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执行研究综述怎么写16篇公共政策执行研究综述怎么写 尽管政策科学家们对政策科学的研究对象及内容的定义存在着差别对政策科学研究的重点的强调也有所不同政策科学的界限尚未最后确定但是他们一般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公共政策执行研究综述怎么写16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公共政策执行研究综述怎么写
尽管政策科学家们对政策科学的研究对象及内容的定义存在着差别对政策科学研究的重点的强调也有所不同政策科学的界限尚未最后确定但是他们一般都同意政策科学以政策及其过程作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政策的性质原因和效果研究政策的制订实施及评价等问题政策科学研究综述
一、政策科学产生背景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对政策的研究都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在西方，早在亚里
斯多德、柏拉图、阿奎那、马基雅弗利等古代贤哲的政治著作中就有许多有关政策和政策研究的论述，作为现代政策研究组织———思想库前身的智囊及智囊制度在西方国家也出现得很早。在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历史中，不仅涌现了诸如《史记》、《资治通鉴》等一大批与政策和政策研究密切相关的著述，而且还为后世留下诸如未出茅庐而知三分天下的诸葛亮和对唐太宗敢言直谏的魏征等古人在政策分析和政策评估方面的成功佳话。然而，作为一门学科的政策科学则是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首先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兴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西方世界，一方面，生产、科技、贸易等诸领域的社会活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开创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崭新局面，其规模庞大、结构复杂、功能综合、影响广泛等时代特征极为明显;另一方面，专业化所要求的社会分工日益细化，使具体领域的社会科学研究在走向深入的同时，其研究范围也变得日愈狭窄。社会活动规模日益庞大和社会分工日益细化之间客观存在的矛盾，使当代社会科学解决复杂现实问题的能力日显不足。与此同时，因经济、科技和社会的高度协同以及自然、科技和社会各领域的相互渗透与制约趋势而导致的现代社会组织和社会活动日益增强的相互依赖性，也要求社会科学在研究现实问题时有新的突破。再加之科学技术的最新进展，尤其是系统分析、运筹学等方法论学科的出现，更是从研究方法上为政策科学的产生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政策科学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下产生并迅速发展的。二、政策科学研究的状况（一）、国外政策科学的研究状况
政策科学诞生于美国。早在４０年代，美国政治科学家哈罗德·Ｄ·拉斯韦尔(ＨａｒｏｌｄＤ·Ｌａｓｓｗｅｌｌ)便提出了“政策科学”(ＰｏｌｉｃｙＳｃｉｅｎｃｅ)概念。１９５１年，他和Ｄ·勒纳(ＤａｎｉｅｌＬｅｒｎｅｒ)合编了《政策科学》一书，首次对政策科学的对象、内容、性质及发展方向作出规定，奠定了政策科学的基础。在《政策(学)的方向》一文中，哈罗德·Ｄ·拉斯韦尔概括了政策科学的六大特征:(１)政策科学是关于民主主义的学问，必须以民主体制作为前提;(２)政策科学的目标是追求政策的合理性，它必须使用数学公式和实证数据建立可检验的经验理论;(３)政策科学是一门对于时间和空间都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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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敏感的学问，它所选择的政策分析模型必须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明确的记录;(４)政策科学具有跨学科的特性，它要靠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知识来确立自己崭新的学术体系;(５)政策科学是一门需要学者和政府官员共同研究的学问，后者的实践经验对于政策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６)政策科学必须具有发展概念，它以社会的变化为研究对象，所以必须建立动态模型。哈罗德·Ｄ·拉斯韦尔是现代政策科学的先驱，《政策科学》则成为政策科学发展史上的第一部经典。
继哈罗德·Ｄ·拉斯韦尔之后，许多经典作家为政策科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例如，查尔斯·Ｅ·林德布洛姆(Ｃｈａｒｌｅｓ·Ｅ·Ｌｉｄｂｌｏｍ)首先提出政策分析(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概念，并致力于政策分析模型和政策制定过程的研究，针对理性决策的不足提出了渐进主义理论，至今仍有影响。托马斯·Ｒ·戴伊(Ｔｈｏｍａｓ·Ｒ·Ｄｙｅ)在他的《理解公共政策》一书中提出了旨在为解释政治生活、分析公共政策的八个著名的决策模型。查尔斯·Ｏ·琼斯(Ｃｈａｒｌｅｓ·Ｏ·Ｊｏｎｅｓ)在他的《公共政策研究导论》中详尽地分析了实际的政策制定与执行系统的程序化过程，成为当今理解与分析政策制定系统的普遍接受的理论。
到了６０年代中期，政策科学取得了迅速的发展。政策科学成长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在美国工作的以色列学者叶海尔·德罗尔(Ｙｅｈｅｚｈｅｌ·Ｄｒｏｒ)的努力分不开。在１９６８-１９７１年短短的几年间，他撰写了著名的政策科学三部曲《:公共政策制定的再审查》(１９６８年)、《政策科学构想》(１９７１)、《政策科学探索》(１９７１年)，特别是在《政策科学构想》中，他提出了较系统的政策科学理论。叶海尔·德罗尔的这些著作构成了政策科学发展的第二个里程碑，叶海尔·德罗尔为政策科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经过３０多年的发展，政策科学到了７０年代已开始成熟。
哈罗德·Ｄ·拉斯韦尔提出，政策科学是“以制订政策规划和政策替代方案为焦点，运用新的方法对未来的趋势进行分析的学问”。叶海尔·德罗尔认为，政策研究的核心是把政策制订作为研究和改革的对象，包括政策制订的一般过程以及具体的政策问题和领域，政策研究的范围、内容、任务是:理解政策如何演变，在总体上特别是在具体政策上改进政策制订过程。罗勃特·Ｍ·克朗(Ｒｏｂｅｒｔ·Ｍ·Ｋｒｏｎｅ)则把政策制定系统作为研究的焦点，政策科学应注重(１)政策战略;(２)政策分析;(３)政策制定系统改进;(４)政策估价;(５)政策科学进展的研究。尽管政策科学家们对政策科学的研究对象及内容的定义存在着差别，对政策科学研究的重点的强调也有所不同，政策科学的界限尚未最后确定，但是，他们一般都同意，政策科学以政策及其过程作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政策的性质、原因和效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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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制订、实施及评价等问题。其次，政策科学已经取得了相当规模的理论成就。到了７０年代政策科学已经形成了一整套为大多数研究者所认同的包括学科术语、理论、方法、假设、论证方式、体系原则、操作规则等在内的理论框架。对此，叶海尔·德罗尔的贡献是举世瞩目的。
政策科学的基本模式是叶海尔·德罗尔的政策科学理论，它包括１２项基本内容，其要点是:政策科学研究政策的制定系统，关心政策体制的改善，处理政策过程中的问题，端正社会发展方向;依靠抽象的理论结构和模型，将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密切联系起来;重视价值观的作用，鼓励有组织的创造精神，承认超理性因素———创造力、直觉、魅力等在政策过程中的意义;不仅运用一般的研究方法发现知识，而且把个体的经验、社会常识纳入自己的知识体系之中;具有明显的跨学科性质，打破了许多学科之间的传统界限，吸收各学科的有益知识而丰富自身;等等。再次，政策科学的学科建设已经相当完备。一般地说，一个学科的建设也就是一个学科的机构设置，包括学术团体、基金来源、出版发行渠道、教育培训、职业化等。
政策科学是当代社会政治、经济、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产物，它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理论背景和实践依据。从理论上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从５０-６０年代开始，科学技术出现了纵向深入分工，横向交叉融合的趋势，系统分析、管理科学(运筹学)等新学科应运而生。到了７０年代，经济学特别是数量经济学、统计学、行为科学、管理科学有了不少新的发展，尤其与政府决策有关的决策心理学、组织理论、大系统模型、应用社会学出现了新的突破。几乎是同时，一般系统论、控制论在社会研究领域内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应用。它们为政策科学的产生、发展提供了方法论依据。特别是基于优化原则的系统分析的定量方法与社会分析宏观、定性方法的结合，为政策科学提供了可操作性方法，从而为政策科学的建立做好了方法论的准备。其他传统学科，如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生物学、历史学、逻辑学、数学和哲学等也为政策科学的发展提供了知识基础。因此，政策科学不是作为某一现存的学科的更新而出现的，而是全新的跨学科领域，它需要的知识几乎横跨了人类所创造出来的各个主要知识领域。反过来，政策科学作为一种方法又应用于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
从实践上看，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人类社会所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问题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激化，解决这些问题的政策也变得越来越重要，这就使得人类第一次将自己的命运与改善政策质量的问题直接联系起来。大约从６０年代开始，各国政府出于政府决策、商业竞争、军事防务的需要，开始集中力量成立了以解决具体政策问题(如国防、外交、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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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暴力、贫困、犯罪、经济计划、环境污染、人口爆炸、种族冲突、空间探索、核威胁等）为目标的专业研究中心。这些组织的建立以及卓有成效的工作探索了不少有用的社会分析方法，积累了大量正反两方面的政策案例。越来越多的学者、政策顾问、政策家在对国内外政策的研究与实践中深感建立跨学科的政策科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这种实践的基础上，政策科学不断走向成熟。纵观政策科学的兴起与发展，可以清楚地看出它走过了一条学科化———组织化———产业化的道路。（二）、国内政策科学的研究状况
政策科学在我国的兴起始于改革开放的年代，其产生与发展有着极其现实的历史原因。虽然我国党和政府对政策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但远不能满足现代政府管理的专业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需要。从80年代中国进入改革开放以来，在思想解放运动的带动下，通过对过去重大决策失误所造成的严重问题的重新认识和总结，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的问题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1986年7月召开的全国软科学学术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万里的讲话明确地提出了实现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的任务。随后，中央和国务院的许多决策部门成立了政策研究的专门机构。一批国外的公共政策研究和分析的专著相继翻译出版。有关决策科学和公共政策学的教科书陆续出版，政策研究和分析的学术论文开始在一些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从90年代开始，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著名大学率先在政治学和行政管理系建立了481政策分析的课程，并开始设置公共政策分析专业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实施公务员制度以来，公务员的培训受到重视，其中政策科学和公共政策分析的课程成为公务员培训的必修课。1991年在中国行政学会之下成立了政策科学研究会，为政策科学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领域奠定了基础。
政策科学在我国的发展可分为三个主要方面。第一是政策科学的学科建设，主要是为在校的相关学科(包括政治学、行政学、工商管理等学科)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提供公共政策方面的课程。其研究着重于公共政策研究与分析的基本概念、原则、理论和方法等方面的系统介绍，其体系主要借鉴于美国以及台湾与香港的某些研究成果(台湾香港的政策研究体系多来自于美国)，并力求与中国传统政治学分析方法和我国国情相结合。例如，在80年代后期，一些美国的公共政策学的专著和教材被译成中文，如克朗的《系统分析和政策科学》(1985)、凯尔曼的《制定公共政策》(1990)、安德森的《公共决策》(1990)。随后一批中国学者撰写的专著和教材纷纷问世，如王文捷和石磐生的《马克思主义政策学》(1985)、黄净主编的《政策学基础知识》(1987)、孙光的《政策科学》(1988)、舒扬等的《政策学概论》(1989)、高长舒和张立荣的《社会主义政策学》(1989)，90年代开始较有影响的教科书有桑玉成和刘百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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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共政策学导论》(1990)、张金马主编的《政策科学导论》(1992)以及陈庆云的《公共政策分析》(1996)。第二是对政策分析的方法和工具方面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多集中于80年代，主要是运用自然科学和工程学以及数学统计学的分析方法和手段研究政府的大型社会方案和工程的科学性、可行性和优化等，如姜圣阶等的《决策学基础》(1986)、朱松春和孙云荣的《实用决策学科》(1988)、黄孟藩等的《实用决策新技术》(1988)、马国庆和孙乙翔的《决策科学引论》(1989)、岳超源等的《教育系统决策》(1988)、席酉民的《大型工程决策》(1988)、顾培亮的《能源系统决策》(1989)、宣家骥《多目标决策》(1989)、林德金的《政策研究方法论》(1991)等。第三是对部门政策的研究。这方面研究主要是针对政府部门所面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所作的对策性研究。注重于对具体政策问题的调查、了解和分析，最后提出解决办法或对策方案。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由各级政府部门政策研究室和相关机构的政策研究人员主持。与过去传统的政策研究不同，对这些政策问题的对策性研究受意识形态左右较小，注重对实际问题事实的科学了解，一些研究还注重对西方国家有关同类问题研究的横向比较和借鉴。但在对策分析中许多研究较少考虑决策者的不同和决策者的政策取向。这方面的研究一般发表在中央各部委和地方各省市的内部刊物和由其主办的公开发行的期刊上，如《改革内参》(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办)、《中国人力资源开发》(国家计划委员会主管)、《管理世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战略与管理》(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以及《改革》(重庆市社会科学院)等。武汉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青年教授丁煌博士在其承担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的最终研究成果《政策执行的阻滞机制及其防治对策——一项基于行为和制度的分析》一书，以我国的基本国情为研究基点，结合我国现阶段公共政策的实践特征，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正确运用并借鉴多学科的理论成果，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以利益分析为基本方法论原则，分别从行为分析和制度分析两个方面对我国现阶段政策执行的阻滞机制及其防治对策作了较为深入、系统的探索。
