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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 《 简论正当防卫中的不法侵害 》
论文摘要 正当防卫是刑法里重要的法律制度，是我国公民抗击违法犯罪行为的一种重要手段和权利。正当防卫的定义是我国公民为了防止国家利益、本人财产、他人财产、本人人身、他人人身、公共利益遭受不法侵害，对侵害人可能造成损害或者造成损害的制止方法。由此可见正当防卫本质是为了制止正在发生的不法侵害，保护应有的权益。本文先是讲解了正当防卫里不法侵害的范围，然后讲解了正当防卫里不法侵害的特征，最后讲解了正当防卫中不法侵害的开始和结束。
论文关键词 正当防卫 不法侵害 分析说明
正当防卫在我国刑法里根据正义不需屈服于非正义演绎而来，在现代社会，正当防卫成了国家为保护公民权益而给予公民的权利。我国《刑法》规定：为了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其他权利和人身免受进行中的侵害，对侵害人造成损害，不负刑事责任，是正当的防卫。下面先讲一讲正当防卫里不法侵害的范围。
一、正当防卫里不法侵害的范围分析
(一)不法侵害同违法犯罪行为之间的关系分析
不法侵害属于违法法律的行为，有人认为不法侵害含有违法行为和犯罪行为，还有人认为不法侵害含有犯罪行为，而不包括违法行为。其实，不法侵害既有犯罪行为，也有违法行为。违法行为同犯罪行为一样，都侵害了公民原有的受法律保护的权益，禁止公民进行正当防卫说不通。现实生活里公民也不能轻易分辨不法侵害属于违法行为还是犯罪行为。当不法侵害划分到犯罪行为中时，就不利于公民的正当防卫;在我国刑法规定里的词语不法，也没有词语犯罪的概念，说明公民可以对违法行为进行正当防卫。正当防卫并不针对所有的违法犯罪行为，它只针对那些具有紧迫性、破坏性、进攻性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的正当防卫可以避免或者减轻损害程度时，公民才能采用正当防卫。
(二)正当防卫和假想防卫
不法侵害需要实际存在，当实际里没有不法侵害，但公民误认为有不法侵害而采取的防卫就属于假想防卫。正当防卫不包含假想防卫，对于假想防卫的处理，要根据公民是否在主观上有过失，按照意外事件或者过失犯罪进行处理;公民故意对合法行为采用的反击行为，也不属于假想防卫，而是属于故意的违法犯罪行为。
(三)不具控制行为能力人造成的侵害
对于那些不具有控制自己行为的人或者那些没有达到法定年龄的人对我国公民进行的侵害，是否构成公民采取正当防卫制止方法的起因，还有一些争议。根据我国刑法方面的规定，不法侵害是那些具有控制自己行为和达到法定年龄的人实施的侵害行为，当公民面临这些不具有控制自己行为的人或者那些没有达到法定年龄的人的侵害时，只能退让，不能采取正当防卫制止方法，又违背了我国法律规定的公民正当防卫的本质。对此，在原则上需要对这些不具有控制自己行为的人或者那些没有达到法定年龄的人进行的侵害行为采取正当防卫制止方法。正当防卫不是对侵害人行为的制裁，而是一种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有效手段。
二、正当防卫里不法侵害的特征分析
一般认为，不法侵害造成正当防卫的成因，需要具备三个方面的特征，它们分别是危害社会严重性、侵害紧迫性以及现实可防卫性，下面对这三个方面的特征分别进行说明。
(一)侵害紧迫性
正当防卫必须是对正在进行中的不法侵害行为实施防卫，不法侵害行为需要具备造成严重结果的紧迫性，这也是不法侵害引起正当防卫的一个重要依据。把不法侵害是否处于损害进行中，并不法侵害造成的危害结果随时可能发生、可能存在当成标准。我国法律在公民进行正当权利使用时没有做出迫不得已的要求，由此可以表明公民可以选择防卫行为或者别的行为对损害人正在进行的不法损害行为进行遏制。从我国法律规定来看，公民需要在侵害人的不法侵害行为形成一个紧迫程度时才能使用正当防卫。
(二)现实可防卫性
不法侵害的现实可防卫性由防卫目标特定性以及防卫方法局限性来决定。根据我国刑法的规范条例，法律没有对公民的正当防卫方法进行直接列举的限定，只从大概的方面讲解了一些正当防卫方法对侵害人造成的损害结果。根据生活常识，我国公民个人在面对侵害人的不法侵害时，公民认为进行正当防卫的制止方法有限制侵害人的自由、说服侵害人、使用暴力、威胁侵害人、检举控告侵害人等。对这些正当防卫制止方法进行综合分析，检举、控告侵害人属于我国法律赋予我国公民的单独一项授权，不应该在正当防卫制止方法内。说服的制止方法对不法侵害人不具有明显的侵害性，没有正当防卫犯罪性的特征，也应该属于正当防卫的制止方法。剩下的防卫方法就有限制侵害人自由、威胁侵害人、暴力打击侵害人。我国法律制定公民正当防卫条例的目的就是防止不法侵害的发展与发生，不对侵害人实施报复的公民进行刑罚处罚，这决定了我国公民进行的正当防卫制止方法起因必须有现实的可防卫性，通过正当防卫制止方法来避免或者减轻侵害人对自己人身权益造成侵害的可能性。
(三)危害社会严重性
