入到火热的生活和时代大潮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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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积极工作；奋发有为，自强不息，这在当今社会显得尤为重要。

　　启示之四，兼容并蓄的文化必然是聚集效应最优化的创新文化。

　　创新，是汉文化之所以经典的第四个特征。例如，汉代乐府诗是继《诗经》、《楚辞》之后,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又一壮丽奇葩，其重要原因在于它是从众多的文人辞赋和少数民族民歌中汲取营养并推陈出新的。可见最优化的前提是数量足够多、选择余地足够大。在此意义上也可以说，没有数量就没有质量。创新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兴旺发达不竭的灵魂。而创新的前提是可资借鉴的事例足够多，选择的空间足够大。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作为我省工业主管部门，就应该充分了解国际、国内工业发展的先进趋势，尽可能多地掌握国际、国内工业发展的先进经验，尽可能地穷尽一切可能性，并以此立足我省的实际情况，创新发展、加快发展，发挥我省特色，产生聚集效应，为工业兴省、强省，为推动“三个陕西”建设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省财政厅厅长张社年

　　西汉文化是华夏文明不可或缺的内在基因。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机遇期，审视、挖掘和开发“西汉文化”及其产生的民族性、世界性影响力，更具有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更应该成为我省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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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向。西汉对秦朝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度进行了继承和创

　　新，“推恩令”的颁布削弱了地方势力，有利于国家统一稳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正统思想。特别是汉武帝时期开辟的丝绸之路，不仅巩固了汉朝的统治，更使中华文明的影响突破东亚，远及欧非，走向世界。可以说，汉朝留下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文化遗产，其历史地位可与罗马帝国相提并论，与盛唐并驾齐驱。

　　近年来，在文化产业迅速发展，特别是在丝绸之路申遗成功的背景下，陕西文化资源屡获新机，文化产业不断壮大。陕西作为汉朝发源地，不仅拥有辉煌一时的西汉都城，同时在这片沃土上，汉文化得到了系统的发展与完善，形成了一种独立的文化存在形式，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教、外交等领域得到了全方位呈现。可以说，西汉文化已成为我省继唐、秦文化之后的重要文化资源和三大特色品牌之一。随着西汉文化项目开发建设步伐的加快，以西安秦汉翻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陕西西咸新区秦汉文化旅游公司、陕西秦汉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等为代表的文化企业不断增多，西汉文化产品、项目、景区日渐形成气候，西汉历史文化产业逐渐呈现繁荣发展之势。下一步，我们要遵照“政府引导、企业主导、社会共建”的原则，协同整合省内西汉文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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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打造具有陕西历史文化特色的西汉文化品牌。一是政府搭台、市场唱戏。政府与市场始终是推动

　　文化产业发展两大关键要素，在开发西汉文化资源的过程中，政府应提供诸如财税政策、专项资金、制度供给等平台和空间，以形成政府引导西汉文化产业发展的氛围；企业则需要扮演“唱戏主角”的角色，并通过民间文化企业及彼此间的市场竞合，壮大西汉文化产业的主体规模和市场实力。与此同时，还应充分发挥秦汉文化研究所等学术机构和社会团体的作用，鼓励建立有关西汉文化艺术交流的社会团体，调动广大企业建设西汉文化基地的积极性，努力形成“政府引导企业主导社会共建”的西汉文化产业立体开发格局。

　　二是整合资源、协同建设。在开发范围上，由原来重点开发文化旅游，向文化旅游、文化娱乐、文化商贸、文化产品、文化服务、文物博览、广播影视等的横向协同产业开发格局转变；在开发内容上，由原来单一开发古陵墓、古遗址、石刻群等，向立体开发历史文化遗存、重点人物品牌、遗址现代风貌、衍生文化产品等的纵向产业链开发格局转变；在开发方式上，由原来单一的“政府开发企业建设”的方式，向“政府引导企业主导社会共建”的互助模式转变。总体形成“以点带面横纵交错整合资源协同建设”的立体开发系统。