三、政策科学对我国政府（公共决策机构）的作用提高政府效率是我国应对加入ＷＴＯ带来机遇与挑战的重要环节。政策科学是政府行政的重要理论基础，政府效率首先取决于政策的科学性，政策的有效执行是提高政府效率的关键，政策评估间接促进政府效率提高。各级政府都应加强对于政策科学的研究和掌握，更好地实现有效率的政府管理。第一、政策科学是政府行政的重要理论基础：所谓政策科学就是一个综合地运用各种知识和方法来研究政策系统和政策过程，探求公共政策的实质、原因和结果的学科，它的目的是提供政策的相关知识，改善公共决策系统，提高公共政策的质量。它以公共政策及其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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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评估等过程为研究对象。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政策科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事实证明它在指导政府工作、提高政府效率及促进社会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构成了政府行政的重要理论基础。政策科学的地位不断提高，作为当代社会学领域富有成果和充满活力的新研究领域，有些西方学者认为政策科学构成“当代社会科学的核心”。如果我们从政府工作角度来分析，政策科学作为政府工作的理论基础的地位就更加清晰。从宏观上看，政府工作主要包括决策、行政和管理这三个方面的工作。决策工作主要指:国家的决策，即立法与国家宏观政策;政府的决策，即各级政府的政策制定;领导者面对各种情况，特别是行政执行中，为处理各种问题而进行的个人决策。行政工作就是政策的执行过程，是使形态、观念的政策向现实转化的政府活动，没有行政，所有的政策都是一纸空文。管理工作既包括公共管理也包括政府自身的管理。从这三项政府宏观工作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决策属于政策制定的范畴;行政属于政策执行的范畴;政府有效管理的实现必须以政策为手段。由此可以说明，政策及其过程蕴涵于政府工作的方方面面，政府行政工作的任何环节都离不开政策科学的指导。特别是现在我国的改革开放到了一个关键时期，政府要面对并解决各种各样复杂的社会问题，政策科学作为政府行政的理论基础的地位就显得十分突出。
第二、政府效率首先取决于政策的科学性：政府效率是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从事行政工作结果的度量和评价。行政管理学认为，行政质量、行政数量、行政速度、行政投入构成政府效率的四大组成要素。政府在行政管理活动中所取得的劳动成果、社会效益(取决于行政质量、行政数量和行政速度)越好，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时间(等于行政投入)就越少，行政效率就越高。影响政府效率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首先取决于政策的科学性，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1．政策科学性是政府行政管理活动取得满意成果及社会效益的保证。政府政策是各级国家机关在特定时期为实现和服务于一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目标所采取的政治行为或规定的行为准则。政策的科学性是指政府政策准确地认知、把握、并进而准确地解决社会公共问题的能力。科学的政策能及时解决突出的社会问题，使社会经济生活健康、有序发展，大大提高行政质量、行政数量和行政速度。2．政策科学性可以最大限度减少行政投入，提高政府效率。政策一旦被制定出来并合法化后就已成为政府现实的行动，其权威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影响相当深刻。为提高政策制定的科学性，政策方案选择应坚持如下标准:即体现基本国策、最大限度达到政策目标、消耗政策资源尽可能少、政策风险尽可能小、副作用尽可能小。从政策方案选择的标准看，体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政策制定的新思维:用尽可能小的行政投入获取尽可能大的行政效果。在非特殊状况下，“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完成任务”的政策制定观念已不属于政策科学性的范畴。缺乏科学性的政策无法达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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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第三、政策的有效执行是提高政府效率的关键：策执行是政府过程极为重要的一个阶段。
政府过程离开了执行过程就失去了政府政策的意义和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政策执行的任务更为艰巨，落实政策比制定政策更富有挑战性。美国政策学者艾利森指出:在实现政策目标的过程中，方案的确定的功能只占10%，其余的90%取决于有效的执行，因此，政策的有效执行是提高政府效率的关键。1．执行过程中的“政策失真”严重影响政府效率。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政策变通”的现象，这是一种因地制宜地执行政策的方法，是政策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关系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具体体现。政策变通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完善政策、执行政策，而不是违背政策。政策变通有合理的变通也有不合理的变通。在我国存在的政策执行中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即“政策失真”，就是过份地强调了政策执行的灵活性的一种不合理的变通现象，是政策有效执行的一种障碍性因素。2．执行过程中的功能障碍也影响政府效率。3．执行过程中的腐败行为影响政府效率。从政策科学的角度为腐败下一个定义就是:在政府执行过程中，以牺牲政府的政策换取个人或小团体的物质利益。腐败行为是政府政策执行环节的一大障碍，严重影响政府过程中社会效益的实现，必须严肃治理。
第四、政策评估间接提高了政府效率政策评估就是依据一定的标准和程序，对政策的效益、效率、效果及价值进行判断的一种政治行为，目的在于取得有关这方面的信息，作为决定政策变化、政策改进和制定新政策的依据。政策评估中有两条重要的标准就是效率和效益标准。效率标准关注的核心内容是一项政策能否以最小的投入得到最有效的产出。效益标准关注政策的实际效果是否与理想目标相符，在多大程度上相符，还有哪些距离和偏差?政策科学关注政策效率与效益的统一，找出实现最佳政策效果和提高政府效率的规律。通过政策评估，可以检验政策实际效果、效益与效率，根据评估结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及时调整政策及其运行机制，为决定一项政策的延续、改进和中止提供科学的依据。总之，通过政策评估，可以促进经验性政策制定向科学化政策制定转变。通过政策评估不仅可以判明每项政策的价值、效益和效率，也可以了解政策问题及改进方案。科学的政策评估可提高政策的科学性和执行的有效性，也就间接促进了政府效率的提高。
综上所述，政策科学近年来在我国得到了较快发展，它对政府工作的影响力十分深远。政策科学作为政府行政基本理论的地位已凸现出来。因此，政府应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加大对政策科学的学习和研究，用政策科学理论指导政府工作，这是实现政府行政科学化，提高政府效率的正确而有效的途径。
四、我国政策科学发展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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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理论研究，夯实学科基础：何一门成熟的学科都必须有坚实的理论基础，鉴于中国公共政策学科尚处在初创和发展过程中，其理论基础相对来说还较为薄弱，为此应着重从以下诸方面加强理论研究、夯实学科基础。1.厘清基本概念。众所周知，对于任何一个学科而言，其基本概念都是构成该学科大厦的基石。然而，目前在公共政策研究领域尚有许多重要概念有待于进一步澄清，就像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那样，即便是作为公共政策学科最为核心的概念———“公共政策”，也常常被人们很随意地使用，以致于造成了诸多令人费解的问题。2探讨政策哲学。与任何一门学科在其成长过程中都会有不少哲学问题需要解决，都会有许多科学命题的意义需要从哲学层面上加以诠释一样，政策科学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也遇有大量的哲学问题，而且与其他传统学科所涉及的哲学问题不同，公共政策学科的哲学是一种综合政策哲学，因为政策科学是在多学科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这些相关学科里引发出来的哲学问题也同样带进了公共政策学科当中，而且这些学科在政策科学中的融合与交叉又使得哲学问题变得更加错综复杂。3.总结实践经验。科学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已实践经验的总结、概括，当行之有效的实践经验经过抽象、提炼而升华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规范时，它便获得了理论的形态。4.吸收前人成果。任何科学研究都不能从零开始，中国公共政策学科的理论建设也应该从前人已有的成果中充分地吸取营养。具体来说，其一，要深入发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遗产中的政策思想并通过整理和研究提炼出一些带有中国政治和文化传统特色的政策理论及政策方法;其二，要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邓小平理论中的政策思想，完整准确地把握其精神实质，并通过理论创新发展出具有时代特征的政策科学理论;其三，要大胆地借鉴西方政策科学中对我国公共政策学科的理论建设有用的优秀成果，并通过对其进行本土化的转化，提炼出中国政策科学的基本理论、基本范畴、基本观点，进而为完善中国公共政策学科的理论体系奠定基础;其四，要充分吸取相关学科的知识和研究成果，使作为跨学科研究领域的中国公共政策学科内容更为充实、基础更为坚实。
(二)强化“问题”意识，关注政策现实：共政策学科的发展固然离不开公共政策理论的指引，但是，公共政策学科的发展更离不开火热的政策现实。首先，理论的形成不可能是凭空思考的产物，任何一种有价值的理论都是研究者对其所处现实生活的深切关注并积极思考的结。公共政策现实为公共政策学科的理论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公共政策研究如果离开了现实，缺乏对公共政策现实的回应性，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次，政策科学是一综合的应用性学科，它的理论、方法和技术都是为现实服务的。如同任何一门学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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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生活中的地位最终取决于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决现实问题一样，中国公共政策学科最终的发展和繁荣从根本上也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介入和参与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并做出有价值的贡献。此外，政策反馈和监督机制还不够健全，尤其缺乏有效的政策评估机制和责任机制。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对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危害，而且也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不少损失。因此，无论是从公共政策学科的理论创新来看，还是从现实公共政策问题的解决观之，中国的政策科学绝不能、也不可能游离于中国的现实政策生活之外，中国公共政策研究者必须强化“问题”意识，积极地面对中国公共政策实践中的真实问题，用政策科学的眼光，研究社会转型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政策问题，尤其是要加强对加WTO之后政策创新问题的研究，努力实现理论上有价值的创新，进而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和对策建议。
(三)改进研究方法，提高研究质量：法论的成熟是一门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关于公共政策学科的方法论，既包括构建公共政策学科理论体系的方法论，也包括公共政策研究的法论。当前，中国公共政策学科的发展在方法论建设上除了要在构建学科理论体系的方法论层面上正确运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等方法并处理好行为研究、价值研究与规范研究，历史主义、现实主义与未来主义，学术性、政治性与实践性，理性分析、非理性分析与超理性分析以及继承与创新和国际化与本土化等各种关系之外，尤其要注意改进公共政策研究的方法论。从根本上说，公共政策研究应将各种研究方法综合运用。正如美国学者罗赛蒂在讨论美国对外政策时指出的:“每种研究方法或趋向对理解美国对外政策都有某种重要性。但每种方法都不能单独对美国对外政策提供全面的理解;研究方法的互补与综合则是获得知识与理解的广度和深度的关键”。
(四)优化课程设置，培养专业人才：门学科的发展离不开专门人才的培养，而优化的课程设置是培养高质量专业人才的基本前提条件。目前，尽管公共政策学科在我国兴起的时间不长，但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以及公共政策学科本身的发展对公共政策方面人才的日益需求，使得建立中国的公共政策专业教育体系、完善中国公共政策学科的课程设置成为迫切的呼声。我们应该在充分借鉴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紧密结合中国公共管理的实践，设置和优化符合中国国情的公共政策学科课程体系，以培养出更多适合中国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质量公共政策专业人才。
(五)完善组织机构，增强智囊功能：一般的纯理论研究的学科不同，对于公共政策学科来说，其组织化程度的高低有着十分特殊的意义，因为政策科学所研究的对象决定了它本身就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的整体，政策科学的组织化本身也就是其学科化发展的必然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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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和组织保证。所谓现代政策研究组织，它是一种以帮助服务对象提高其政策制定的水平、
改进其政策质量和政策运行机制为最终目标的“思想库”和“智囊发展中的中国政策科学
(六)健全“投入”机制，促进成果转化：共政策学科能否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支持，关键在于其研究成果能否及时、有效地转化为社会效益，而要使公共政策学科的研究成果转化为社会效益，就必须健全“投入”机制。“政策科学部分地是同决策过程本身的那些更为敏感的问题打交道”。其实，健全政策“投入”机制不仅是公共政策学科的研究成果转化为社会效益的重要手段，而且也是整个社会科学转化为现实社会生产力的有效途径，因为社会科学各学科尤其是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要转化为现实的社会生产力，实现其价值，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其研究成果能否政策化及政策化的程度，通常，许多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服务于社会实践的功能都须通过公共政策这一中介方可实现。
综上所述，中国公共政策学科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尽管尚存在着一些有待于进一步完善的地方，但从总体上来看，其成就十分显著，应该说，中国公共政策学科十几年来业已取得的这些成就已经为其今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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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二：公共政策执行研究综述怎么写
可以使民众不与家同时参不决策提高政策的科学性通过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斱式广泛征求社会各斱面的意见幵迚一步探索通过报刊网络等媒体公开征求意见的斱法逐步建立对各种意见采纳情冴的反馈制度向公众说明听叏意见和意见采纳的情冴使决策形成的过程真正成为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的过程改发政府部门一味尊崇与家的意见实斲行政决策调劢民众参不决策的热情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地方政府的公共政策执行问题研究