公民的正当防卫由我国法律正式授权，我国法律没有对该权利的使用做出特定的要求，但不表明公民只要有权益的伤害就能采取正当防卫制止方法。正当防卫不是报复，而是为了防卫目的对侵害人进行防卫制止。正当防卫的行为程度具有较高的起点，一般对侵害人造不成人身的侵害。考虑到公民行使正当防卫制止方法带来结果的严重性，需要在正当防卫起因上具有严重危害社会性的特点，侵害人的对公民造成的侵害行为同公民采取的正当防卫制止行为有法益权衡方面的要求。危害社会严重性，事实方面主要是一种可能性，需要通过公民采取正当防卫制止方法来进行遏制，而不是现实生活中以及发生的对社会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已经发生的对社会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公民不具备防卫的正当时机，公民将有防卫不适时的隐患，使我国法律规定的正当防卫制度失去意义。侵害人对公民的侵害意图存在于侵害人意识中，不被公民知悉，公民只通过侵害人进行中的部分侵害行为预测侵害带来的危害严重性。例如侵害人徒手时，可能故意杀人，也可能致人轻伤，他的侵害行为不被公民轻易判断。
三、正当防卫中不法侵害的开始和结束
侵害人进行不法行为进行是，公民的合法权益处在紧急的威胁或者被侵害中，使公民采用正当防卫制止方法成为必要。不法侵害正在进行就是侵害人的不法侵害开始进行并且还没有结束。
(一)不法侵害的开始
对于侵害人进行不法侵害开始的时间，在我国刑法条例规定上有直接面临说、着手说、进入现场说、综合说。对于一般着手说的侵害人不法侵害时间，需要从侵害人是否着手来判断侵害行为是否开始;对于进入现场说，从侵害人进入现场，公民面临侵害的威胁时当成侵害行为的开始时间;对于直接面临说，在侵害行为带来的实际威胁非常紧迫、明显，等到侵害人着手时就不能避免危害结果或者来不及减轻危害结果时当成开始时间。对于一些侵害人的预备行为，也能认为侵害人的侵害已经开始，像为了杀人预备在别人住宅里的，就需要对已经开始的侵入住宅行为采取正当防卫制止方法。
(二)不法侵害结束时间
对于正当防卫里不法侵害的结束时间，从刑法的理论上有不同理解。一些人认为已经造成侵害后果的就算结束时间，也有人认为对侵害人进行侵害制止时就算结束时间，也有人认为不法侵害人结束时间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分析，不能统一标准。对此，可以认为不法侵害结束时间是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再受到现实威胁、现实侵害，不再处于紧迫之中，或者说侵害人的侵害行为不会再造成公民合法权益的侵害时算结束时间。对于财产性的违法犯罪行为，侵害人侵害行为结束，但实际现场还没有挽回经济损失的，应该算不法侵害时间还没有结束，还需要采用正当防卫制止方法。
正当防卫在维护我国公民的合法权益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现实社会中，公民在紧迫情况下，对违法犯罪行为采取正当防卫制止方法必不可少。这也可以体现出我国社会主义正义以及道德的基本要求，也是鼓励公民勇于同违法行为做斗争的推动力。对此，我们需要把握不法侵害造成的正当防卫制止起因，使正当防卫合理实施。
篇二 《 试析对食品监管渎职罪的理解与适用 》
论文摘要 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当下中国急需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加强政府部门的监管，媒体和民间组织的监督，更需要依靠法治的力量来进行规制。食品监管渎职罪在这一背景下产生，是刑法修正案(八)新确立的一个罪名，这一罪名整合了食品监管渎职类犯罪，对于严厉打击这一类犯罪有重大意义。
论文关键词 食品监管渎职 滥用职权 玩忽职守
一、食品监管渎职罪的界定
食品监管渎职罪是刑法修正案(八)新确立的一个罪名，它是指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卫生行政、农业行政、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等部门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导致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行为。
关于本条的罪名，说法不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将《刑法修正案(八)》第49条的罪名确定为食品监管渎职罪，罪名之争随之平息。最高人民检察院将罪名确定为食品监管渎职罪的理由在于：食品监管滥用职权罪和食品监管玩忽职守罪两罪区分的关键在于主观过错和客观行为，司法实践中对两罪区分界限很难把握，很容易产生认识分歧。人民检察院以滥用职权罪起诉到法院的案件，有些法院却以玩忽职守罪定罪判刑。为了避免司法机关之间在类似案件的罪名认定上产生认识分歧，更为有效、及时地查办食品安全监管领域的渎职犯罪，两高将食品安全滥用职权行为和玩忽职守行为合并为食品监管渎职罪一个罪名。