　　三是项目依托、打造品牌。以西安为核心，以咸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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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渭南、汉中等西汉文化浓郁之地为节点，以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为时代背景，以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项目为重大战略项目，依托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张骞纪念馆开发项目，打造以张骞班超出使西域、大汉王朝异国通商、区域合作丝路精神等为主线的“古今丝绸之路”核心文化品牌。在此基础上，依托韩城司马迁文化景区项目、汉长安城遗址文化景区项目、汉中西汉三国文化景区项目，打造以渭南、西安、汉中三点一线为核心的“西汉文化轴”旅游路线品牌；依托西汉帝陵、霍去病墓、蔡文姬墓等古代陵墓开发项目，打造以西汉皇帝、霍去病、蔡文姬等为代表的“西汉历史名人”人物品牌等两个重点文化品牌。同时，通过文化品牌延伸，以点带线，以线建面，并联合多地段，共同构建西汉文化产业的品牌体系。省文化厅厅长刘宽忍

　　汉代是中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在典章制度、语言文字、文化教育、风俗习惯多方面都逐渐趋于统一，构成了共同的汉文化。

　　汉代用黄老之学来取代法家的主导地位，休养生息，恢复国家元气，并随着社会发展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学逐渐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中心。从东汉初年洛阳建立白马寺开始的佛教、结合古代巫术与阴阳五行学说等形成的道教也逐渐成为儒学的重要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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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道、释三教鼎立，儒生、道士、僧侣各行其道，是汉文化的基本构成，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代表的汉代文化也是黄土文明、草原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共同反映，无论是以农立国、民乐渊源还是海上丝路，都成为汉代文化多元性、统一性、包容性、和谐性与创造性等特征的代表，使中华传统文化具有了“博大兼容”的特点。兼容并蓄的包容态度，让汉代人文科技灿烂发达，无论是《史记》、《汉书》、《古诗十九首》，还是司马迁、班固、贾谊，抑或是造纸术、浑天仪、《伤寒杂病论》，都在中国发展进程上书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

　　关于如何传承发展汉代文化，我想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开展工作：

　　一是进一步加强我省汉代文化研究工作。近年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汉代文化研究工作，文化部大力支持我省传统文化保护工作，我省汉代文化研究工作取得众多成果，但是与我省作为汉代文化核心区域所具有的丰富历史遗存和深厚文化积淀所需的保护传承力度还有一定差距。要继续加强对汉长安城、汉代帝陵等众多汉文化遗址的整体保护力度，完善丝路沿线省区汉代文化研究的合作交流机制，为发掘保护和传承弘扬汉代文化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

　　二是进一步完善汉代文化等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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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2014年起，我们探索在全省各级公共图书馆、文化（群艺）馆启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项目，设立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机构。下个月,我厅将在西安举办首届“陕西·中华传统文化周”，包括传统音乐系列演出、传统文化论坛和第二届陕西省阅读文化节等活动，我们还将利用文化古镇、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传统文化传承基地等为载体，结合刺绣剪纸、皮影木偶、泥塑年画以及风俗仪式等，让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走近群众。

　　三是进一步挖掘打造汉代文化题材的文艺作品。近年来，我省以汉代为主题的优秀文艺作品层出不穷，如以《张骞》、《司马迁》、《大汉苏武》为代表的歌剧，尤其是大型歌剧《张骞》，曾获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国家“文华大奖”、中国戏剧节“优秀剧目奖”等多项国家级大奖，为宣传陕西文化作出了积极贡献。各门类艺术创作都要积极从我省历史文化资源中汲取营养，展现汉代文化的崇高历史地位和现代艺术魅力，进一步深入挖掘《史记》、《汉书》、丝绸之路等文化符号的内涵，探索开发新的历史文化资源的文化价值和美学价值。