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是指地方政府依据国家的宏观政策，针对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而制定的一系列公共政策的总和。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是指地方政府通过各级组织机构，运用各种政策资源，采取解释宣传、实验、实施、协调与控制等活动，将公共政策观念付诸实施，从而实现既定政策目标的活动过程。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执行是国家公共政策得以实现的重要环节，公共政策问题的解决，不仅有赖于完善的政策方案设计，更有赖于有效的政策执行，只有公共政策得到有效的执行，政策目标才能实现，对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问题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一、地方政府的公共政策执行的作用（一）实现公共政策目标的根本途径公共政策的主要目的是解决问题，而政策执行则是直接地、实际地、具体地解决政策问题的基本途径。正确的政策方案要变为现实，有赖于有效的政策执行，如果没有政策执行，再好的政策方案也只能是一纸空文，政策目标得不到实现，政策也就失去了其存的意义。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的首要的和最直接的作用就是实现公共政策目标。（二）促进社会公众对地方政府的理解和支持公共政策解决的是社会公众的问题，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是实现政策目标的过程，也是将解决公众问题的对策行动化的过程。这种行为在社会公众眼中，就是地方政府为其辖区解决问题，造福一方，使地方政府执行公共政策的过程得到了更多公众的认同。因此，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促进社会公众对政府的理解和支持。（三）保障地方社会秩序稳定促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的内容不仅包括社会治安方面的内容，还包括一般的社会和地区发展的事务。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关系到地方社会秩序的稳定和本地区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是保障地方社会秩序稳定促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手段。（四）建设服务型政府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的目的是解决其辖区内一般社会组织、团体、个人无法解决的问题，根本目的就是服务公众。有效的政策执行不仅是地方政府解决公共问题为民谋福利的过程，也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过程，同时也是使得政府与公众间的关系更和谐、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
二、地方政府的公共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公共政策执行是一项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的复杂的社会实践活动，必然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使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中存在一系列问题，最主要的表现是政策没能及时准确的得到落实，具体表现有以下几种：（一）执行失真公共政策是具有立法权的政治家制定出来的由公共行政人员执行的法律和法规。政策具有权威性和规定性，保证政策执行的全面性、准确性，是政策执行的基本和最重要的原则。但实践中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中扭曲改变政策本身的内容，导致政策失真的现象大量存在，导致政策无法真正得到贯彻落实。执行失真的现象主要有以下几种：1．选择执行主要是指地方政府出于本部门本地区的利益，在实施政策时往往把一个完整的政策加以分解，断章取义，将政策中对自己有利的部分用足用活，而把对己不利的政策部分抛之一旁。公共政策执行部门对上级或中央的政策选择性执行，各取所需，使一个完整的政策在执行中没有完全贯彻落实，使政策内容残缺不全，而使政策的整体功能得不到发挥。2．歪曲执行是指公共政策执行者在传达和执行中对政策精神实质或部分内容有意曲解，利用政策的某些抽象性，借口本地区或部门的特殊性做出不同的解释，根据自己的解释来执行公共政策，致使政策内容被替换，或者是执行主体在执行政策时搞“土政策”，打着贯彻原政策的旗号，自行其是，随意扩大原政策的外延，将一些相近或者相似却不可行的政策与原政策捆绑执行，从而使政策精神被歪曲。3．替代执行就是执行主体在执行政策时偷梁换柱，执行与原政策不相一致的政策方案，只保留了原政策中对自身有利的部分内容，或者仅仅保留了原政策的表面现象，使原政策难以得到有效地贯彻落实。这不仅影响了政策目标的实现，恶化了政策执行环境，增大了解决问题的难度，同时也损害了政府的形象，降低了政府的威信。（二）执行敷衍这主要指在公共政策实施过程中，地方政府故意只做表面文章，只搞政策宣传而不研究实际情况，不采取可操作性的政策执行措施，不落实执行政策的组织、人员、资金。具体而言主要有象征执行和机械执行两种形式：1．象征执行就是执行主体在执行政策时敷衍了事，只做表面文章，软拖硬抗，拒不执行公共政策，
在某些决策的具体实施过程中甚至出现了‘有令不行，禁而不止’的怪事。如各地每年都打击假冒伪劣商品，但假冒伪劣商品仍层出不穷，今年出现的瘦肉精事件、毒馒头事件，层层检验工序都未能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有关部门及有关人员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着象征性执行，不管不问听之任之，例行检查经常都是简单的走过场。这些做法，欺骗上级政府，损害公众利益，消耗政策资源，助长地方保护主义，不利于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2．机械执行就是执行主体在执行政策时习惯于被动接受指令，缺乏主观能动性，只知道“照本宣科”而不知道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不顾公共政策的时效性、针对性，不能将公共政策的原则性和灵活性有机的结合，机械地执行原本不适应现实状况的政策，当情况出现时也不知道权变的选择适用的政策，使许多问题的解决白白错失良机，降低了执行效力，浪费了公共资源。（三）执行抵抗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央政策时往往会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出现，这其实是地方政府在执行公共政策的过程中有意不执行或变相不执行上级或中央政策、钻政策空子的表现。地方政府作为政策执行主体当面对对自己的利益有损害的政策时，就会制定表面上与上级政策一致实际却是相违背的实施方案。例如2006年在中央要求地方政府限制房价的同时，广州市国土房管局也发布公告，对位于城郊的广州开发区两块住宅地挂牌拍卖要求建成90平方米以下的中小户型，该户型的房价不得超过6000元/平方米，这是‘国六条’实施后广州公开拍卖的首宗‘限价地’，但业内人士指出，该地块周边住宅市场均价不到5000元，说是“限价”还不如说是“抬价”。这些地方政府明里执行背地里抵制公共政策的现象，严重损害了公共政策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四）执行不到位把工作落到实处，追求效果和成功，是政策执行的又一重要原则。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停留在口头上、虎头蛇尾、执行低效和迟缓都是政策执行不到位的表现。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存在着对政策执行的主观的消极态度，很多政策在执行中只是做些表面文章，没有将政策真正贯彻落实到位，或是被动执行现象严重，政策执行缺乏长效措施，主要靠领导或上级推动，领导重视和检查时就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突击执行，其它时间则任其自然。公共政策的创立者拉斯韦尔认为，公共政策是对于时间和空间都极其敏感的学问，是对特定时空环境中政策问题的解决方案，一旦超出特定的时空范围，即使再科学再完美的政策在效力上也可能会大打折扣甚至失效。因此，政策执行的速度也是衡量政策执
行力的一个重要指标。一项公共政策出台之后，其贯彻执行的速度缓慢，执行者不具有较强的时间观念，执行效率低下，执行过程拖沓，政策执行不配套，未能及时制定相关实施细则和配套政策以保证公共政策及时落实到位使已制定的公共政策能够产生其应有的效益，这些都是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不到位的重要因素，也是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重要问题。三、影响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的制约因素（一）政策自身因素任何政策要想得到有效执行，都必须要保证政策目标的具体明确性、政策内容的清晰性、政策标准的合理性、政策资源的充足性，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政策自身的因素会直接影响执行效果，如果政策自身存在问题，执行中肯定会出现更多问题。政策目标的具体明确性是衡量政策实施效率的重要标准，如果政策目标模糊不清，目标不切实际且难以达到，目标难以比较和衡量，目标没有明确所期望的结果，目标的完成不属于政策执行者职权范围的事，目标没有规定完成的期限，政策执行者在实施政策的过程中往往会显得无所适从。政策内容明晰可以使政策执行主体与政策对象相对简单、容易地执行与理解政策，减少政策执行阻力，以取得比较好的政策执行效果，反之执行者就会犹豫不定、裹足不前，自相冲突、产生内耗，影响政策效果，出现执行失范。政策标准是政策本身对各级政策执行者的期望，表明了政策执行者所拥有的职权范围、政策对象行为的调整内容等。决策者研究和确定政策标准应注意使政策标准切合实际，指出政策标准的未来可能变化，为实施活动的发展提供遵循的方向。任何一项政策的执行都是以一定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为支持和后盾的，相应的充足的资源支持是完美的政策目标不至成为“水中花，镜中月”的物质基础，没有充足的政策资源，无论多么正确的政策也只是纸上谈兵。（二）地方政府因素地方政府因素是影响公共政策执行的一个重要因素，地方政府的自利倾向、政策执行人员素质欠佳和政策执行机制不健全是其中的三个主要方面。1．地方政府的自利倾向在经济社会，每个人都是自利的“经济人”，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政府也是“经济人”，也是理性逐利的个体，不同层级政府之间、不同部门之间乃至政府工作人员与政府部门之间都存在着各自的利益追求。各种各样的政策总是表现为对利益的调整和规范，而公共政策无法使各个阶层和个人、各个地域和部门的利益都得到体现和满足，进而使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各种问题。作为政策制定主体的上级政府与作为政策执行主体的下级政府之间存在的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是导致政策执行偏差发生的根本原因。作为政策
制定主体的上级政府，其制定政策的意图在于通过对社会利益结构的确立与调整来解决全局性的政策问题，其政策制定是从其所统辖的整个区域的整体利益出发；而作为政策执行的下级政府则代表区域局部利益乃至个人利益。当作为政策制定主体的上级政府与作为政策执行主体的下级政府发生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时，作为政策执行主体的下级政府就会力图修正上级的政策，从而导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时有发生。地方政府及其部门为了保护本地区、本部门的经济利益，往往会制定符合本地区的政策，任意修改或拒不执行中央政策，采用地方保护主义来维护本地区利益，有悖于公共政策制定者所制定的公共政策的根本意图，使公共政策执行时发生偏差，影响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执行。2．政策执行人员素质欠佳任何一项政策最后都是要靠执行者来实施的，政策执行能否达到预期效果与政策执行水平有很大关系，而政策执行的主体是政策执行者，执行水平的高低取决于执行者的素质高低。要成为一个合格的政策执行者，就必须具备高度的思想政治觉悟、较高的管理水平和政策水平及合理的知识能力结构。政策执行主体只有在具备一定知识和掌握相应理论时才会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真正提高其对政策实质精神的理解程度；只有具备较高的政治素质，才会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国家法规和政策，才不会只顾局部利益和个人利益而忽视整体利益、国家利益，在执行公共政策时，才不会为了自身利益故意曲解、抵制上级或中央政策，而影响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执行效果。执行者需要具备认识、分析、判断、组织、决断、协调等各项综合能力，其能力水平与执行能力成正比，能力水平高的执行人员能够迅速准确地把握政策的精神实质，并能把政策迅速转化为行动且能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有效地执行政策，最终达成政策的预期目标。反之，若执行人员能力平庸，即便有执行的意愿也无法有效地完成政策的实施工作。现实中因政策执行者的素质和能力欠佳，常常会使某些地方政府未能准确理解上级的意图和公共政策的内涵，结果使政策执行过程中发生“走样”、“变形”的现象，或是一些地方政府不懂得执行技巧，采用不当的执行方式，导致执行结果失范，违背政策执行的初衷，激发社会矛盾。3．政策执行机制不健全我国现行的公共政策执行体制首先是缺乏责任追究制度，特别是一种“刚性”的责任制度。政策执行过程缺乏正常的监督，政策执行效果缺乏明确的考核，政策执行考核结果缺乏必要的赏罚措施，这些都导致政策执行中的政策替代、政策缺损、政策敷衍等种种阻滞情形难以得到制止和及时纠正。我国现行的监督控制机制更是缺乏对领导者和政策执行者有效的监督与约束，虽然我国从形式上建立了多层次、全方位的监督体系，但在实践中往往得不到有效的落实，权力仍未得到有效制约，权大于法的现象依然存在。在政策执行
监督的过程中普遍存在着“弱监”、“虚监”、“漏监”等现象，特别是自上而下的监督不到位，往往上级只是发一个文件，做一些规定，没有后位跟踪监督，即使有检查，很多时候也是流于形式，只是听听汇报、看看材料，并不深入到群众和实际生活中去，结果往往是你好、我好、大家都好，没有真正起到检查纠正的作用，即便是检查出来下级在执行过程中有什么问题，也只是口头批评，很少严厉的处罚措施。结果下级政府要么敷衍了事不执行政策，要么做足表面功夫，政策执行中的各种变异行为得不到有效遏制，从而影响执行效果。此外,除了执政党系统和行政的监控之外，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司法机关、社会舆论等政策监控也都存在着功能弱化现象。(三)目标群体的因素公共政策总会涉及到社会成员的利益的分配或调整，这些受到公共政策影响和制约的社会成员被称为公共政策对象或目标群体。公共政策过程中直接作用和影响的对象就是目标群体，其能否认可和接受政策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政策能否成功执行，若目标群体接受一项公共政策，那么该项政策执行的风险就小，成功的可能性就大；反之，该项政策执行的风险与失败的可能性就大。而目标群体是否合作主要取决于对其利益权衡的结果，这直接影响其对政策的认同程度，自身的政治社会化程度也影响着对政策的认同与否。任何一项政策的制定,都是满足一部分人的利益、抑制另一部分人的利益，都会对一部分人的行为进行约束，对另一部分人的利益进行重新分配和调整，作为公共政策的目标利益群体，他们有着自身的利益，希望政策的执行能够有利于自身的利益。在一项政策执行中，当目标群体的利益被忽略时，他们很可能会采取渐进的措施对政策执行加以消极的抵抗，使得政策目标全部或部分的加以消解，导致政策执行效果发生偏差，直接导致政策执行不到位。政治社会化，是指每一个社会成员通过学习实践，逐渐认识和理解政治观念及模式，并养成政治行为方式的过程，政治社会化程度也是影响目标群体对政策执行顺从程度的重要因素。目标群体对政治社会化的程度接受越深，就越容易树立起拥护和支持现行政治权威和政治制度的信念，反之，则可能误解或抵制现行政策，最终导致政策难以执行。(四)执行环境的影响各级政府在执行公共政策时，还要受到行政系统外的环境因素制约，这主要是指政策环境的优化程度，这是制约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的外部因素。政策环境对于政策执行是非常重要的，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影响公共政策执行的环境主要包括人文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人文环境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主要是指社会文化环境，是民众的政治态度、信仰、情感、价值取向等，这些都直接与政策执行水平挂钩，如果社会中普遍有较高政治信仰、态度和情感，政策执行过程将会更加顺利。经济环境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主