二、食品监管渎职罪的正当性
(一)整合食品监管渎职类犯罪
在先前的司法实践中，对负有食品安全监管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发生渎职犯罪的，根据犯罪主体身份的不同，分别以不同的罪名予以定罪处罚，例如商检徇私舞弊罪、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以及放纵制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罪等。这种相同性质的渎职犯罪因所处单位不同而承担不同刑事责任的做法，导致定罪量刑标准的不统一，既有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又增加了司法实践的操作难度。
因此，修正案(八)增设的食品监管渎职罪，统一了各项标准，有利于食品监管渎职犯罪的整合与操作。
(二)减少司法机关之间分歧、统一定罪量刑
我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早就将滥用职权和玩忽职守分别定罪，且两罪的立案标准也有不同的规定，《补充规定(五)》将两罪统一规定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原本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两高之所以如此规定，主要是针对司法实践中遇到的问题而做出的不得已的选择。
在司法实践中，人民检察院以滥用职权罪起诉到法院的案件，人民法院却以玩忽职守罪定罪判刑，这样的法律适用上的分歧不仅浪费司法资源，而且有损司法权威和公信力。因此，针对我国当前严峻的食品安全监管形势，两高将本罪统一界定为食品监管渎职罪，避免因为司法机关之间认识分歧而影响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
(三)滥用职权与玩忽职守行为自身重叠性使然
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是我国刑法渎职犯罪的两种基本形态，这两项罪名为刑法同一个条文所规定。通说认为，两罪的主要区别是行为方式和主观罪过。就行为方式而言，滥用职权主要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超越职权或不正确行使职权，而玩忽职守则是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从表面上看，滥用职权中的不正确行使职权与玩忽职守中的不履行或不正确职责并没有本质区别。职权是从法律法规赋予有关部门权力而言，而职责一词则是从法律对有关部门苛以义务，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而已，其实质内容是一致的。而在主观罪过上，滥用职权与玩忽职守更是很难区分。事实上，大陆法系如日本、意大利、德国等并未严格区分这两项罪名。
因此，将滥用职权与玩忽职守两种类型统一界定为渎职罪也是基于罪名本身重叠性，减少适用过程中的分歧考虑。
三、食品监管渎职罪犯罪的适用
(一)食品监管渎职罪客观方面的界定
1.违法性要素：渎职行为抑或违反监管职责
前已述及，渎职行为的基本类型是滥用职权和玩忽职守，但表面上泾渭分明的两种行为在实践中并不易区分，因此有必要引入一个更为客观的标准，以增强法条的可操作性。笔者以为，在食品监管渎职罪中，可以采用违反监管职责标准。所谓违反监管职责，是指法律法规规定食品监管机关应当履行的食品监管的职权范围与职责要求。之所以采用这一标准，是因为有关法律法规对监管部门的职责要求是明确而公开的，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对其自身的职责应当明确，社会公众对监管部门的职责也是知晓的。违反监管职责标准既有利于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否构成渎职进行衡量，只要违反了这些职责即符合渎职罪的构成要件，也有利于公众对监管部门的监督，及时敦促有关部门履行职责。
正确而有效的适用违反监管职责标准，最核心的在于职责的确定，这就有赖于相关法律法规对监管部门职责的确定。在食品安全领域，依据《食品安全法》，对食品安全负有监管责任的有卫生行政、农业行政、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五大部门。明晰各有关部门的职权职责不仅有利于划分事权，避免多头监管，更重要的是在于能够明确各自的责任，一旦某一环节出现问题，能够落实到各部门和各责任人。
2.结果性要素：重大安全事故或其他严重后果