　　四是进一步培育发展文化产业。我省发展文化产业，要充分发挥历史人文优势，也要结合各地特点。支持关中城市群发挥技术、人才、资金优势，建设具有辐射带动作用的文化产业基地和产业集聚区；鼓励陕北、陕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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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依托当地文化资源特色，发展演艺、文化旅游、民俗节庆等文化活动。我们目前正在积极组织力量对我省丝绸之路经济带文化产业进行发展规划，计划通过重大项目带动和文化与旅游、科技、金融等产业融合发展等方面的工作，实现对我省汉代文化等传统文化资源和历史遗存的充分利用和发展提升，为经济社会转型升级打下坚实基础。

　　五是进一步提高对外文化交流水平。陕西对外文化交流历史悠久，从汉朝张骞出使西域开始，中外文化交流通道逐步打通。当前，我们传承弘扬优秀中华传统文化，更要进一步提升陕西文化对外交流水平，增强文化软实力，增强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扩大文化产品对外输出，开展多文化种类、多合作途径、多交流层次的对外文化交流，输出以汉代文化等为代表陕西历史文化为题材的文化产品，积极扩大刺绣、皮影等民间艺术的输出,“走出去”和“引进来”同步走，实现人文、科技、民俗等领域的思想理论和研究成果与国外的互通互融互进。省文物局局长赵荣

　　汉朝，分为西汉与东汉两个历史时期，史称两汉。汉高祖刘邦为怀念帝业兴于汉中将他统治的朝代定为汉朝。汉朝时期，继承了之前先秦的文化观念，经历了民族大融合，逐渐形成了“汉族”，“汉人”成为多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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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人的自称，华夏的文字被定名为“汉字”，汉人的传统服饰被称为“汉服”，汉朝承先启后，在中国历史的地位极其重要。

　　一、汉朝的历史贡献1、汉承秦制，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得到进一步巩固。我国的中央集权制度，萌生于战国，在秦朝确立，经汉武帝颁布“推恩令”，推行“附益之法”，使之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形成了建筑在血缘家庭家长制和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基础之上，重视民意，政府分权互相制约的设计，是符合当时历史条件的重大进步，使得汉代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领先世界。2、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思想支柱。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提出的“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从此儒学成为正统思想。为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国家的巩固，也利于社会的稳定，从此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统治和禁锢了中国封建社会2000余年。3、丝绸之路，中外交流开辟了新纪元。汉文化绝非封闭的城墙文化，张骞的两通西域，使农业文明、草原文明、海洋文明融合形成了开放包容的汉文化，这种文化的形成是汉文明与域外文明交融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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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所以汉朝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与罗马一起代表了东西两大文明。

　　二、我省汉朝的重要文化遗存1、遗址类型丰富陕西拥有包括丝绸之路起点的汉长安城等汉代重要的都城遗址，还有淳化县甘泉宫、铜川耀州祋祤宫遗址、宝鸡眉县成山宫等行宫宫殿遗址，有渭南华阴市京师仓遗址、蒲城县徵邑漕仓遗址、咸阳秦都区沙河古桥遗址等仓储交通遗址。对于研究汉代政治、经济、交通制度具有重大作用。2、汉代墓葬众多汉朝统治者尤其是西汉帝王，均选择在关中地区营建陵墓。除分布在西安和咸阳西汉十一帝陵外，还有吕后、窦太后、薄太后等后陵，均属高等级墓葬，为研究汉代帝陵陵寝制度留下了宝贵资料。此外，陕西还有董仲舒、司马迁、蔡文姬等文化名人墓葬，供后人凭吊。同时，凤栖原西汉家族墓地、走马梁汉墓群、商洛崖墓群等平民墓葬对于研究汉代时期的丧葬习俗、家族世系、文化交流等具有重要作用。3、遗存文物特色鲜明。陕西拥有汉中汉台区褒斜道石门及其摩崖石刻，汉台区水利设施山河堰等建筑类文化遗存，以及藏于西安碑林的大量汉代石刻和汉中市略阳县的灵岩寺摩崖、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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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地区的大量汉画像石刻等石刻类文化遗存。均有助于汉代文化和民俗的研究。