要是指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市场体系的完备程度、市场机制的健全程度等，经济发展与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执行力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公共政策的执行力强可以促进经济发展，而经济的发展程度又影响着公共政策的执行，为政策执行提供直接动力。社会环境又是影响政策执行的重要因素。地方经济发展面对的是日趋复杂的社会环境，各种非经济因素对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执行起着很大的制约作用，因而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执行中要具有灵活性，要随机应变，因为执行中弹性过大，会造成随机性太大，而执行中的刚性过大，又会造成政策执行中的相反效果。因此，环境优化程度对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执行影响甚大，要提高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规范性和执行效果就必须优化其政策环境。四、提高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水平的几点建议（一）提高公共政策质量公共政策是对社会利益的权威分配，主要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理顺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其质量的好坏与政策执行的效果有直接关系。因此，切实提高政策质量，制定配套政策措施便显得尤为关键。提高政策质量使政策目标具体明确、政策内容清晰、政策标准合理、政策资源充足，为政策顺利执行创造条件。可以使民众与专家同时参与决策，提高政策的科学性，通过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方式广泛征求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并进一步探索通过报刊、网络等媒体公开征求意见的方法，逐步建立对各种意见采纳情况的反馈制度，向公众说明听取意见和意见采纳的情况，使决策形成的过程真正成为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的过程，改变政府部门一味尊崇专家的意见实施行政决策，调动民众参与决策的热情，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公众参与政府决策，也是对专家意见的完善，能有机结合专业工作者、专家学者和政府领导的智慧，提高行政决策水平。要建立和完善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的决策机制实现公共政策决策过程的民主化、科学化、法制化，严格遵循“公共政策问题的提出、问题的分析、公共政策议程、公共政策制定”的公共政策设计程序来科学决策，做到政策制定过程中充分吸收、采纳各方面利益主体的意见和建议，实现各方面利益诉求的整合，建立和完善决策权依法有据、决策行为依法进行、决策违法依法追究责任的机制。（二）完善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1．建立有效的利益平衡机制总的说来，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地方利益是以中央利益为总体和前提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问题归根到底是国家的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基于这种利益关系之上的职能及其相对应的职责权限划分问题。中央政府公共政策的执行是为了全国的发展，而地方利益有其相对性，要负责发展本地区的经济、文
化、福利、教育和公共设施等事业，基于地方政府的自利倾向，建立有效的利益平衡机制、协调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就显得更加必要。建立有效的利益平衡机制，协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提升政策执行效果，平衡中央与地方、不同地方之间的利益关系，使双方利益都得到满足。具体而言，可以先确实政策相关地区和利益相关人，具体分析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听取各方面的合理意见，集中分析研究各方的利益诉求并对各利益相关方的利益大小、利益性质、利益的弹性空间以及利益底线进行具体评估，确定各方利益的分配方案和补偿案，最终使政策得以具体实施，通过建立这样一个完整的程序以达到利益的最终平衡。此外，还应建立健全政府利益引导与约束机制，加强政策宣传力度，树立正确的利益观念，教育政府执行人员树立正确的利益观，正确处理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近期利益和长远利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2．提高执行人员素质任何一项政策的执行都离不开人员作保证，执行人员是政策付诸实施的主体，执行人员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执行效果，高素质的执行人员能更好的理解政策，采用更有效的执行方式保障政策效果。建立学习型政府组织提高政策执行人员的业务素质，使公务员实现学习观念的根本性转变，不断学习、善于学习，把学习作为人生一个阶段的学习扩展到终身学习。政府应提供充足的学习场所和设施和各种学习服务以及各种学习课程，具有适应政府组织和公务员发展的教育组织和培训计划，以提高公共政策执行人员的业务素质，拓宽其知识面，不断调整其知识结构，补充薄弱环节，提高综合分析判断的能力，使其具备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政策的能力和较好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减少政策执行中的偏差变形。还要深化人事制度改革，确保政治思想好、业务能力强、政策水平高的高素质的人才进入政策执行系统并不断更新；坚持公开、公正、竞争、择优的原则，依靠科学、规范的法定程序，以民主的方式选贤任能，积极推行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等措施；在引进人才的时候注意考虑多学科背景，并且为人才创造优良的成长环境；通过组织内固有成员与引进成员的密切合作来培养本组织人才，形成共同成长的良好团队氛围。此外，要提高执行人员的思想品德，用道德教育与监督机制共同约束其行为，使政策得以真正落实。3．完善政策执行监控机制完善政策监控机制首先要健全政策执行责任追究制度。政策执行者因为拥有公共权力，所以就必须承担公共责任，也使建立公共政策执行的责任追究制度、严格控制公共政策的执行方向、约束公共政策执行人员的行为显得更加必要，使政策理解偏差、观测不力、执行失误，甚至违背政策、对抗政策，以至于酿成严重后果的责任落实到具体的执行者身上，以使政策执行者的责任明确，增强执行者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危机意识。我们应完善
首长责任制、岗位责任制、目标责任制特别是引咎辞职制，把这些制度规范化、习惯化和权威化，使政策执行人员对执行结果直接负责，促进其忠实而又创造性地执行政策。其次，要健全政策执行监督机制。美国行政学者威廉·N·邓恩说过，“监测有助于确定项目执行人员、官员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是否按照立法者、管理机构和专家组所制定的标准和程序开展行动”1[①]。因此，公共政策执行中要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健全多层次多功能内外沟通上下结合的监督网络。要增强政策执行活动的透明度，除涉及党和国家的机密外，政策基本内容及执行情况必须在一定范围内公布于众，使各种政策执行活动广泛地置于公众的关注和监督之下；要强化权力机关的监督职能，保证人大不但形式上有职而且实质上有权；要加强社会监督的力度，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实行新闻自由。同时，不仅要赋予非政府公共组织参与政府公共政策执行的权力，还要加强该类组织对政府的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职责。通过非政府公共组织收集公民的意见、要求，对政策执行情况及时地跟踪评估，使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更符合服务对象的要求，提高政府的回应力。（三）增加目标群体认同目标群体是否合作主要取决于对其利益权衡的结果，这直接影响其对政策的认同程度，自身的政治社会化程度也影响着对政策的认同与否。要增强目标群体认同最重要的就是要制定他们需要的政策，制定符合其自身利益的政策，要加强目标群体的政策参与，转变公民观念，增强公民的主体性意识，在制定政策执行方案和政策方案实施过程中，公民应明确自身的角色，以平等的参与者、合理意见的表达者与自身利益的维护者的集合的身份参与政策制定的过程。公民应运用多种途径积极的投身于公共政策执行活动，并以自身独立的力量主动参与到公共政策的执行过程，使自身的政策需要真正得到满足，最终确保政策的执行符合自身利益，最终增加对政策的认同，保障政策的执行。要强化政治社会化机制。政治社会化是社会共同体政治价值和行为规范的总和，公众正是通过这一机制理解政治制度，学习政治知识、接受政治规范，并最终形成政治信仰，从而才能够承担各种政治角色。有效的政治社会化可使公众在潜移默化中加强对公共政策的认同与支持，并进而固定为一种行为模式，从而大大减小政策执行的阻力。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社会利益日益呈现多元化和社会文化形态逐渐多样性，以前计划经济时代的那种完全靠行政强制力来控制社会政治社会化己经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我们必须大力推行依法治国，继续弱化直到消除人治色彩，继续加快基层民主建设的步伐，增强公民民主和主体性意识，提高公民参与政治能力。（四）优化政策执行环境
要优化政策执行环境，首先要形成公共政策的民主决策观念、专家咨询观念、集体决策观念，营造一种民主、平等、协商的公共政策环境。具体可以在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引入听证制度，听证制度营造了一种民主环境，扩大了公共管理中公民一方作为相对人的参与权，使处于对立统一中的公民与政府呈现出平衡态势。运用网络技术，增强基层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的透明度，实现网络技术与政府工作的结合，以便于普通公民通过网络平台，了解到政府的各类方针、政策及政府的工作情况等信息，有利于建立民主公开的政治环境。其次，通过政策宣传优化社会环境。社会环境包括公众的心理态势以及心理承受能力。目前社会不同的利益集团和目标群体的界限日益明显，公共政策执行面临着与过去计划经济时期明显不同的社会环境。所以，应当提高包括目标群体在内的所有社会公众的心理承受力，通过政策宣传和正确的舆论导向，使他们坚定的相信公共政策的实施会给他们带来利益和发展，能够增强人们对政策的满意度，并将这种心理成功转化为每个公民自觉的行动。再次，加强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资源投入优化经济环境。投入的资源由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组成，有形资源包括人力、财力、物力和技术等资源，无形资源包括公众的政治行为习惯和政治心理倾向。为了提高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力，就必须重视资源的投入，以营造良好的政策执行环境。
篇三：公共政策执行研究综述怎么写
研究综述怎么写研究综述怎么写
1综述的定义和特点
综述是查阅了某一专题在一段时期内的相当数量的文献资料，经过分析研究，选取有关情报信息，进行归纳整理，作出综合性描述的文章。
综述的特点：①综合性：综述要"纵横交错"，既要以某一专题的发展为纵线，反映当前课题的进展；又要从本单位、省内、国内到国外，进行横的比较。只有如此，文章才会占有大量素材，经过综合分析、归纳整理、消化鉴别，使材料更精练、更明确、更有层次和更有逻辑，进而把握本专题发展规律和预测发展趋势。②评述性：是指比较专门地、全面地、深入地、系统地论述某一方面的问题，对所综述的内容进行综合、分析、评价，反映作者的观点和见解，并与综述的内容构成整体。一般来说，综述应有作者的观点，否则就不成为综述，而是手册或讲座了。③先进性：综述不是写学科发展的历史，而是要搜集最新资料，获取最新内容，将最新的医学信息和科研动向及时传递给读者。
综述不应是材料的罗列，而是对亲自阅读和收集的材料，加以归纳、总结，做出评论和估价。并由提供的文献资料引出重要结论。一篇好的综述，应当是既有观点，又有事实，有骨又有肉的好文章。由于综述是三次文献，不同于原始论文（一次文献），所以在引用材料方面，也可包括作者自己的实验结果、未发表或待发表的新成果。
综述的内容和形式灵活多样，无严格的规定，篇幅大小不一，大的可以是几十万字甚至上百万字的专著，参考文献可数百篇乃至数千篇；小的可仅有千余字，参考文献数篇。一般医学期刊登载的多为3000～4000字，引文15～20篇，一般不超过20篇，外文参考文献不应少于1／3。
2综述的内容要求
选题要新
即所综述的选题必须是近期该刊未曾刊载过的。一片综述文章，若与已发表的综述文章"撞车"，即选题与内容基本一致，同一种期刊是不可能刊用的。
说理要明说理必须占有充分的资料，处处以事实为依据，决不能异想天开地臆造数据和诊断，将自己的推测作为结论写。
实反映；二要分析透彻，综合恰当；三要层次分明，条理清楚；四要语言简练，详略得当。
总结主要是对主题部分所阐述的主要内容进行概括，重点评议，提出结论，最好是提出自己的见解，并提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
参考文献
写综述应有足够的参考文献，这是撰写综述的基础。它除了表示尊重被引证者的劳动及表明文章引用资料的根据外，更重要的是使读者在深入探讨某些问题时，提供查找有关文献的线索。综述性论文是通过对各种观点的比较说明问题的，读者如有兴趣深入研究，可按参考文献查阅原文。因此，必须严肃对待。
4综述的写作步骤
选定题目
选定题目对综述的写作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选题首先要求内容新颖，只有新颖的内容才能提炼出有磁石般吸引力的题目。选题还应选择近年来确有进展，适合我国国情，又为本专业科技人员所关注的课题，如对国外某一新技术的综合评价，以探讨在我国的实用性；又如综述某一方法的形成和应用，以供普及和推广。选题通常有几种：一种是与作者所从事的专业密切相关的选题，对此作者有实际工作经验，有比较充分的发言权；一种是选题与作者专业关系不大，而作者掌握了一定的素材，又乐于探索的课题；还有一种是医学科学情报工作者的研究成果。
题目不要过大，过大的题目一定要有诸多的内容来充实，过多的内容必然要查找大量的文献，这不但增加阅读、整理过程的困难，或者无从下手，或顾此失彼；而且面面俱到的文稿也难以深入，往往流于空泛及一般化。实践证明，题目较小的综述穿透力强，易深入，特别对初学写综述者来说更以写较小题目为宜，从小范围写起，积累经验后再逐渐写较大范围的专题。此外，题目还必须与内容相称、贴切，不能小题大作或大题小作，更不能文不对题。好的题目可一目了然，看题目可知内容梗概。
查阅文献
题目确定后，需要查阅和积累有关文献资料。对初学者来说，查找文献往往不知从哪里下手，一般可首先搜集有权威性的参考书，如专著、教科书、学术论
文集等，教科书叙述比较全面，提出的观点为多数人所公认；专著集中讨论某一专题的发展现状、有关问题及展望；学术论文集能反映一定时期的进展和成就，帮助作者把握住当代该领域的研究动向。其次是查找期刊及文献资料，期刊文献浩如烟海，且又分散，但里面常有重要的近期进展性资料，吸收过来，可使综述更有先进性，更具有指导意义。查找文献资料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根据自己所选定的题目，查找内容较完善的近期（或由近到远）期刊，再按照文献后面的参考文献，去收集原始资料。这样"滚雪球"式的查找文献法就可收集到自己所需要的大量文献。这是比较简便易行的查阅文献法，许多初学综述写作者都是这样开始的。另一种较为省时省力的科学方法，是通过检索工具书查阅文献。常用的检索工具书有文摘和索引类期刊，它是查阅国内外文献的金钥匙，掌握这把金钥匙，就能较快地找到需要的文献。此外，在平时工作学习中，随时积累，做好读书文摘或笔记，以备用时查找，可起到拾遗补缺作用。
查找到的文献首先要浏览一下，然后再分类阅读。有时也可边搜集、边阅读，根据阅读中发现的线索再跟踪搜集、阅读。资料应通读、细读、精读，这是撰写综述的重要步骤，也是咀嚼和消化、吸收的过程。阅读中要分析文章的主要依据，领会文章的主要论点，用卡片分类摘记每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包括技术方法、重要数据、主要结果和讨论要点，以便为写作做好准备。
加工处理
对阅读过的资料必须进行加工处理，这是写综述的必要准备过程。按照综述的主题要求，把写下的文摘卡片或笔记进行整理，分类编排，使之系列化、条理化，力争做到论点鲜明而又有确切依据，阐述层次清晰而合乎逻辑。按分类整理好的资料轮廓，再进行科学的分析。最后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写出自己的观点与体会，这样客观资料中就融进了主观资料。
撰写成文
撰写成文前应先拟提纲，决定先写什么，后写什么，哪些应重点阐明，哪些地方融进自己的观点，哪些地方可以省略或几笔带过。重点阐述处应适当分几个小标题。拟写题纲时开始可详细一点，然后边推敲边修改。多一遍思考，就会多一分收获。
篇四：公共政策执行研究综述怎么写
郭红玲《公共政策学导论》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第1版公共政策是社会公共权威部门为了实现一定的公共目的而实施的有计划的活动过程。它表现为经过政治过程而选择和制订的旨在解决公共问题、达成公共目标、分配和增进公共利益的行为规则或行动方案。公共政策的表达形式有法律规章、行政规定和命令、政府大型规划、具体行动计划及相关策略。它具体体现在公共政策是公共权威部门特别是政府有选择的管理行为，体现了具有明确方向的活动过程，是公共权威部门按照统治阶级或社会公众的意愿为社会生活制定的行为准则。政策制定，又称为政策规划，指的是为解决某个政策问题而提出一系列可接受的方案或计划，并进而制定出政策的过程。这一界定政