依据我国《食品安全法》第九十九条规定，食品安全事故是指食物中毒、食源性疾病、食品污染等源于食品，对人体健康有危害或者可能有危害的事故。但是，对于何为重大食品安全事故，该法没有做出解释，也没有提供一个量化的标准，刑法修正案(八)以及其他法律对该问题也未予明确。而对于司法实践而言，定罪与量刑时必须考虑这一问题。因此，在有关部门未颁布量化标准前，可以参照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立案标准来操作，主要理由有如下两点：其一，从性质上看，食品监管渎职罪与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是特殊罪名与一般罪名的关系;其二，从法定刑看，两者的量刑幅度一致。
还有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刑法修正案(八)新规定了食品监管渎职罪，该罪名要求有重大安全事故或其他严重后果，从刑法理论上看应当是结果犯。但从目前该罪名在实践中的应用来看，似乎并不如立法者想象中那般理想。一方面是基于前述立案标准的模糊，造成了检察院与法院在适用该罪上的犹豫不决;另一方面则是在实践中，违法分子尽管实施了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但其后果并没有体现出来，在很多时候仅仅是有危害公民身体健康的危险。因此，笔者以为，可以对该条所规定的其他严重后果进行扩张性解释，借鉴现有司法实践中其他罪名的做法，对于足以威胁公共食品安全的行为，也以该罪论。
(二)食品监管渎职罪主体的确定
食品监管渎职犯罪时特殊罪名，其主体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是负有食品安全监管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是一个颇为复杂的系统，依据现行分段监管、分类监管的模式，牵涉的部门较多，主要有卫生、质监、工商、农业和食品药品监督部门，各部门职责明确，有利于责任的划分和落实。不过须注意的是，尽管有关法律规定这些部门负有相应的监管职责，但并非这些部门所有工作人员都可以成为本罪的犯罪主体。实际上，从身份要素看，本罪主体应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但并非所有的具备公职身份的人都可以成为本罪的主体，所涉公职应当与本罪有对应关系，即该主体须为食品安全监管部门中行使食品监管权、履行食品监管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不过，基于我国目前部分行政权是赋予或委托其他组织行使的现状，全国人大会《关于刑法第九章渎职罪主体适用问题的解释》将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也纳入了渎职罪的主体范围，在食品监管渎职罪中该解释自应适用。
(三)食品监管渎职罪主观罪过的认定
本罪的主观罪过目前仍有不同的观点，有学者认为不论是滥用职权行为还是玩忽职守行为，都可以是故意或过失，是一种复合的罪过形式; 而有的学者则认为，两种行为的主观心态都应当是过失，尽管行为人对于滥用职权和玩忽职守行为本身的实施都可能出于故意的心理态度，但对于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其他严重后果则为过失。
还有论者则以监督过失理论来论证本罪主观罪过是过失的观点。
之所以产生这么多的争议，根源在于对滥用职权和玩忽职守两种行为主观罪过的认识不清。
就本罪而言，笔者认为滥用职权行为的主观罪过是故意，玩忽职守行为则是过失。其中，食品监管滥用职权行为应当是间接故意而排除直接故意的情形，有学者认为这有悖于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的统一性。
笔者以为滥用职权的行为人如果对造成公共财产损失或国家、人民利益损害的后果持希望或追求态度时，其主观恶性较大，仅仅定性为渎职犯罪并不妥当，况且本罪的最高法定刑仅为十年，因而应当定危害公共安全罪等罪名。滥用职权行为人的主观心态也不应为过失，过失论者以行为人对犯罪结果的心理态度作为确定罪过的依据，忽视行为人对行为本身的心理态度实际上是片面的，因为这混淆了罪过评价基准意义上的危害结果和限制处罚范围意义上的危害结果。
因为在刑法分则条文罪状中明确规定了后果的情况下，讨论行为人对限制处罚范围意义上的危害结果的心态，很难清晰地界定究竟是故意还是过失。在本罪中，滥用职权的行为人对作为国家权力的行使者，对滥用职权行为的罪过评价基准意义上的后果应当是有清晰认识的。对于食品监管玩忽职守行为，只能成立过失，既应排除直接故意，也不包括间接故意。综上，笔者认为食品监管渎职罪的主观罪过既可以是间接故意，也可以是过失，过于自信的过失和疏忽大意的过失都可以成立本罪。
篇三 《 浅谈新刑诉法下职务犯罪侦查的机遇、挑战和对策 》