　　三、加强对遗址遗迹的保护与利用，挖掘汉文化内涵

　　1、认真梳理汉文化相关的重要文化遗产。重点以汉代遗址和十一座西汉帝陵陵园遗址为龙头，全面调查、了解、掌握汉代文化遗产资源，进一步加强考古工作。积极推进汉文化科学与研究，深入挖掘阐释汉文化内涵，从科学角度进一步阐述、确立汉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核心地位。

　　2、以丝路申遗为契机，提升我省汉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水平。向世界文化遗产标准规范看齐，充分发挥未央宫遗址等丝路遗产点的遗产管理示范作用，加快建设汉长安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汉长安城保护特区，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提供有力的文化支撑。

　　3、发挥遗产优势，发展建设文化品牌。从考古研究、保护展示、设施提升、环境改造等方面科学规划入手，加快建设西汉三国文物旅游景区，把蕴藏在文物中厚重的文化底蕴挖掘、整理、展示出来，逐步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的三个“活起来”，促进文物与创意、旅游、科技等产业相融合；加快推进九大文物景区提档升级，为我省文化产业发展提供文化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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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旅游局局长杨忠武一、汉代雄风，汇聚陕西汉文化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无论过去还是

　　现在都使东西方文明人士崇拜和羡慕。陕西是汉文化的发源地和汉帝王文化遗产的荟萃地。以长安为起点的古丝绸之路是汉代与西域各国连接的交通要道，创造了沿途灿烂的文化，这一跨国性文化遗产的重要性正日益获得世界的关注。

　　汉文化以华夏文化为核心，从西部到中原，汲取了华夏文化精髓形成并发展起来，是中华文化和世界文明的重要符号，也是陕西发展旅游业的珍贵资源。要正确审视和把握汉文化在当代的价值和意义,统筹挖掘全省汉文化资源，做大做深文化旅游，发挥好对陕西人文旅游的支撑引领作用，加快汉文化走向世界。二、做大、做深汉文化旅游

　　（一）推动旅游科学有序发展。明确保护、开发和利用三者之间的关系，严格遵守国家《文物保护法》规定的文物工作方针。加强对汉代旅游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探索大遗址保护利用新途径，全面保护好西安的大遗址、大陵墓和古文化遗存。做好汉长城遗址、茂陵、汉阳陵等景区的保护，实施文物本体保护与环境整治工程,实现文物保护与旅游业双赢发展的目标。

　　（二）培育陕西汉文化旅游形象。着重建设陕西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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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景区，以汉长城、汉阳陵、茂陵、韩城司马迁文化景区以及三国文化遗迹为载体，建设全国知名的汉文化展示区，以景点为依托打造集文化体验、生态观光、休闲度假等功能于一体的汉文化旅游体验度假区；其次，塑造具有汉文化特色的现代城市景观；最后，通过在城市或景区内举办大型的汉文化展示活动，深入人心地塑造汉文化旅游形象，使其成为陕西省知名文化品牌。

　　（三）深入发掘汉代文化。在坚持“保护第一，开发第二”的原则下，以汉阳陵、茂陵为依托，集中展示汉文化主题形象；做好文物旅游的总体规划，加快汉文化旅游产品与汉阳陵的勘探和地下博物院的建设，大力推进汉长城、汉阳陵、武侯祠、司马迁故里等核心项目的规划与建设，依托汉文化和古都西安等代表性历史文化资源，加强旅游文化创新，提升文化旅游景区品位和档次，力争建设成几个有国际影响力，能进入5A级景区的历史文化旅游产品。

　　三、充分挖掘文化内涵，促进汉文化旅游发展（一）借鉴国外古城遗址的经验。无论是罗马古城、奈良平城京遗址，还是埃及卢克索国王谷，都保持了遗址完整的自然状态，适度绿化、适度复建。日本的平城京遗址经持续不断的修复和精心守护，和众多的皇陵以及自由出入的野生鹿群融入森林、草坪、寺院、公园中，奈良古都千年沧桑的历史遗迹与崭新的容颜构成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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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谐的文化景观。（二）实现旅游节点的无障碍交通网络。可修建连