策科学文献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的政策规划相当于政策分析，即包括政策问题确认与政策议程；狭义的政策规划不包括这些内容，而专指政策方案的设计、论证与择优。有学者将狭义的公共政策规划又称为公共政策策划，“就是有关组织和个人为解决公共政策问题而设计政策目标，拟定政策措施，起草和论证公共政策方案、运筹构思出谋划策的活动。（张国庆：”《公共政策分
析》，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1页）从不同的概念界定可以看出，
狭义的公共政策制定是政策主体就某个政策问题（而非社会问题）提出相应的政策目标，并给出若干备选方案，经过严密的论证后，确定最后方案的过程。公共政策制定一般具有动态性、指向性、系统性、前瞻性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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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因素：1.政策制定者的政治和业务素质2.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价值观3.利益群体4.政党和其他政治团体5.社会舆论
公共政策的本质是对社会利益的权威性分配。以公共政策作为主要手段和途径的政府公共管理，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对社会公众利益进行协调和平衡。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政府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其公共管理的根本宗旨只能是为人民即绝大多数公众服务。这种服务的主要途径是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因此，公众利益是一切公共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政府要通过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和评估进行利益选择、利益综合、利益分配和利益落实，以实现持续不断增加公众利益的目的。公共政策具有导向功能、控制功能、协调功能和象征功能。这四种功能在政策实践中不能截然分开，任何政策都具有这四项功能，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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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综合作用。只不过，每项政策的功能都有其不同的侧重点。
陈振明《公共政策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
研究公共政策的意义：
1.科学上或学术上的理由研究公共政策是为了更好的理解政策起因、发展过程和它对社会的影响。公共政策作为一门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它以现实的政策实践、政策系统和政策过程作为研究对象，要揭示其本质和规律，从而增加人们对政策系统及过程的知识。2.职业上的理由3.政治上及行政上的理由公共政策在政治上可以保证国家和政府采纳正确的政策，端正社会的发展方向，并实现一定的发展目标。公共政策研究可以为政治目的服务，可以使人们熟悉政治讨论并提高政治敏感度，在关注政策技术可行性的同时，关注政策的政治可行性；它有助于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化程度，密切政府与民众的关系，促进两者的相互沟通和了解。
公共政策学已经发展为一个学科体系，这一体系主要由公共政策的基本理论、公共政策的制定、公共政策的方法论、政策制定系统及其改进和公共政策的发展这五个部分组成。政策科学是一门综合地运用各种知识和方法来研究政策系统和政策过程，探求公共政策实质、原因和结果的科学，它的目的是提供政策相关知识，改善公共决策系统，提高公共政策质量。政策研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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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遵循“以政治学为基础的多学科性定量化的价值导向”，因此从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和伦理学等多学科视角来阐述公共政策是提高政策研究工作能力的必要途径。公共政策研究的一大特征就是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其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1）认识论基础的多样性；（2）政策分析视角和分析路径的多样性；在操作层面的多样性，（3）即在在政策研究的程序和步骤，以及收集和整理资料的各种技术性手段和方法的多样性。应该说，研究路径和方法的多样性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和把握公共政策的本质和运动规律是大有裨益。然而，我们也看到，更加多元和综合的方法“并不能保证政策分析的成功，因为任何方法论都只能提供我们对这些方法的思考和理解，这些方法只有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才能展现其价值”（。【美】威廉.N.邓恩:《公共政策学导论》（第二版），谢明等议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第9页）
任何一名社会科学家都不可能精通与政策研究有关的所有学科。每个政策分析者也不见得都会成为他所从事的社会科学的所有分支领域的专家，但有一点已经成为共识：“谁要提高政策研究的工作能力，谁就必须一般性的了解各门社会科学能起到的潜在作用和它们的弊端。”
吴肇基主编《公共管理学》中国戏剧出版社2001年1月
公共管理作为一门行为研究理论科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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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是一个由问题确立、解决方案提出，到政策、实施和评估效果的基本过程，这就构成了公共管理的基本运行机制。公共管理主要是公共管理机构就各种社会问题进行诊断、分析规划，制定合理公共政策，然后将政策转化为具体行为的过程。公共管理学以公共管理的活动和实践为基础，对政府及其他公共管理机构的实践经验加以总计、概括、提炼和升华，使之更为系统化、理论化、规范化。公共管理学的主要研究方法：1.案例分析法2.实体分析法3.系统分析法4.实验法5.比较分析法6.实践抽象法此外，调查研究、历史分析、计算机分析、对策分析、博弈分析等方法
公共管理学的方法体系由一个显著特征，即研究方法的跨学科性、交叉性和多样性。其他社会科学的分析方法，特别是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方法对之完全适用。常用的典型方法有：规范分析、实证分析、比较分析、系统分析、案例分析、社会调查以及统计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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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振明主编《公共政策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
政策制定（policy-making）是政策过程的首要阶段，是政策科学的核心主题。何谓政策制定？政策科学文献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有些科学家如德洛尔将政策制定理解为整个政策过程，把政策执行、政策评估等环节称为后政策制定阶段。大多数政策科学家则对政策制定作了狭义的理解，即把它理解为政策形成（policyformalation）或政策规划（policyformulation），指从问题界定到方案抉择以及合法化的过程。我们从狭义角度来理解公共政策制定。一、政策议程政策制定是一个复杂的活动过程，它是一系列功能活动或环节所构成。政策制定过程包含了议程设立、方案规划和方案的合法化等环节和阶段，而设立议程是政策制定过程中起始阶段的功能活动。P182系统议程政策议程建立政策议程的途径10点、策略4点、模型3点185
陶学荣主编《公共政策学》东北财经大学出版2006年1月第1版
公共政策制定公共问题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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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共问题的概念公共政策制定是政策过程的首要阶段，是政策科学的核心主题。面对现实中需要解决的一系列公共问题，任何国家的政府都要面临政策制定的任务。政策制定的科学性、有效性是政府在其公共行政管理过程中尽量减少工作失误的重要保障。政策制定本身又是一个复杂的活动过程。一般来说，制定一项公共政策必然由公共问题转化为政策问题、再提升到政府议程，通过政府议程制定出合法化的公共政策这样一个过程。在任何社会中都存在社会实际状态与理想目标状态之间的差距，这种差距就是各种各样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社会问题不一定都具有公共性质，公共问题与社会问题并非同等概念，这是由两者的基本特征决定的。公共问题是大众的问题，是当人们的价值、观念、利益或生存条件受到了威胁而出现的问题。它超越了个人特定的环境和范畴，与人类整个的社会生活、制度或全部历史有关，公共问题有时也泛指那些人类社会存在的某种危机。如：一户农民偶然欠收不是公共问题，但某个地区大面积的饥荒无疑就是公共问题。一般来说，公共问题具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公共问题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公共问题的广泛影响力集中的表现在：它超越“私域”的范畴，并不仅仅影响单个的个人或团体，而对多数或绝大多数的人或团体产生普遍影响。第二，公共问题具有影响的非排他性和不可分性。公共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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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人为的地理界限，它对所有个体或团体产生的影响都是相同的，没有一个个体或团体可以置身于这些问题之外。因此说，公共问题是指社会成员在公共生活中共同受其广泛影响，具有影响的非排他性和不可分性、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那些公共性社会问题。公共性是公共问题与社会问题相区别的最本质、最为内在的特性。
二、公共问题的类型p1381.根据公共问题所属的不同领域划分经济问题、政治问题、人口问题、教育问题等2.根据公共问题的意义进行划分过失性公共问题产生于偏离社会正常生活和规范的一些过失行为，如青少年失足和社会犯罪等结构性公共问题是指由社会自身结构不合理所导致的一些社会现象，它涉及社会生活许多方面，如经济不平等带来贫富两极分化，种族歧视、民族矛盾、有政治不平等所产生的政府权力滥用等3.根据公共问题的性质不同进行划分可分为管制性公共问题、基础性公共问题、服务性公共问题和保障性公共问题。
三、公共问题对政策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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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共问题的发展，使其向政策问题转化成为必然人类社会面临的问题成千上万、无边无际，旧问题刚刚解决或尚未解决，新的问题已经产生。人类就是在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断进步和发展。政府的功能和公共政策的意义就在于及时和有效的解决人类面临的诸多问题。所以说，问题是公共政策的起点。问题的不断发展，使其最终成为政策问题。一般来说，在政策问题进入议定程序之前，经过问题—社会问题—社会公共问题—公共政策问题的发展过程，这样就形成了“公共政策问题链”。2.公共问题的控制与解决，为政策制定带来压力140由于公共问题的责任主要承担者不是个人，而是政府。因此，公共问题的有效控制与妥善解决的主要途径是将公共问题上升到政府议程之中。
政策议程一、政策议程概述政策制定是一个复杂的活动过程，它是一系列功能活动或环节所构成。政策制定过程包含了议程设立、方案规划和方案的合法化等环节和阶段，而设立议程是政策制定过程中起始阶段的功能活动。关于什么是公共政策议程，国内外不同学者有不同看法。其中代表性观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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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詹姆斯.E.安德森认为：“在人们向政府提出的成千上万个要求中，只有其中的一小部分得到公共决策者的密切关注。那些被决策者选中或决策者感到必须对之采取行动的要求构成了政策议程。”国内学者张金马将政策议程定义为：“政策议程就是将政策问题纳入政治或政策机构的行动计划的过程，它提供了一条政策问题进入政策过程的渠道和一些需要给予考虑的事情。”国内学者张国庆理解为：“政策议程是指将政策问题提上公共部门的议事日程，公共部门正式决定进行讨论和研究，并准备如何制定有效政策加以解决的过程。广义的公共部门包括立法、行政、司法和其他有关的政策部门。将一个政策问题提上政府的议事日程，是解决该问题的关键一步，也只有把政策问题纳入政策议程，才能研究、分析并为之制定公共政策加以理解。”还有观点认为政策议程就是“一系列问题的集合，是对那些引起公众和政府官员注意的公共问题的原因、标志、解决方法和其他方面因素的理解”。所以说，政策议程通常指那些已经引起深切关注并确认必须解决的公共问题被正式列入商讨、规划、研究的议事程序，以决定政府是否需要对其采取行动、何时采取行动、采取什么行动的政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价值判断标准、政策目标、政策方式、政策界限等是讨论的重点问题，其本质是政策问题提上政策议事日程，纳入决策领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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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议程建立的过程在问题成为政府议程之前，它必须成为系统议程。Cobb和Elder认为，一个问题要成为或达到系统议程的程度，必需具备三个条件：（1）该问题必须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并受到广泛注意，或者至少必须为公众所感觉。（2）大多数人都认为有采取行动的必要。（3）公众普遍认为，这个问题是某个政府机关权限范围内的事务，而且应当给予适当的关注。Charles.O.Jones认为，政府议程的建立，包括四个阶段：（1）界定问题议程。其功能在于积极而慎重的研究认定政策问题。（2）规划议程。从总体上设计被认定为优先解决的政策项目。（3）议价议程。根据政策规划的构想和规定性，政策关系人进行价值标准和利益的讨价还价。（4）循环议程。正式进入政府议程的政策，不断接受科学评估和利益修正。综上所述，一项政策议程的建立，一般经过以下几个环节：（1）社会问题或公共问题产生。（2）公众议程。公众议程是提出问题阶段，是政策议程建立的重要环节。公众议程由一些较抽象的项目组成，只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它可以不提出政策方案或解决办法。（3）政府议程形成。政府议程是对政策问题进行界定或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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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的阶段。由于公共问题引起新闻媒体和大众注意，他们的议论必然引起政府的高度关注。这时，政府则会采取一定措施，如：政府机构议事、专业人员分析、政府官员表态等行为，并采取具体方案解决的时候，系统议程就转入政府议程。（4）政策认定议程。对政策问题的认定，认定之后，由专家和有关立法机构，通过立法的形式将政策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以解决公共问题。例如，当交通堵塞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显然成了公共问题，正因为这个问题的持续存在，使之成为群众议论和关注的话题，从而产生了系统议程或公众议程，等到政府觉察这一问题的严重性，针对这一问题采取了措施，如控制私人轿车拥有量，减少车流量；加强道路基础设施建设，拓宽路面等等，这时系统议程就成了政府议程。当然，上述只是政策议程在一般情况下的建立过程。实际生活中，也会存在问题不经过公众议程而直接进入政府议程。因为政策决策者可能根据自己对社会发展变化的研究分析，主动寻找问题，把它列入自己的议事日程。同样，已成为公众议程的问题并不一定能成为政府议事日程。提上议事日程的问题，也并不一定是系统议程的问题。有时也出现政策问题已列入政府议程，但群众还没有注意到。如：领导或专家预见到某些政策问题、某种危机或突发事件的影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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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策制定的模式142理性决策有限理性决策渐进决策系统决策精英决策博弈决策