论文摘要 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几易其稿终于在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审议通过，并于2013年1月1日起施行。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是1996年修订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的首次大修，修改条文逾百条，对原刑诉法在犯罪嫌疑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技术侦查、律师提前介入刑事诉讼等重要环节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更好地适应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妥善解决了司法实践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现实问题，对于有效地惩罚犯罪、有力地保障人权、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随着新刑诉法的颁布与实施，职务犯罪侦查正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如何正确看待并领会新刑诉法的精神，克服该次修改给职务犯罪侦查带来的困境是司法界尤其是反贪一线人员必须思考的问题。
论文关键词 刑事诉讼法 职务犯罪 侦查
我国刑事诉讼法制定于1979年，在1996年进行过一次修订，本次是第二次修改，从修正案草案来看，本次修改涉及到100多处，修改比例超过50%，应当是一次大修。职务犯罪侦查作为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必然受到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影响。整体来看，既带来了机遇，也给侦查机关带来了挑战。检察机关自侦部门唯有积极应对挑战，化挑战为机遇，才能促使自身工作水平有新飞跃，进而切实履行起法律监督职能，保障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
一、新刑诉法给检察机关自侦工作带来了新的机遇
(一)技术侦查措施的明确规定拓宽了检察机关自侦工作的侦查途径
首次引入技术侦查是新刑诉法给检察机关自侦工作带来的最大的新的机遇。新刑事诉讼法在侦查一章中增设了技术侦查措施一节五个条文，规定了秘密监控、乔装侦查和控制下交付三类特殊的侦查措施。技术侦查措施，在以往并非无法可依，只是依据不足，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现存的法律规范只赋予了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使用技术侦查措施的权力，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措施的适用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尽管198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颁发了《关于公安机关协助人民检察院对重大经济案件使用技侦手段有关问题的通知》(下称《通知》)，规定检察机关在侦办自侦案件时，对贪污贿赂案件与重大经济犯罪案件经过严格的审批，可以由公安机关协助使用技术侦查手段。但是《通知》本身并不具有法律的效力，也没有真正赋予检察机关决定与实施技术侦查措施的权力。
为规范技术侦查措施的适用，新刑事诉讼法赋予了检察机关决定技术侦查措施的权利，并对其适用的时间、范围、条件、程序、期限等作出了严格的规定。如：一是技术侦查措施的适用时间限制在立案之后。二是技术侦查措施的适用范围限制在只有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等重大犯罪案件才可以适用，轻罪不得适用。三是技术侦查措施的适用必须坚持必要性原则，即只有对犯罪嫌疑人已经实施严重犯罪存在理由充分的怀疑，而且无法采用其他侦查手段时，才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四是技术侦查措施的适用程序必须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才可以适用，未经批准不得自行适用。批准决定应当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确定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种类和适用对象。采取技术侦查措施，必须严格按照批准的措施种类、对象和期限执行。五是技术侦查措施的适用期限为三个月，经过批准有效期可以延长，每次不得超过三个月。六是技术侦查措施的保密要求保护公民隐私。
新刑事诉讼法将技术侦查措施的授权从普通法律提升到国家基本程序法的高度，符合强制侦查法定原则，意义重大且深刻：一方面，明确对技术侦查措施予以授权，结束了技术侦查措施秘而不宣的立法状态，破解了技术侦查措施证据合法性的司法困境，明确规定，依法采取侦查措施所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另一方面，面对技术侦查措施不得不使用的现实必要性，以及技术侦查措施对公民隐私权和自治权构成天然威胁的现实危险性的两难局面，通过立法严格限制技术侦查措施的适用，为控制犯罪而授权，为保障人权而控权，以授权实现真正有效的控权，实现犯罪控制和人权保障两大价值目标的平衡。