　　接贯通9座西汉帝陵、秦咸阳宫、大明宫和汉长安城的旅游通道，沿途以古代雕塑、古代诗词碑刻、仿古亭台和古树作为装饰引导，修建自行车小道和公交车站，实现各旅游景点之间的无障碍通达对接的旅游交通。

　　（三）深入发掘汉代主题文化旅游项目。汉代文化遗产种类多样，可以针对不同类型的文物采取不同的辅助方式进行展示。如陕北的东汉画像石、褒斜道石刻、汉碑等，可采用拼图游戏、积木模型搭建、虚拟临摹等方式；青铜器及陶器则可辅助于亲手复制和创造性组合等工艺。在旅游项目设计过程中，可以通过数字模拟技术、微缩模型重现等手段，涉及趣味性故事探究、历史故事演绎等，产品营销可借鉴故宫在淘宝网开设官方销售渠道模式。

　　（四）合理规划建设汉文化原生态博物馆。可借鉴美国弗吉尼亚州威廉斯堡古城和美国东北老史德桥博物馆的全景生态复原展示的经验，从建筑形制、宫阙楼阁、市井街区、传统工艺制作、礼仪习俗等方面原生态地再现汉代鼎盛的文化盛世。省政府研究室主任钱远刚

　　汉朝是我国继秦之后又一个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制封建王朝，跨越近400年历史，其国家之强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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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之辉煌，影响之久远，历来为后世文治武功之典范。我省汉历史文化资源极其丰富，加强积极保护和有序开发，对于促进全省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意义重大而深远。

　　一、汉历史文化内涵特征（一）巩固发展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汉承秦制，以君权为核心，权力世袭逐代传递，使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概念得以确立，主要疆域得到巩固，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这种规制，自魏晋直至清朝前期，历代国家典章制度基本上以此为基准不断发展变化，成为2000多年治理国家“中国模式”的源头。（二）确立丰富了多元、统一、包容的中华文化。汉初用黄老之学取代法家地位，借以休养生息，恢复元气。武帝时，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化改革，奠定了儒学2000余年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中心地位。及至东汉，佛教、道教开始在中国传播，形成了儒、道、释三教鼎立局面，成为汉文化的基本构成，逐步演变为中华文化的主流。此外，汉文化加强同域外各民族交流，使中华文化更加博大兼容。（三）演变形成了以汉字、汉语、汉族为标志特征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族。汉代以前，中国并没有出现一个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随着历史演化，主体民族不断形成、发展和成熟。到了汉代，以“汉”为标志的汉字、汉语、汉族应运而生。此后，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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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胸怀接纳异族融合加入，认可坚持本民族文化的他族继续存在，形成了今天尊奉中华传统文化、维护不同信仰习俗的中华民族。

　　二、汉历史文化保护开发存在的不足（一）过于求全缺乏特色。我省作为汉历史文化资源集中区，综合性、大规模、高档次展示汉全面历史文化的展馆很多，一般专题性展馆很难超越。一些汉人文历史和遗址、遗迹在保护开发中打造了一些作品、产品和产业，总希望把汉历史全貌展示出来，达不到专、精、特，致使资源保护开发千景一面，重复建设，失去特色，难以出彩，缺乏独特的吸引力。（二）规划不足不成系统。我省各类汉历史文化资源并存，在保护开发中缺乏统一协调和规划，往往名气大、效益好、地方发展需要的先开发，而一些历史上有名、社会效益好但经济效益低的后开发或不开发，致使保护开发各自为政，难成体系，不能充分展示汉历史文化内涵，削弱了历史文化产业效益。（三）投入不足产品单调。我省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开发投融资渠道单一，资金严重短缺，开发层次低。一些景区基础设施、配套设施水平较低，不能与景点有机融为一体，造成一次性资源的浪费和破坏。同时，对历史文化内涵挖掘深度不够,产品技术含量低，类型结构雷同，缺乏多样性，拳头产品少，展示形式单调，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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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历史文化内涵往往被忽略。三、加快推进汉主题文化产业繁荣发展（一）充分利用，突出特色。深入挖掘各地汉历史