四、政策合法化一项政策方案被确定为最终采纳的方案之后，为了使其在现实中具有权威性与合法性，还要经过行政程序和法律程序使之合法化。只有经过合法化过程，公共政策被赋予合法性，才能在实施中以国家强制力做后盾。政策合法化包括行政程序的合法化和法律程序的合法化，是指行政首长或相应的立法机构根据自己的职责、权限，按照特定程序使各种提议中的政策方案上升到法律或获得合法地位的过程。一般来说，一项政策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获得合法化地位。（1）公众参与。是确保政策符合民意及政策合法化的根本途径。古人云：“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只有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扩大公众参与，倾听公众意见，了解民心所向，这样的政策才能得到民众拥护，促进政策顺利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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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政策合法地位。（2）建立听证制度。（3）建立行政程序制度。（4）建立政务信息公开制度。（5）建立协商谈判制度（6）建立民意调查制度
五、我国公共政策制定（模式、特征与存在问题）153
严强王强著《公共政策学》2002年4月第1版
研究政策问题的意义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政策问题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因为公共政策的一个重要特性是问题取向性。邓恩指出：“对于应用政治学者来说，政策分析中最为关键的阶段是问题构建方法论”。因此，许多公共政策学者和政策的实际制定者，常常将政策分析中三分之二的精力花在对这次我听得研究上。原因有如下几点：首先，如果公共政策问题没找准，没有澄清，没有确认，就急急忙忙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原以为一个正确方案解决了一个找准了的问题，其实只是解决了一个没有认准的问题或错误的问题，这样寻找或论证的方案显然毫无意义。其次，政策制定中最为致命的错误是为解决一个错误的问题进行决策，这样必然浪费许多宝贵的精力、财力、物力等政策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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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而且这种浪费又是将战争的政策问题搁置起来不加解决为代价。第三，正确的政策问题建构可以大大减少政策资源的耗费，一些政策专家认为找准了政策问题等于完成了一大半政策制定。艾克福指出，政策问题的成功解决是针对正确的问题找出正确的答案，政策制定的失败与其说是针对正确的政策问题找到的错误答案，倒不如说是因为花力气解决了一个错误的问题。
公共政策研究的社会学视角“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社会学既是一门特殊的社会科学，又是一门政策科学。”社会学与政策科学的联系以及它对政策科学发展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主要有：（1）社会学研究日益关注社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2）社会学与政策科学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它对社会问题、越轨行为、犯罪和社会变迁所特有的学科兴趣上；社会学中的政策研究几乎都是描述性的，而不是规范性的，并且主要集中在政策国策过程，而不是政策内容上（3）社会学独特的评估方法或模式，他们的日常评估工作实在自然的社会状况下进行的，而且它们更重视对政策或项目失败的组织原因分析（4）社会学领域出现的“社会政策（学）”的专门领域，它既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也是政策科学的有机组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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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西方政策科学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是当代社会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必然产物。我国真正学科意义上的公共政策研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兴起的。
泛的意义上说，社会学既是一门特殊的的社会科学，”
《公共政策学》冯静主编
梅继霞庞明理副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1第1版
公共政策学与社会学的关系社会学是以社会现象、社会生活和各种社会实际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的任务是揭示各种社会形态的构造及其发展的过程和规律。社会学的研究内容非常广泛，涉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其中大部分都是公共政策学研究的内容。因此，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社会学既是一门研究社会现象的科学，又是一门研究社会政策的政策科学。具体来说，社会学对公共政策学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它对具体的、现实的社会现象的研究，例如对各种社会问题、种族关系、家庭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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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问题和社会变革所进行的研究。社会学关于公共政策的研究是描述性的，主要集中在公共政策过程特别是集中在公共政策制定、实施和效果评价等几个阶段。社会学在社会控制和社会变化等广泛领域内，形成了大量的实践知识和理论，这些都有助于公共政策的实施效果及公共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的行为。在评估研究上，社会学提出了一些独特的评估方法和模式，这给公共政策学提供了方法论。一些社会学家致力于研究解决特定社会问题的公共政策，以致在社会学研究中出现了“社会政策”的专门领域，它既是社会学的组成部分，也是公共政策学的组成部分。当然，二者的区别也是明显的。关于政策问题的研究并不是社会学家研究的主要内容，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描述和解释社会现象及过程，但并不是相同的研究公共政策。公共政策学从这次的角度来研究有关社会问题和探索解决社会问题的对策。社会学家和公共政策学家都在研究社会问题，但研究的目的不同。社会学家主要关心对问题的解释和原因的分析是否正确，而公共政策学家则试图通过政策控制来解决这些问题。因此，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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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五：公共政策执行研究综述怎么写
沿用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综合路径选取代表性观点的文献对政策执行逻辑予以归纳总结这里多采用应用了案例分析方法的文献尤其借助对经典案例的挖掘来揭示我国公共一38万方数据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政治行政表2政策执行偏差的几种现象执行策略释义低自定义型政策变通中央政策具有模糊性地方政府自由发挥例如包产到户乡镇企业形成与发展no我国公共政策执行逻辑研究述评在实现公共政策目标的过程中，方案确定的功能只占10%，而其余的
90%取决于有效的执行[1]，因此政策失败也常被认为是政策执行失败[2]。实践中，由于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结果之间有相当长的距离，文本形态的公共政策在层层传递的过程中容易出现目标置换、信息扭曲或其他差错，不利于政策落实到位。这种跨国界、超越体制的政策执行问题长期困扰我国政策制定者和执行部门。了解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的实然状态，洞悉我国公共政策的执行逻辑，对于更好地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必不可少的。
一、公共政策执行理论的谱系对政策执行的重视源于20世纪70年代。此前，在“政治-行政二分法”的理论背景下，政治被视为国家意志的制定，而行政处于以“价值中立”为原则的意志执行领域。在传统公共行政范式下，政策执行一直被视为行政系统内的常规过程，被忽视而处于不重要地位。20世纪60年代，以弗雷德里克森为代表的青年学者掀起了行政管理的改革运动，剑指行政的“价值中立”，新公共行政强调政策执行后的政策绩效，强调政策制定外——训练有素的公共管理人员的有效执行领域。因此，在新的公共行政范式转换下，政策执行研究受到重视。直到70年代，西方尤其美国的政策执行频频出现问题，导致了声势浩大的“执行研究运动”，尤以1973年学者普瑞斯曼和维尔达夫斯基《执行：华盛顿的伟大期望是如何在奥克兰破灭的》一书的出版为标志[3]。因此在理论范式转变和执行研究运动实践的双重需求下，政策执行研究逐渐成为学者关注的重点。纵观四十多年的公共政策执行研究，按照其理论发展脉络，学者大致形成了“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以及“综合模型”三种研究路径。如表
1所示，这三种路径在研究的出发点、视角以及理论假设方面都形成了各自的话语特点。学者丁煌将三种路径包含的执行因素变量划分为“组织理论”、“网络分析”、“制度分析”、“阐释性”四类[4]。组织理论关注官僚机构内部及其与私营部门的关系，关注执行组织的特征，关注执行组织成员的意向等变量；网络分析关注政策网络中的行为主体地位、策略、资源多寡、资源交换等网络行动者行为的描述；制度分析出于行动者行为改变的“成本-收益”关系视角，分析制度、激励等其他行为约束性因素变量；阐释性视角提出政策执行的文化维度和执行者对政策的认知框架，强调对政策内容意思解构的阐释性和共享性。
表1执行理论变迁学者涂锋从三种路径依托的方法论视角，即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行动者导向”和“结构导向”对三代研究进行归纳[5]。他认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之争”其实属于行动者视角的内部争论。自上而下模型将政策执行三要素归为“问题可控性”、“构建执行的法律框架能力”、“影响执行的非法律性变量”，自下而上模型则认为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权下的一系列个人决策集合构成了政府决策。它们的区别只是在于政策制定者与街头官僚孰起决定作用。但这两种路径都忽视了结构分析和多元行动者，因此接下来的执行研究转向寻求结构解释，借助Elomore发展的“向后绘图”的概念[6]，试图从影响目标的行为出发向后建构执行过程。包括Matland对执行情景的分类、萨巴蒂尔的倡导联盟框架对结构性变量的强调等，都是以综合性路径分析行为背后的机制性原因。学者龚虹波在对中国政策执行研究的梳理中，将自上而下模型对应为官僚制模型，自下而上模型为政治动员模型，综合模型为博弈模型[7]。总体来说，国内外公共政策执行的研究均是遵循“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综合模型”路径展开。
二、中国公共政策执行的特色现象中国公共政策执行有独特的结构。首先，在“以党领政”的政治生态下，形成了以党为主导、高位推动的政策执行体制。其次，在央地二分的府际关系和组织网络下，公共政策的执行网络具有横向上的块块特征和纵向上的条条特征，导致政策目标具有多属性和纵向上的层级性特点。多属性指中央制定的目标偏向笼统和原则层面，而地方细化后的目标指向可操作、可实现的本土层面；层级性指政策执行需要多职能部门的协同配合，因此政策往往有多元目标构成的目标群[8]。在复杂的政策执行结构下，政策执行结果与政策制定的初衷常常不相吻合而有偏差。常有“变通”、“梗阻”、“扭曲”等词形容这些没有实现预期效果的政策执行。如表2所示，政策执行策略有多种表现，但执行的“失败”程度不总是相同，在某种意义上，自定义型、调整性政策执行以及执行软约束不总是导致“坏”的结果，甚至自定义型政策变通还产生了诸如“包产到户”这样自下而上的政策创新，此执行策略可以描述为中性，而政策中梗阻、政策空传、政策歪曲变通则表现为贬义的执行。当然表中对贬义程度的排序仅是笼统意义上的，具体排序要依实际情境判断。三、影响中国公共政策执行的七种诠释奥图尔通过梳理100多篇有关政策执行的文献，发现文献涉及的解释变量有300多个[9]，可见探究公共政策执行行为逻辑不是易事。沿用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综合路径，选取代表性观点的文献对政策执行逻辑予以归纳总结，这里多采用应用了案例分析方法的文献，尤其借助对经典案例的挖掘来揭示我国公共政策执行实践过程中的本土化特色。表2政策执行偏差的几种现象(一)自上而下路径：央地关系
自上而下视角以既定的政策目标为出发点，关注政策文本，以及政策制定者也即中央政府在政策执行中的地位和控制作用。沿用自上而下路径的研究并不多见，沿用此路径的学者多是基于央地的府际关系，探讨中央政策的贯彻情况、府际关系中的中央政府是否居于主导地位，以及其对地方政府政策的权威施与力度与执行控制力度。
首先，针对中央政策的贯彻情况，已形成普遍共识，即当中央政策不符合地方的局部利益时，地方政府容易在政策具体化、操作化的过程中出现政策附加、局部流产、政策替换、政策抵制等政策偏差情形[16]。但中央政策在不同层次政府的执行情况是有区分的。学者魏姝以农业补贴政策为例，发现政策在基层，包括县乡以及农村层面经常出现歪曲执行的现象。由于各级政府职责同构，因此各层级政府都参与到政策的执行中，形成政策从“政策制定发包方(中央)——政策细化与传递(省市)——政策执行承包方(县乡)”的逐级发包过程。如图1，政策在逐级传递过程中，省市级政策一般作为传递者身份对中央政策原则性规定作部分细化，而在县区级政府层面，政策意图和规定很容易发生异化扭曲，政策意图从分配功能和再分配功能并重异化为完全普惠性质的再分配功能，政策规定从“谁种地补给给谁”异化为“谁有地补给给谁”以及允许瞒报、本土保护的歪曲执行[17]。由此，可以看出，中层政府(省、市)和基层政府(县、乡)在政策执行中的行动是不一致的。
图1农业补贴政策执行异化过程其次，对于中国的央地关系究竟如何，是中央主导还是地方主导，府际关系又如何影响政策执行过程一直存有争论。Harding认为来自上层领导者的指示能得到很好贯彻，中央有保证组织纪律得以贯彻的强有效机制[18]。Walder认为正式的权威系统是空壳，关系网络决定了组织的实际运
行过程[19]。但实际上，中央的绝对控制和地方主义都无法解释政策执行中的目标偏差、执行高效率现象。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并不属于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状态[20]，而是以各自拥有的资源为筹码、互动中调适以期达到非零和双赢结果。学者李元珍以土地增减挂钩试点政策为例[21]，发现地方政府扮演“政策权威代理者”和“地方利益代表者”的双重角色。学者王亚华以自上而下的用水户协会改革为例研究发现，在中央对用水户协会改革具有极强政治意愿推动的情况下，用水户协会整体数量确实出现增多，但具体在基层组织，有一些地方出现了形式上的执行和策略响应现象[22]。究其原因，在于制度改革的成本过高和制度安排带来的预期收益薄弱，导致农民对该项制度需求不足。因此，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并不当然地扮演完全顺从的角色，也不是扮演完全抵制的角色，而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策略性行为。
那么什么情况下中央政府能有效控制政策执行过程呢？学者殷华方以“政策重要性、信息对称性、正负激励强化程度”三个指标衡量中央政府控制能力进而表征中央-地方政府关系(中央主导还是地方主导)，中央地方政府关系与政策冲突明晰性构成影响政策执行策略(选择性服从、行政性服从、政治性服从、象征性服从)的二维框架[23]。只有当政策重要性、信息对称性、正负激励强化程度三个条件均得到满足时，中央政府才有可能有效控制地方政府的自利行为，否则，地方政府就会通过足够的任意处置权来追求自身利益。
通过以上研究，从央地关系视角提出的逻辑可以归纳为：在非零和博弈、逐级发包制下的特殊央地关系中，中央政策具有一定权威性，但仍给予地方政府对政策灵活执行的足够空间。
(二)自下而上路径：街头官僚、行政体制、行政生态
与自上而下视角相对，自下而上视角关注基层执行主体的自由裁量权。除了对街头官僚作为行动者的个体主观因素关注，学者李连江从体制层面，周雪光从行政生态层面探讨基层行动者的行为逻辑，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政策执行理论：政策选择性理论以及基层共谋理论。