(二)传唤、拘传、询问等侦查方式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侦查手段的实际困难
刑诉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十二小时;案情特别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
新刑事诉讼法延长了传唤、拘传的时间，新设了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监视居住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的规定，增加了询问证人的地点，增加了强制采样作为人身检查的一个子类，扩充了查冻扣的对象范围等，这些都有助于解决长期以来自侦案件侦查手段受限的实际困难，大大提高检察机关及时查处犯罪的能力。
二、新刑诉法给检察机关自侦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
(一)辩护人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使侦查难度大大增加
新刑诉法对侦查阶段辩护人的介入及权利作了明确的规定，使侦查难度大大增加，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辩护人介入的时间提前至侦查阶段。旧的刑诉法规定，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才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只能聘请律师。新刑诉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修改后的刑诉法较之前而言，最显著的特征是律师在侦查阶段就可取的辩护人身份。旧刑诉法中，犯罪嫌疑人聘请的律师只能向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和控告，代为申请取保候审;而在新刑诉法中，辩护人除了具有上述权限外，还可以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并提出意见，可以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从职务犯罪罪名、犯罪构成要件、刑罚处罚规定、沉默权的运用等诸多方面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和帮助。辩护人从案件一开始便能向犯罪嫌疑人全面了解案件情况，掌握整个案件动态，进而能为日后法院庭审的控辩对抗做好充分准备，这实际上是大大增强了辩护人的辩护力量，同时也相应增加了检察机关的控诉难度。
第二，辩护人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旧的刑诉法笼统规定侦查阶段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因为旧的刑诉法是规定可以会见，这就意味着有不可以的情况，从而造成了实践中律师会见难的问题。而新刑诉法规定，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新刑诉法规定了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此规定具体、明确、硬性。至此，辩护律师的会见权得到了最大的保障。
第三，辩护人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时不被监听，使辩护人及犯罪嫌疑人的相互沟通权利得到最大化保障。旧的刑诉法则是规定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这往往导致实践中，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时往往被侦查人员在旁监听，此情形一方面使犯罪嫌疑人摄于侦查人员在场而无法向律师咨询有罪无罪、罪轻罪重、证据是否充分等敏感问题，另一方面也使律师因为考虑到配合侦查部门的需要，无法按照自己的方式与犯罪嫌疑人沟通。