　　文化内涵，确定展示主题，优化展示方式，加强创意提升，实行错位发展，打造特色文化产业。突出一些遗址、遗存、遗物的特色性、专业性，在遗址保护中建立专题博物馆，吸引不同需求游客参观学习。

　　（二）统筹规划，有序开发。坚持保护和开发并重，在妥善保护的前提下统筹规划，有效整合、开发和利用，努力使隐性文化显性化，使地下的、书本的文化走出来，活起来，变为可感、可读、可消费的文化产品，充分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三）加大投入，多出精品。推进市场化运营，拓展投资渠道，加大资金投入，打造文化品牌。要以优势资源为基础，创新思路，精心策划，坚持“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积极开发文化精品。要充分挖掘历史体裁，运用现代科技，融入现代元素，通过消费者喜闻乐见的展示形式，大思路谋划，大手笔制作，多出作品，多出精品，形成品牌效应，不断提高文化产业效益。陕西日报传媒集团总编辑张仁华

　　汉朝继承和发展了秦代留下的丰厚遗产，奠定了延续两千年的中国政治模式，形成了以汉族为主的华夏民族共同体，确立了以儒家学说为中心的治国思想，凿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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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域经营丝绸之路，开疆拓土大展西汉雄风，为中华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西汉的历史贡献（一）巩固了中央集权制国家。西汉初期，统治者吸取秦朝灭亡教训，认为“封建有屏藩之利，郡县有统制之功”，采用郡国并行制。然而，郡国并行导致了中央集权被削弱，政治权威受到挑战，国家分崩趋势增强。因此，自文景二帝推行削藩，平定七国之乱，直到汉武帝颁布《推恩令》，才逐步实现中央对地方的直接管理。西汉的政治实践，成为后世构筑国家结构的惨痛教训和基本经验，从此，历史上基本不再出现郡县制与分封制并行的政治模式（西晋例外）。（二）确立了一元的意识形态。汉初，吸取秦法苛责的教训，推崇黄老思想，主张无为而治；汉武帝时期，社会经济全面恢复与发展，儒家学说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从独尊儒术到白虎观大讨论，西汉儒家把自然秩序和封建社会秩序紧密结合起来，完成了神学世界观的构造，形成了完整的大一统国家治理理论和文化形态。（三）形成了以汉族为主的华夏民族共同体。经过西汉统一与融合，围绕关中这一核心区域，稳定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经济中心，炎黄、东夷等部族的不同分支逐渐融合，形成了以汉族为主的华夏民族共同体。华夏民族共同体形成了统一的文字和语言——雅言，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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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礼仪文化；“汉”成为华夏民族对外交流的唯一标识。可以说，西汉的统一发展，为中华民族不断融合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开创了自信自强对外开放的丝绸之路。张骞凿空西域，霍去病、卫青、班超等人经营西北，开创了一条沟通亚欧非大陆的丝绸之路，使东西方文明沿着这条道路实现了时空相联，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也使中华文明避免固步自封，得以不断吸收外来文化成果，历久弥新，长盛不衰。

　　二、加强联动保护开发，开拓产业发展思路（一）保护历史遗存，加强联动开发。汉朝的统治核心区域在陕西，汉中、关中地区汉文化遗存十分丰富。保护好、发掘好这些历史遗存，是陕西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实施保护的基础上，可以推动不同遗存之间的联动开发，形成旅游带，既可以实现规模效应，也能提高游客在我省的停留时间。（二）打造品牌口碑，引入时尚元素。汉代历史久远，文物陈列只能吸引专业人士，不适应普通旅游消费者的需要，也不利于文化传播。开发汉文化资源，一是应当仿照长城这样的项目，注重打造品牌和必去的口碑，发展精品旅游线路；二是推广汉阳陵的文物展示模式，增强观者的代入感；三是在汉文化资源的发掘中增加现代时尚元素，增强汉文化对当代人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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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抓住发展机遇，开拓发展思路。在目前汉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上，抓住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这一大好机遇，一方面加大对外交流与合作，用国际化的标准提升产业品质；另一方面积极争取国家对丝绸之路起点发展文化产业的支持。