1.街头官僚——政策执行是政策执行者的再设计过程政策制定者被淹没在大量的事件与信息中，因此大量的决策由街头官僚在执行阶段做出，且常常受到扭曲。街头官僚传递利益与制裁，构成并限定着公民的生活方式，提供并调节公民赖以行动的社会背[24]。街头官僚以其作为个体意义的个人“魅力”和作为共同社区中的制裁权力者在政策偏差执行过程中扮演主力角色。学者翁士洪[25]发现农村土地流转政策在小岗村执行发生了偏差：原本规定中基于“守住18亿亩红线”目标鼓励“农-农”流转，在小岗村演变为农民与外部流转以及“农-非”流转。原因在于，街头官僚对公共服务供给分配有垄断权力，拥有施与农户利益或对其进行制裁的权力，并不时展示人格魅力，接受来自农户的部分讨价还价，通过多方面影响驱使服务对象作为政治共同体中的谦卑个体服从农村土地流转安排。相较于翁士洪对于街头官僚以不具合法性的压力手段影响政策执行过程的观点，王家峰则以中立视角说明执行个体的再设计模式选择影响其执行风格。政策执行个体对影响其行为方式的社会具有改造能动性，而非被动的支配者，个人的个性化因素会导致不同的行政风格。如果将政策执行看成执行个体主观建构的过程，并将个体的认知、价值、处事风格嵌入执行过程，也即，政策制定者的良好意图很可能经由政策执行者再设计过程中的自行解释和重构而被篡夺。分离出政策执行作为执行者的再设计过程中的影响因素——两大变量：问题解决和价值认知[26]。问题解决方式
有两种：前瞻性的和反应性的。其价值认知也即对他人意见的包容性，分别有高和低两个维度。如表3，以渐进设计为例，它对问题的反应较为被动，强调执行在以往一致背景惯性下的微调，同时也考虑到与公众的有限对话。它通过冲突下的相互间讨价还价，在协调下实现各种利益的彼此妥协和最终表面一致，因而渐进设计下的执行风格表现为利益协调型。
表3政策设计的四种模式及其执行风格然而执行者的政策再设计并非完全由其主观风格左右，而是在既定政策框架内执行者局限性地形成自己的一套行为策略。学者胡业飞以社会化养老政策为例[27]，发现基层执行者在执行模糊政策时有两大行动特征：(1)基层组织执行者寻求上一级领导对政策的解释、授意、授权，而非自行解读；(2)基层执行者通过分析政策内容的方式，择取政策内容中的明晰部分(尤其是有硬性指标的情况)，并将资源集中投入进去，运用的是“求解”和“替代”的策略。反映了基层政策执行者在不确定何为正确的执行方式时，以求解和替代作为较小风险的平衡策略[27]。可以看出，政策执行者尤其是基层政策执行者，以街头官僚的政策再制定权，同时通过嵌入主观的建构因素和免于风险的平衡策略，形成政策的重构和再设计。2.行政体制——选择性执行理论学者李连江的选择性执行理论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体制因素下中国政策执行的街头行为逻辑。选择性执行理论认为，下管一级、干部目标管理责任制、干部交流制度构成了中国基层农村政策选择性执行的解释[11]。下管一级、干部目标管理责任制、干部交流制度为基层政府中心工作和一线政策的定格提供了解释，进而导致短期化、自利化的选择性执行行为。其一，从下管两级到下管一级的改革，使基层干部对直接上级过于敏感，听从上一级的安排而非遵从中央的政策目标。其二，干部目标管理责
任制，明确了上级政府给下级政府分摊目标任务的权力，绩效考核内容、权重都由责任委员会设计。上级通过绩效评估给予政策完成度高的乡镇更多的资金奖励从而对他们形成激励，对未完成工作的基层干部以扣除薪资的惩罚。通过量化目标任务，并建立绩效和激励之间的联系，强化了下一级官员对上级意志贯彻的政策执行。这导致了三个后果：一是部分受欢迎政策如加强民主作风、尊重农民权利等难以转化为定量化摊派任务的政策不被执行，易考核的、执行效果可测的政策执行要优先于效果不可测的政策；二是由于民众没有参与评估，因此中央政策是否被执行并不易知晓，即使有些政策被分摊以定量化指标，甚至被赋予了一票否决的意义，但由于数据造假、侦查技术的缺乏导致实际上的不执行难以被发现；三是目标考核制赋予了干部对政策执行手段的选择权，干部只关注目标实现度而不关注目标手段是否合法。其三，干部目标管理责任制中分支出的干部交流制度，加剧了选择性政策执行现象。尽管它减少了地方主义，但也损害了责任实现，交流干部只对交流时期内的行为负责，一旦交流结束，上级往往将得到他们授意的不利“账单”抹去，而将“功绩”据为己有。这种“保持缄默的密约”使得基层干部追求短期内不切实际的目标。
以农业税费改革历程为例，在分析农业税费改革动力过程中，发现基层政权的行为(选择性政策执行)由中心工作和一线政策定格，中心工作和一线政策则是由基层政权在压力型体制的“硬指标”和目标管理责任体制下的“一票否决指标”确定。在2000年税费改革前，基层政权的中心工作是“保证农业税征收”，一线政策是“防止恶性案件发生”，因此基层政权在面对中心工作和一线政策的两难中自觉“发明”了“税费合征”的调和手段。鉴于“税费合征”给农民带来的征收不规范、农民负担急剧上升等问题，中央于2000年提出税费改革，明确提出要减轻农民负担，因此
基层政权的一线政策除了“防止恶性案件发生”，还增加了“防止农民负担加重”一项，但清遗留、排查的操作难度大，规范的税费征收行为几乎不可能完成。因此，在一线政策与中心工作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基层政权的诉求下，中央于2004年开始取消农业税。从此案例可窥，基层政权的行动是由中心工作和一线政策决定的。[28]
3.行政生态——基层共谋的制度逻辑解释如果说目标管理机制中一票否决与定量化指标考核两个特点导致了基层官员选择性执行上级绩效考察的政策，那么责任落实中的连带机制则为基层官员与直接上一级的共谋提供了原因[12]。而且在中国政府组织环境条件下，制度正式化给基层官员的职业生涯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而行政关系人缘化是政府官员针对这些风险的应对策略。他们通过资源动员以及积累的自身保护的安全网来完成上级政府任务。与直接上级的共谋是其双赢的行动策略。而关系运作在基层共谋关系中起到了固化作用。相对于刚性的制度约束会给职业生涯带来风险，关系运作则赋予制度以弹性并起到了变通和润滑剂作用，在意识形态和价值灌输失去了执行机构内部整合功能的情况下，关系运作通过利益黏合起到了政策执行的整合效用[29]。通过关系运作，政策目标群体以某些资源作为交换竭力与基层政府联盟获得权力庇护，基层政府通过利益捆绑与上级政府形成联盟。因此在责任连带体制下，在普遍的政治风险和关系运作生态中，基层官员为求行政生存和仕途发展，采取与上级、目标群体共谋行为。(三)综合路径：政策性质、制度视角和组织视角综合路径则突破了政治-行政二分的分离视角，以整合的方式提出政策执行“失败”的解释。学者从政策本身的性质、网络分析中的制度视角以
及执行结构中的组织视角出发，将中央政府所制定政策的影响以及地方政府的自主权、能动性都纳入分析过程。
1.政策性质——政策模糊性、冲突性学者认为政策本身的模糊性和冲突性组成的政策特性影响行动者的策略偏好。持此观点的学者大多应用了RichardMatland的“模糊-冲突”模型[30]。在该模型中，模糊性是指政策目标实现手段上的模糊，冲突性是指政策过程的多个参与者存在政策目标认同上的不一致。政策的模糊性和冲突性形成基于受限的政策制定和发展情境：(1)考虑到地区差异，为避免政策执行中的意外因素以及政策周期越长的情形下，政策制定往往留有一定余地，在目的上体现为模糊目标，同时，当前的目标管理责任制要求目标的高约束性和手段的低约束性，因而对政策执行手段的要求往往也是模糊的；(2)冲突性则是因为不同层级政府、一揽子政策内部的导向不一以及政策执行多部门不同利益导向上的矛盾。Matland认为当政策模糊性和冲突性双低时，政策执行以行政性执行的方式进行，由于目标、程序、技术都已给定，所以指令从科层制顶端自上而下层层传递，只需有必要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支持就可保证政策顺利执行，因此关键变量是“资源”；当政策模糊性低而冲突性高时，需要政策一方以足够权力给其他方以执行压力，这时政治性执行的关键在于权力的使用，关键变量是“权力”；当政策模糊性高而冲突性低时，政策制定者给予执行者充足的试验空间，这时执行结果依赖于具体情境内各种交织的资源要素的势能碰撞，关键变量是“情境”；当政策模糊性与冲突性均高时，政策的出发点往往是为了起到某种象征性的价值引领作用[31]，因此象征性执行的要点在于多元参与联盟的共同作用，关键变量是“参与者联盟的强大程度”。实际上，Matland的模型指出了不同性质的政策可能导致执行者采取某种执行策略，但这种
执行策略会带来哪种执行后果仍然是未知的。学者竺乾威以节能减排政策中地方政府的“拉闸限电”现象为例[32]，
在探究拉闸限电这种不具合法性行为背后逻辑的过程中发现：(1)拉闸限电是典型政策冲突下的执行方式，拉闸限电(节能减排)在“十一五”规划末期才开始实行，是因为此前地方政府一直以经济发展为重心，而在“十一五”末期节能减排从预期性指标变成了约束性指标；(2)之所以在众多降排放指标方法中采取了拉闸限电这种执行方式，是因为电力是唯一无法作假的指标；(3)在中央发出制止拉闸限电之声后，地方政府依然故我。Etzioni曾指出三种获得参与者顺从的机制：规范性、强制性、有酬性[33]，对于政治性执行，强制性和有酬性机制更有效，而现行的权力结构使得地方政府在决策中可以基本无视社会的影响力。这一案例正验证了“在政治执行中，权力是关键因素”的论断。
2.制度视角——激励与利益分化从制度视角出发的学者，多以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探究地方政府非合作执行现象，他们认为地方政府是理性人，在有秩序的博弈网络中，基于成本-收益考量选择执行策略。地方政府政策执行采取非合作博弈的主要原因，在于所获取的收益大于非合作博弈所需承担的各种成本支出，以及对不执行行为的侦查发现概率较低，诱发了机会主义行为和利益冲动[34]。学者丁煌从利益网络的视角，遵循“核心网络识别-边陲网络识别-网络博弈分析”步骤，解释房地产调控政策执行中受阻滞原因[35]。首先，房地产调控政策执行网络由核心的生产者网络和边陲的议题网络构成。核心网络是生产者网络，它的核心成员是封闭政策社群，包括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商业银行，从属成员包括投机者、物业管理公司、房地产中介、建筑和建材公司、外资机
构；边陲网络是议题网络，包括研究机构、专家学者、媒体、住房协会、普通居民。其次，核心网络和边陲网络分别处于支持价格上涨和阻止价格上涨的利益两端。最后，在博弈主体的参与程度、联结紧密程度、行动者地位与利益表达、资源汲取机会和权威性以及策略选择上，房价上涨联盟均取得一边倒优势，因此房价调控政策执行遭到阻滞。此外，政治激励与经济激励构成的双重激励也会影响地方政策执行方式[36]。只有政治与经济激励双高时地方政府才会采取实动的行为模式，政治高经济低时伪动，政治低经济高时暗动，双低时则缓动。
学者陈玲从权威和利益的视角出发，探究中国核电技术路线从本世纪初的统一技术路线战略决策演化为四代技术路线并存结果的原因[10]。决策由“政治家+技术官僚+技术专家”的政策联盟做出，在政治优先、技术理性和风险考虑下选择了以美国AP1000作为统一的技术路线。而分散的利益相关者如国内的核电运营商垄断企业、设计单位原本未能介入决策环节，但在执行环节，与政府主管部门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利益共同体”。尽管高层政策决策者具有政策制定的绝对权威，但政策执行的再决策过程导致了其对自身权威的部分否定和推翻，而政策执行的主管部门因与利益相关者结成利益联盟，而重新制定使共同体双赢的政策。
执行部门除了在公共利益与自我利益间寻得平衡，在执行过程中也面临政策制定者的权威决策与政策对象的个人利益之间的大量冲突。学者Melanie以干部退休政策为例，探究政策执行中到底是权威至上还是个人利益至上的问题[37]。1982年以前，干部退休是实行弹性退休的办法，终身制较为普遍，1982年开始对干部的退休年龄采取硬性规定。作者采用干部访谈、问卷调查方式以及多元回归分析，发现干部的退休金越低、所处官位越高，退休年龄越大，以及非革命干部会比革命干部退休年龄大，说
明干部正常退休是要以满足个人利益为前提的，调查结果更支持个人利益至上的假设。在政策对象与政策执行者的讨价还价中，鉴于信息系统的迟钝以及为了使任务得以完成，政策执行者愿意在可接受范围内给予政策对象某些优惠，例如给予其子女政府部门工作的机会换取干部的退休。换言之，政策执行主体与政策对象之间并非是无秩序的博弈，权威并非完全失效，而是在政策许可的大范围内他们更愿意相互妥协，达成默认的一致行为。
3.组织视角——执行结构摩擦力政策的落脚点在最终执行的部门，一项政策往往需要多部门协同执行，但实际上，多部门之间的结构摩擦力可能会超过粘合力，导致政策被歪曲、选择执行。因此从组织视角出发的学者认为高度分化、职能不清的平行执行结构导致政策歪曲执行、执行力低效和“反公共地悲剧”现象的出现。一种被验证的解释是，由于多部门有各自的法定职责进而导致首要政策目标以及目标排序各异，同时受到激励和体制约束的程度不同，目标决定行动方向，激励决定行动动力，约束决定行动空间，看似整齐划一的执行组织实际是高度分化的科层结构。有学者对我国四次公务员工资改革进行考察，发现普遍存在目标扭曲现象[38]。工资改革执行走样的原因有：部门对此政策的共识度不高，此政策与其他目标冲突的机会较高；没有权威的、主导的执行机构；执行部门间有相互依赖关系配合较差，且纵向上执行链条过长。分化的执行结构会导致政策执行偏离现象，在小额担保贷款财政贴息政策的执行中也得到验证[39]。原本小额担保贷款财政贴息政策针对的是失业妇女等弱势群体，在执行中却置换为“经济基础较好”的妇女群体，本来是“雪中送炭”却变成了“锦上添花”。究其原因，在众
多执行部门中，作为牵头部门的妇联在目标强激励下有较强积极性，但财政部门出于责任规避对弱势帮扶的意愿性较低，人民银行与金融机构则出于监督调控金融风险的责任考量，在操作中完成了政策对象转型。因此，作者认为，高度分化的科层结构导致政策与组织之间的摩擦，从而导致较低的执行力。
另一种对执行结构摩擦力的解释是，政府部门职能不清、管制权分割，导致利益相争下的政策执行拥堵和责任规避下的政策执行空白现象。以乡镇煤矿开采申请许可管制政策执行为例，乡镇煤矿开采需要劳动部门、地矿部门等多部门颁发的包括安全生产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煤矿营业执照等一系列资格证书才能被许可，管制权的分散导致乡镇煤矿管制成为一种“反公共地悲剧”现象。首先，产权碎片化的存在和减少交易成本的前提下，乡镇煤矿借助于非正式的市场交易，与管制部门形成“官煤勾结”联盟；其次，非正式的产权交易关系导致乡镇煤矿没有稳定的预期，加强了其追求短期利益的投机心理；最后，各管制部门间持有“搭便车”心态，各管制部门形成“事事有人管”和“事事无人管”的局面。因此，在乡镇煤矿开采申请许可管制的“反公共地悲剧”现象中发现，政策执行中，管制权分割下的部门分立状态，导致政策执行失真、部门与政策对象勾结的扭曲现象[40]。
四、研究总结基于对现有政策执行代表性文献的梳理归纳，发现现有研究存在以下三个问题：首先，中国公共政策执行研究多采用个案分析法，但大多数限于政策文本分析，并未借助访谈、问卷调查等一手实践资料，难免陷入“字面语义分析”的囹圄，有可能沦为想象空间大、实证空间小的伪分析。
其次，文献的理论对话较少，基本都引用某个理论模型展开案例解析，在一定程度上提出了政策执行的“中国逻辑”，但学者并没有解决“相同的执行结构下，行动者的行动策略选择缘何相异”的问题。正如O'Toole提出的“解释变量充斥”现象[41]，其实不仅变量充斥，很多变量甚至互斥。以“分化的权力结构导致执行扭曲”的观点为例，中国的权力结构具有多重性，部门间利益关系可能是共谋的也可能是分化的，分化的利益关系可以导致政策扭曲、政策执行受阻，共谋的利益关系也可以导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和“执行软约束”的政策走样。将政策执行不力归结为权力失范不能说论点错误，至少是不全面的。学者采用能印证结论的案例作为支撑，却没有考虑到类似情境中的另外一个案例却出现相反结果的原因。
最后，目前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还停留在李连江和周雪光的选择性执行理论和基层共谋制度逻辑解释，李连江的理论于1999年提出，周雪光的基层共谋理论于2008年提出，这些理论当时提出的政策情境和政治格局距今已发生转变，需要新的理论或者修正模型的构建。此间大多数学者依靠个案提炼出的执行经验抑或执行模式是否存在地域等因素的差异，能否推广至一般经验有待商榷。正如Pulzi提出的观点，知识累积性的缺乏是政策执行研究面临的困境之一[42]，研究者们虽各自提出了影响政策执行的大量变量因素，但其中的关键变量的确仍然是一个疑问[43][44]。是否不同类别的政策会给执行者带来不同的执行空间，进而影响最终的执行结果？或者执行者风格是决定执行行为的关键因素？还是行政生态环境框定了环境框架内的执行者个体行动？
对于这些疑问已有少数学者展开了初步思考，试图形成整合性的理论框架。学者魏姝根据洛伊政策类型理论，以“政府强制的可能性”和“政
府强制发生作用的途径”两个维度划分的四类政策：分配政策、构成性政策、规制政策、再分配政策，通过多案例比较得出“分配政策最为容易执行，执行关键在于资源供给，构成性政策执行关键在于机构本身，规制政策受到规制对象影响较大，再分配政策受到网络博弈力量冲击容易导致执行失效”等结论[45]。通过案例试图以政策类型解释执行关键变量无疑推进了政策执行研究，不足之处在于佐证其观点的案例过少，如果能辅以更多的案例，将会支撑科学性和丰富度更强的结论。关键变量的辨认和普遍意义理论的提出是政策执行研究在下一阶段的主要任务。
学者归纳的政策执行现象揭示出了我国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多样化，同时也揭示了其极具不确定性、动态变化的特征，但这些看似不相关无可预期的不同现象之间并非相互独立，看似无规律可循、偶然性的执行结果背后有一条虽难以捕捉但确实存在着的逻辑图象，利用正反交叉的多案例分析揭示这一逻辑图象是下一步致力的方向。
篇六：公共政策执行研究综述怎么写
研究综述怎么写研究综述怎么写(20__-05-2216:48:10)转载标签：杂谈1综述的定义和特点综述是查阅了某一专题在一段时期内的相当数量的文献资料，经过分析研究，选取有关情报信息，进行归纳整理，作出综合性描述的文章。综述的特点：①综合性：综述要“纵横交错“，既要以某一专题的发展为纵线，反映当前课题的进展；又要从本单位、省内、国内到国外，进行横的比较。只有如此，文章才会占有大量素材，经过综合分析、归纳整理、消化鉴别，使材料更精练、更明确、更有层次和更有逻辑，进而把握本专题发展规律和预测发展趋势。②评述性：是指比较专门地、全面地、深入地、系统地论述某一方面的问题，对所综述的内容进行综合、分析、评价，反映的观点和见解，并与综述的内容构成整体。一般来说，综述应有的观点，否则就不成为综述，而是手册或讲座了。③先进性：综述不是写学科发展的历史，而是要搜集
最新资料，获取最新内容，将最新的医学信息和科研动向及时传递给读者。
综述不应是材料的罗列，而是对亲自阅读和收集的材料，加以归纳、总结，做出评论和估价。并由提供的文献资料引出重要结论。一篇好的综述，应当是既有观点，又有事实，有骨又有肉的好文章。由于综述是三次文献，不同于原始论文（一次文献），所以在引用材料方面，也可包括自己的实验结果、未发表或待发表的新成果。
综述的内容和形式灵活多样，无严格的规定，篇幅大小不一，大的可以是几十万字甚至上百万字的专著，参考文献可数百篇乃至数千篇；小的可仅有千余字，参考文献数篇。一般医学期刊登载的多为3000～4000字，引文15～20篇，一般不超过20篇，外文参考文献不应少于1／3。
2综述的内容要求选题要新即所综述的选题必须是近期该刊未曾刊载过的。一片综述文章，若与已发表的综述文章“撞车“，即选题与内容基本一致，同一种期刊是不可能刊用的。说理要明说理必须占有充分的资料，处处以事实为依据，决不能异想天开地臆造数据和诊断，将自己的推测作为结论写。