辩护人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从审查起诉阶段提前到侦查阶段，使得自侦部门的侦查工作要面对的不仅仅是犯罪嫌疑人，还要直接面对律师。在这种情况下，检察机关自侦部门的侦查难度便会大大增加。首先，对犯罪嫌疑人讯问初期，是办案机关突破案件的最佳时机，辩护律师在侦查开始的第一时间就能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从心理学上分析，势必打破原先密闭的侦查审讯空间，给在押犯罪嫌疑人以暂时的安全感，缓解了审讯的压力，进而增大了其侥幸心理，增强了其对抗意志。其次，律师对犯罪嫌疑人提供的法律咨询和帮助，可以使犯罪嫌疑人充分运用沉默权，对一切有关犯罪的问题拒绝回答，或者避重就轻，只交代自己最轻的或者与犯罪无关的问题，以逃避法律制裁。再者，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时不被监听，此种情况最大限度地维护了犯罪嫌疑人和律师的权益，但也相应增加了犯罪嫌疑人翻供的风险。因为侦查部门对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时的谈话进行监听，会对犯罪嫌疑人形成震慑，使其不敢随便翻案。而律师会见不被监听，犯罪嫌疑人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以为找到了辩护律师这个保护神，是很容易推翻以前向侦查部门所作有罪供述的。如果出现个别律师不自律，诱导犯罪嫌疑人隐匿罪证或作虚假供述的情况，那对侦查部门来说，增加的侦查难度就更大了。综上所述，辩护律师的提前介入，客观上对自侦部门查办案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检察机关自侦部门在侦查阶段就要把案子做到真正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样才能做到有效控诉。
(二)证据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促进反贪侦查模式的转变
证据制度是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另一大突破。新刑诉法大幅完善了证据规定，由原来的8条增加到16条，数量翻了一倍;增加了证据种类，明确了举证责任，具体了非法证据排除标准，规定了关键证人强制出庭，加大了证人的保护力度，体现了立法机关对证据问题的高度关注，必将对进一步提高刑事案件质量产生重大而积极的影响。从1979年的刑法、刑事诉讼法，到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都致力于遏制刑讯逼供现象。经过这一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我国遏制刑讯逼供的法律机制更加完善。新刑诉法对证据制度的完善，主要集中在以下二个方面：
第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制定。新刑诉法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一个合格有效的证据，应该有三性，客观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三性缺一不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就是针对证据的合法性制定的，突出强调证据的收集方法要合法、收集程序要合法，否则将予以排除。
第二，规定了更严格的审讯同步录音录像，从程序上进一步避免非法证据甚至刑讯逼供的发生，解决了侦查监督不力问题的问题，但对侦查人员的审讯活动、执法理念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刑诉法规定，职务犯罪讯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要求自侦部门工作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必须严格按照刑诉法的相关规定，告知其权利义务。全程录音录像要求侦查人员严格讯问方式方法以及讯问措辞，不能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供述及证人证言。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带来的第一个成效是：客观记录和再现了讯问的全部过程，加强了对办案人员讯问活动的监督。在这种情况下，侦查人员的执法观念发生了深刻转变，规范执法、人权保障意识明显增强，依法文明办案的自觉性明显提高。第二个成效是：加强了对办案人员讯问活动的监督，切实保障了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有效防止了采用违法违规手段甚至刑讯逼供的方法讯问。第三个成效是：推动反贪部门积极调整转变侦查思维和办案模式，加强对侦查谋略的研究与运用，提升队伍素质和侦查水平，办案质量不断提高。第四个成效是：通过客观、全面记录办案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的场景和过程，有效证明讯问活动及所获取证据的合法性，防止犯罪嫌疑人以办案人员刑讯逼供为由进行翻供，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同时也有助于澄清事实、分清是非，防止恶意投诉、借机生事，保护办案人员免受诬陷。