　　三、在宣传汉文化中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汉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其很多优秀的文化遗产，是构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来源。例如，孝敬父母、讲究诚信等，都是应当大力提倡的。宣传汉文化，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和滋养。因此，必须加大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力度，除了报纸、书籍、影视片等，还可以通过游戏、动漫、精品展示等方式，加强历史文化解读，切实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咸阳市市长卫华汉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首次得到极大发展的时代，也是汉民族文化形成的重要时期。特别是张骞出使西域，古丝绸之路的开辟，对沟通东西文明、促进经贸文化交流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咸阳作为古丝绸之路西出长安第一站，历史积淀深厚，文物遗存丰富，西汉11位皇帝有9位就埋葬在咸阳五陵塬上。挖掘文化遗存，弘扬汉代文化，加大开放力度，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和担当。我们将抢抓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机遇，依托丰富的历史文化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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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加强文物遗产保护与开发，不断优化对外开放格局，把咸阳打造成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重要支点城市。

　　一是加强帝陵保护，彰显历史文化名城内涵。咸阳塬上不仅分布着众多的西汉帝王陵和诸侯陪葬墓群，还发现了汉代玉奔马、鎏金铜马、皇后玉玺以及数以千计的陪葬兵马俑等珍贵文物，加强对这些文物遗存的保护，对于传承历史、弘扬民族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将按照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发展好的思路，以打造五陵塬历史文化景观带为重点，与西咸新区携手一起编制西汉帝陵保护规划，做好基本建设项目选址、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实现发展旅游和保护资源共赢。加大对茂陵等国宝级石刻文物的保护，规划建设咸阳石刻艺术博物馆，为开展文物科研、修复、展示、交流提供平台。继续加大西汉帝陵管护工作力度，严格落实保护责任制，充分发挥人防、物防、技防、联防的作用，形成全方位、立体化文物安全防范体系。

　　二是实施整体开发，提升文物旅游综合效益。紧紧抓住汉帝陵和陪葬墓群块状分布、相对集中的特点，进行统一规划、集中推进、连片开发，加快五陵塬西汉帝陵历史文化廊道、茂陵大汉雄风文化园等项目建设，积极谋划建设丝绸之路文化会馆，打造古丝路文化展示基地。以五陵塬西汉帝陵、诸侯墓群为重点，通过建设唐十八陵沿线观光公路，把西汉帝陵与周陵、唐代帝王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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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墓连接起来，着力打造一批融文物发掘、保护、参观为一体的旅游精品观光线路。借助彬县大佛寺石窟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影响力，加快开发丝绸之路遗产景区，加大茂陵、汉阳陵、乾陵等历史文物遗存考古开发力度，打造“丝绸之路”历史文化旅游观光带。

　　三是发挥产业优势，促进区域融合互动发展。从张骞出使西域打通古丝绸之路开始，茶叶就成为“丝绸之路”外贸三大商品之一。咸阳作为茶马古道的枢纽城市，是茯茶加工制作的发源地。茯茶独特的“发花”工艺、独特的饮用口感及突出的保健功效，深受边疆少数民族以及俄罗斯、中亚等国人民的欢迎。我们将把茯茶作为传承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彰显咸阳魅力的重要产业进行包装宣传，着力培育龙头企业，建设茯茶文化特色小镇和产业园，力争把“咸阳茯茶”打造成与陕西苹果同样齐名的品牌。依托我市食品工业的优势，针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饮食习惯，重点开发清真食品加工，积极争取开通丝绸之路沿线农副产品、食品输出绿色通道，促进经济合作、贸易往来，实现互利共赢。加大向西、向东开放步伐，支持企业拓展中亚市场，加快彬长旬能源化工基地建设，打造东部产品中转西进和西部地区、中亚国家资源深度转化的黄金通道。西咸新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王军