在传统重口供、重实体、轻程序侦查理念的支配下，部分自侦办案人员习惯于采取由供到证的办案方法，把突破案件的期望寄于突破口供的十二小时上，并力求在立案后利用强制措施取得的时间优势求得新的进展。侦查过程中，部分办案人员程序意识淡薄，过度关注实体内容而忽视办案的程序要求，影响了证据的客观性、合法性，甚至最终被认定为非法证据而不予采信，苦心经营的线索以及大量初查工作，皆因程序瑕疵被否定。如何有效应对修改后的刑诉法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无疑对自侦部门的侦查取证模式提出新的要求，也对自侦干警的侦查理念和业务素质提出更高的期望。
(三)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对审讯方式带来极大的挑战
刑诉法修订案规定的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与刑法无罪推定的法律原则相一致，这也是世界各国刑诉法的基本原则，对所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致适用。我国已加入《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其第十四条第三项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做不利于自己的供述，或证明自己有罪。新刑诉法明确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既是对我国已签署《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具体落实，同时又是对新刑诉法修订中增加的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回应。虽然新刑诉法只是增加了简单的一句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但就是这简单的一句，却意味深远。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说明侦查部门只能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各种情节，到底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构不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又如何加以证明，则是侦查部门的责任。在传统的以人立案的模式下，在侦查职务犯罪案件中，通常是侦查部门有了明确的犯罪嫌疑人，在犯罪事实不完全确定的情况下，采取以人作为立案对象的方式。在接触犯罪嫌疑人后，习惯于以供到证，根据掌握的少量证据，寄希望于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再根据其供述获取相应的证据。由于没有坚实的初查材料为基础，加之正面接触时间的限制，使得正面接触时缺乏明确的方向和底数，案件往往无法深入下去，只能依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就事论事。在反贪实践工作中，我们在侦查策略中往往会使用声东击西、示假隐真及施加压力等手段，面对犯罪嫌疑人不同的犯罪手段，侦查人员会使用不同的侦查策略加以应对，如通过向犯罪嫌疑人描述罪名成立后的严重后果，迫使犯罪嫌疑人主动交代犯罪事实，通过了解犯罪嫌疑人的个人经历来分析犯罪嫌疑人的性格特点、心理特征，利用嫌疑人心理上的薄弱环节，施加压力，迫使其交代问题等。
新刑诉法对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确立，传统的侦查模式不仅增加了侦查人员取证的难度，不利于侦查活动的展开，而且有可能使根据犯罪嫌疑人口供所搜集的证据被认定为非法证据不被采信，迫使办案人员对日常办案中使用的不规范的侦查策略和手段进行重新的思考和定位。
二是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无罪推定原则，要求我们侦查部门在办案的时候一定不能以犯罪嫌疑人有罪为前提，而要形成犯罪嫌疑人既有可能构成犯罪，也有可能不构成犯罪，到底属于哪种情况，需要侦查部门进一步调查证实的观念。在办案中无罪推定是一种理想、科学的办案态度，有利于切实保障人权，也有助于侦查部门最大限度地接近案件真相。新刑诉法把蕴含此原则的条文加以规定，必将深刻影响侦查部门干警传统的办案思维，对其办案方式的规范性也要求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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