　　周天游教授关于汉代历史与文化的讲座，使我深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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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发，对于汉代在中国古代史中的地位、汉文化的形成与特征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对于汉历史文化元素富集的西咸新区如何传承历史文脉，也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一、西咸新区拥有丰富的汉代历史文化遗存“长安自古帝王都”，西咸地区所在区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特别。西汉的11座帝陵有9座位于西咸新区的五陵塬上，这些陵墓堆土而成，呈覆斗形状，被誉为“中国金字塔”，成为全国第五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咸阳原上冢累累，渭北山区柏森森”和“西风残照，汉家陵阙”等家喻户晓的诗词，就是对西汉帝陵的生动描述。西汉帝陵出土的茂陵石刻群、阳陵的彩绘陶俑，具有很高的艺术观赏价值，特别是“石虎”、“马踏匈奴”等石刻，与古希腊、古罗马的雕塑相媲美，体现了中国古代雕刻艺术的最高水准。位于沣东新城南部的昆明池，是汉武帝为了训练水军、解决汉长安城蓄水供水而兴建，最大面积曾达16平方公里，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人工湖。除此之外，汉代的遗址还有沙河古桥、萧何曹参墓等等。西咸新区的汉代文化资源，具有唯一性和世界性，我们必须找准文化定位，塑造文化气质，形成西咸新区的独特文化品牌。二、西咸新区开发建设要遵循历史文脉在西咸新区规划建设中，我们提出“三个遵循”，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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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一条就是“遵循历史文脉”。历史上都城长安就是在沣河两岸渭河两岸逐步展开的。今天布局建设西咸新区，实际上是遵循周秦汉唐都城变化的轨迹。大遗址保护好一方面对西咸新区建设是制约因素，一方面也是最大优势。在历史故地上搞建设，必须用敬畏的态度对待历史遗产，在保护中建设，在建设中传承，让历史文明和现代文明互相映衬。西咸新区把大遗址保护与大西安生态廊道建设结合起来，在五陵塬帝陵带进行了大面积绿化，围绕长陵、安陵等西汉帝陵形成了千亩松林。保护历史遗存和风貌是当代人的责任；而弘扬光大中华文明的传统，为当代和未来的长安增添当代人的贡献，是我们的使命。与五陵塬交相呼应，西咸新区在秦汉新城的渭河北岸，启动建设立体城市。坚持垂直发展，将城市发展机制和产业发展机制高度契合，这代表了未来城市发展的方向，将为西咸新区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创新城市发展方式提供一个全新的范本，将最大限度地体现长安古城历史文化的丰满度和现代文化的凝聚力，成为一个古今辉映、承古开新的精品。

　　三、西咸新区要创新历史文化保护方式《周易·易传》中最早对“文化”的界定叫“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关乎人文就是观察人间百态凝聚起来一种观念之后化成天下。文化即文而化之，我们现在不缺少文明信物的展示，历史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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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物很多，但是还没有以生动的方式化入人心。保护传承历史文化的关键不在于单纯的划出文物保护区，用先进的技术将遗址保护起来，而在于站在今天的文化坐标上，通过文化遗址搭架一个桥梁，让中华文明以更具象的方式被大众感知和触摸。我们规划在五陵塬通过绿化种植、雕塑展示、神道恢复等手段，标志陵园格局，从宏观视觉角度，彰显西汉帝陵整体形制及格局，形成气势宏大的景观，让参观者感受到汉家陵阙的肃穆与森严。让神秘、深奥的历史在‘看与被看’的问题上变得亲近民众，让民众走进历史、了解文化。同时，西咸新区将不断创新文化产业发展路径，与省内大型文化企业合作，盘活文化资源存量，把资本、文化与城市相融合，以专业园区、文化市镇为载体，探索大遗址保护与历史文化旅游、都市农业互动发展的模式，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历史文化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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