层次要清这就要求在写作时思路要清，先写什么，后写什么，写到什么程度，前后如何呼应，都要有一个统一的构思。
语言要美科技文章以科学性为生命，但语不达义、晦涩坳口，结果必然阻碍了科技知识的交流。所以，在实际写作中，应不断地加强汉语修辞、表达方面的训练。文献要新由于现在的综述多为“现状综述“，所以在引用文献中，70％的应为3年内的文献。参考文献依引用先后次序排列在综述文末，并将序号置入该论据（引文内容）的右上角。引用文献必须确实，以便读者查阅参考。校者把关综述写成之后，要请有关专家审阅，从专业和文字方面进一步修改提高。这一步是必须的，因为往往有顾此失彼之误，常注意了此一方而忽视了彼一方。有些结论往往是荒谬的，没有恰到好处地反应某一课题研究的“真面目“。这些问题经过校阅往往可以得到解决。3综述的格式和写法综述一般都包括题名、著者、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几部分。其中正文部分又由前言、主体和总结组成。前言
用200～300字的篇幅，提出问题，包括写作目的、意义和作用，综述问题的历史、资料来源、现状和发展动态，有关概念和定义，选择这一专题的目的和动机、应用价值和实践意义，如果属于争论性课题，要指明争论的焦点所在。
主体主要包括论据和论证。通过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比较各种观点的异同点及其理论根据，从而反映的见解。为把问题说得明白透彻，可分为若干个小标题分述。这部分应包括历史发展、现状分析和趋向预测几个方面的内容。①历史发展：要按时间顺序，简要说明这一课题的提出及各历史阶段的发展状况，体现各阶段的研究水平。②现状分析：介绍国内外对本课题的研究现状及各派观点，包括本人的观点。将归纳、整理的科学事实和资料进行排列和必要的分析。对有创造性和发展前途的理论或假说要详细介绍，并引出论据；对有争论的问题要介绍各家观点或学说，进行比较，指问题的焦点和可能的发展趋势，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对陈旧的、过时的或已被否定的观点可从简。对一般读者熟知的问题只要提及即可。②趋向预测：在纵横对比中肯定所综述课题的研究水平、存在问题和不同观点，提出展望性意见。这部分内容要写得客观、准确，不但要指明方向，而且要提示捷径，为有志于攀登新高峰者指明方向，搭梯铺路。主体
部分没有固定的格式，有的按问题发展历史依年代顺序介绍，也有按问题的现状加以阐述的。不论采用哪种方式，都应比较各家学说及论据，阐明有关问题的历史背景、现状和发展方向。主体部分的写法有下列几种：
（1）纵式写法“纵“是“历史发展纵观“。它主要围绕某一专题，按时间先后顺序或专题本身发展层次，对其历史演变、目前状况、趋向预测作纵向描述，从而勾划出某一专题的来龙去脉和发展轨迹。纵式写法要把握脉络分明，即对某一专题在各个阶段的发展动态作扼要描述，已经解决了哪些问题，取得了什么成果，还存在哪些问题，今后发展趋向如何，对这些内容要把发展层次交代清楚，文字描述要紧密衔接。撰写综述不要孤立地按时间顺序罗列事实，把它写成了“大事记“或“编年体“。纵式写法还要突出一个“创“字。有些专题时间跨度大，科研成果多，在描述时就要抓住具有创造性、突破性的成果作详细介绍，而对一般性、重复性的资料就从简从略。这样既突出了重点，又做到了详略得当。纵式写法适合于动态性综述。这种综述描述专题的发展动向明显，层次清楚。（2）横式写法“横“是“国际国内横览“。它就是对某一专题在国际和国内的各个方面，如各派观点、各家之言、各种方法、各自成
就等加以描述和比较。通过横向对比，既可以分辨出各种观点、见解、方法、成果的优劣利弊，又可以看出国际水平、国内水平和本单位水平，从而找到了差距。横式写法适用于成就性综述。这种综述专门介绍某个方面或某个项目的新成就，如新理论、新观点、新发明、新方法、新技术、新进展等等。因为是“新“，所以时间跨度短，但却引起国际、国内同行关注，纷纷从事这方面研究，发表了许多论文，如能及时加以整理，写成综述向同行报道，就能起到借鉴、启示和指导的作用。
（3）纵横结合式写法在同一篇综述中，同时采用纵式与横式写法。例如，写历史背景采用纵式写法，写目前状况采用横式写法。通过“纵“、“横“描述，才能广泛地综合文献资料，全面系统地认识某一专题及其发展方向，作出比较可靠的趋向预测，为新的研究工作选择突破口或提供参考依据。无论是纵式、横式或是纵横结合式写法，都要求做到：一要全面系统地搜集资料，客观公正地如实反映；二要分析透彻，综合恰当；三要层次分明，条理清楚；四要语言简练，详略得当。
总结主要是对主题部分所阐述的主要内容进行概括，重点评议，提出结论，最好是提出自己的见解，并提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
参考文献
写综述应有足够的参考文献，这是撰写综述的基础。它除了表示尊重被引证者的劳动及表明文章引用资料的根据外，更重要的是使读者在深入探讨某些问题时，提供查找有关文献的线索。综述性论文是通过对各种观点的比较说明问题的，读者如有兴趣深入研究，可按参考文献查阅原文。因此，必须严肃对待。
4综述的写作步骤选定题目选定题目对综述的写作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选题首先要求内容新颖，只有新颖的内容才能提炼出有磁石般吸引力的题目。选题还应选择近年来确有进展，适合我国国情，又为本专业科技人员所关注的课题，如对国外某一新技术的综合评价，以探讨在我国的实用性；又如综述某一方法的形成和应用，以供普及和推广。选题通常有几种：一种是与所从事的专业密切相关的选题，对此有实际工作经验，有比较充分的发言权；一种是选题与专业关系不大，而掌握了一定的素材，又乐于探索的课题；还有一种是医学科学情报工的研究成果。题目不要过大，过大的题目一定要有诸多的内容来充实，过多的内容必然要查找大量的文献，这不但增加阅读、整理过程的困难，或者无从下手，或顾此失彼；而且面面俱到的文稿也难以深入，往往流于空泛及一般化。实践证明，题目较小的
综述穿透力强，易深入，特别对初学写综述者来说更以写较小题目为宜，从小范围写起，积累经验后再逐渐写较大范围的专题。此外，题目还必须与内容相称、贴切，不能小题大作或大题小作，更不能文不对题。好的题目可一目了然，看题目可知内容梗概。
查阅文献题目确定后，需要查阅和积累有关文献资料。对初学者来说，查找文献往往不知从哪里下手，一般可首先搜集有权威性的参考书，如专著、教科书、学术论文集等，教科书叙述比较全面，提出的观点为多数人所公认；专著集中讨论某一专题的发展现状、有关问题及展望；学术论文集能反映一定时期的进展和成就，帮助把握住当代该领域的研究动向。其次是查找期刊及文献资料，期刊文献浩如烟海，且又分散，但里面常有重要的近期进展性资料，吸收过来，可使综述更有先进性，更具有指导意义。查找文献资料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根据自己所选定的题目，查找内容较完善的近期（或由近到远）期刊，再按照文献后面的参考文献，去收集原始资料。这样“滚雪球“式的查找文献法就可收集到自己所需要的大量文献。这是比较简便易行的查阅文献法，许多初学综述写都是这样开始的。另一种较为省时省力的科学方法，是通过检索工具书查阅文献。常用的检索工具书有文摘和索引类期刊，它是查阅国内外
文献的金钥匙，掌握这把金钥匙，就能较快地找到需要的文献。此外，在平时工作学习中，随时积累，做好读书文摘或笔记，以备用时查找，可起到拾遗补缺作用。
查找到的文献首先要浏览一下，然后再分类阅读。有时也可边搜集、边阅读，根据阅读中发现的线索再跟踪搜集、阅读。资料应通读、细读、精读，这是撰写综述的重要步骤，也是咀嚼和消化、吸收的过程。阅读中要分析文章的主要依据，领会文章的主要论点，用卡片分类摘记每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包括技术方法、重要数据、主要结果和讨论要点，以便为写作做好准备。
加工处理对阅读过的资料必须进行加工处理，这是写综述的必要准备过程。按照综述的主题要求，把写下的文摘卡片或笔记进行整理，分类编排，使之系列化、条理化，力争做到论点鲜明而又有确切依据，阐述层次清晰而合乎逻辑。按分类整理好的资料轮廓，再进行科学的分析。最后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写出自己的观点与体会，这样客观资料中就融进了主观资料。撰写成文撰写成文前应先拟提纲，决定先写什么，后写什么，哪些应重点阐明，哪些地方融进自己的观点，哪些地方可以省略或几笔带过。重点阐述处应适当分几个小标题。拟写题纲时开始
可详细一点，然后边推敲边修改。多一遍思考，就会多一分收获。
提纲拟好后，就可动笔成文。按初步形成的文章框架，逐个问题展开阐述，写作中要注意说理透彻，既有论点又有论据，下笔一定要掌握重点，并注意反映的观点和倾向性，但对相反观点也应简要列出。对于某些推理或假说，要考虑到医学界专家所能接受的程度，可提出自己的看法，或作为问题提出来讨论，然后阐述存在问题和展望。初稿形成后，按常规修稿方法，反复修改加工。
撰写综述要深刻理解参考文献的内涵，做到论必有据，忠于原著，让事实说话，同时要
具有自己的见解。文献资料是综述的基础，查阅文献是撰写综述的关键一步，搜集文献应注意时间性，必须是近一二年的新内容，四五年前的资料一般不应过多列入。综述内容切忌面面俱到，成为浏览式的综述。综述的内容越集中、越明确、越具体越好。参考文献必须是直接阅读过的原文，不能根据某些文章摘要而引用，更不能间接引用（指阅读一篇文章中所引用的文献，并未查到原文就照搬照抄），以免对文献理解不透或曲解，造成观点、方法上的失误。
篇七：公共政策执行研究综述怎么写
有道德的行政官员是那些以批判和独立方式来考察作决策的标准他们努力反思社会道德依照行政官员对组织的承诺义务和责任来行动同时也对其他个体和群体承担相应的责三关于公共政策执行理念的研究在国外政府管理经历了传统行政理论到新公共管理再到新公共行政的三大理论政策执行的理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
公共政策执行研究综述
作者：袁鲁宁胡丁慧来源：《沿海企业与科技》2009年第05期
[摘要]国内外学者对公共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公共政策过程的研究，特别是对公共政策制定的研究，鲜有人对公共政策执行进行专门研究，特别是把公共政策执行与科学发展观联系起来进行探究。文章梳理了国内外学者对公共政策执行的研究状况，提出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研究公共政策执行，从公共政策执行理念、公共政策执行机制、公共政策执行程序来研究公共政策的执行。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统领；佘共政策执行
[作者简介]袁鲁宁，华东师范大学社科部2007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上海，200241；胡丁慧，华东师范大学社科部2007级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发展与公民教育，上海，200241
[中图分类号]D63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7723(2009)05—0012-0003
政策执行是政策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政策学家指出：在实现政策目标的过程中，方案制定的作用占10％，而其余90％取决于有效的执行[1]。对于公共政策执行的研究，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所关注，有的已经达成共识，有的还需进一步深化，其主要观点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公共政策执行内涵、特点的研究
公共政策执行，即将政策付诸实施的意思。最早将政策执行问题引入学术研究领域的美国政策学家普雷斯曼和韦尔达夫斯基就把政策执行定义为：“在目标的确立与适应于取得这些目标的行动之间的一种相互作用过程。”[2]
关于公共政策执行内涵研究，国内外学者均强调了执行的动态过程，但对于这一内涵的具体界定可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类：狭义的理解认为，公共政策执行就是某项政策、方案的具体贯彻、落实，不包括执行的准备和总结阶段，如保罗-A萨巴蒂尔将政策执行视为这样一个过程：即用法律、上诉法院决定、行政命令，或用议会决定、内阁政令的形式，实施一种基本政策决定的过程；广义的理解认为，公共政策执行是执行者为贯彻、落实政策，以达到预期目标的全部活动和整个过程，涉及政策执行的各个环节，以及各要素与环节间的关系。林水波和张世贤认为，政策执行可谓为一种动态的过程，在整个过程中负责执行的机关与人员组合各种必要的要素，采取各项行动，扮演管理的角色，进行适当的裁量，建立可行的规则，培养目标共识与激励士气，应用协商化解冲突[3]；又如查尔斯’奥·琼斯认为：“政策执行是将一项政策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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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实施的各项活动，在诸多活动中，要以解释、组织和实施三者最为重要。所谓解释是将政策的内容转化为民众所能接受和理解的指令；所谓组织是指建立政策执行机构，拟定执行的办法，从而实现政策目标；所谓实施是由执行机关提供例行的服务与设备，支付经费，从而完成议定的政策目标。”[4]
莫勇波(2007)概括了政策执行的五大特点：一是执行目标的一致性和执行途径的多样性；二是执行内容的特定性和执行范围的有限性；三是执行方向的原则性和执行方式的创造性；四是执行过程的动态性和执行活动的连续性；五是执行影响的广泛性和执行效果的社会性[5]。
丁煌概括了政策执行的八大特点：一是对象的适用性；二是范围的有限性；三是影响的广泛性，四是过程的动态性；五是决策的多层次性；六是时间的阶段性和连续性；七是空间的协调性与同步性；八是目标的统一性与途径的多样性[6]。
二、关于公共政策执行主体的研究
国外学者把公共政策执行主体界定为，按照政策规定，有权力实施某项公共政策行为的社会主体，而国内公共政策执行主体包括政策执行人员和执行机关或组织两部分；国内外的研究均考虑到了执行主体的思想素质、道德修养、利益需求、文化知识、政策水平等对政策执行的影响，并提出了优化政策执行主体的问题。登哈特(1998：100)认为：“有道德的行政官员是那些以批判和独立方式来考察作决策的标准，他们努力反思社会道德，依照行政官员对组织的承诺、义务和责任来行动，同时也对其他个体和群体承担相应的责任。”[7]
三、关于公共政策执行理念的研究
在国外，政府管理经历了传统行政理论到新公共管理再到新公共行政的三大理论，政策执行的理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艾伦·劳顿指出，新公共行政要具有公共服务精神，公共服务精神的内核是按照公共利益来行动的理念，促进公共利益一直被视为政府应当扮演的角色，从而进一步提出公务员应履行的义务[7]。国内学者在研究公共政策执行中，提出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以解决人民群众的疾苦、增进人民群众福利为根本的原则，服务性原则，及时执行原则、公正执行原则、依法执行原则。
价值问题是公共行政无法回避的问题。自1887年威尔逊发表《行政学之研究》以来，对于公共行政价值问题的探讨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传统公共行政学把行政视为远离政治的纯事务性的技术领域，表现出“效率至上”主义的价值取向。20世纪60年代初，新公共行政学派对传统公共行政的“效率至上”的价值取向进行了系统的批判，突出强调了社会公平。上世纪70～80年代，涌起了西方政府改革的浪潮，即以追求“三E”为目标(Econ-omy，EfficiencyandEffectives即经济、效率和效益)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体现出明显的管理主义或“新泰罗主义”倾向[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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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者应当有道德意识，公务员应当以公众利益为准绳，履行他们的誓言和民事责任。通过公共服务的道德和民事责任，应当体现出社会责任。登哈特(Denhardt,1991：97)指出，美德应重新作为公共服务的伦理基础，把公共政策的道德基础定义为由荣誉、善行和正义所构成。荣誉就是坚持责任、正直和原则的最高标准。它是人格品质、优秀美德和公众信任的基础。登哈特认为，我们需要综合的核心价值观[9]。
莫勇波指出，在政府行政领域，文化往往涉及政府官员和公务人员对政府活动的价值观念、信念、传统、感情、理想等方面，它是影响政府组织全体人员的价值观念、信念以及行为规范的总称。并进一步指出当前至少有三种滞后的思想文化制约着政府的执行力水平，即“领导崇拜”文化、“熟人社会”文化、“安于现状”文化[5]。
四、关于公共政策执行程序、执行机制、执行原则的研究
由于国内外学者把公共政策执行界定为狭义的或广义的动态执行过程，他们也都主要从过程论的角度来研究公共政策的执行。有的把政策执行分为：执行的准备阶段、公共政策的实施阶段、执行的总结阶段三大阶段；有的把政策执行分为：政策的解释、组织和实施三个阶段；有的分为：充分的准备和科学的实施两个阶段。在实施阶段泛泛而谈政策的宣传、政策实验和全面推广等内容。赵凯农、李兆光把公共政策执行的一般过程分为以下五个步骤：一是政策接受，二是政策解析，三是编制实施计划、分配政策资源，四是具体推进落实，五是政策监控与协调[9]。
国内外学者，根据公共政策执行的实践中存在执行不到位、执行不全面，执行的效果难以令人满意的现象，从突破公共政策执行难的瓶颈出发，挖掘政策执行的内在逻辑，通过把握公共政策执行系统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对公共政策的执行机制进行研究。
赵凯农、李兆光认为，最重要的执行原则有以下七项：忠实执行、及时执行、落实执行、配套执行、创造性执行、监控反馈畅通、利益平衡[9]。
五、影响公共政策执行的诸因素
在公共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影响其执行的因素很多，既有执行活动本身的因素，也有外界环境的因素；既有来自政府本身的因素，也有来自政策影响对象的因素。
赵凯农、李兆光指出，政策执行中存在四大难点问题：一是政策文件本身有问题；二是政策实施计划有问题；三是政策环境背景发生变化；四是面对一些不确定的情景。他们还指出政策执行中必然遇到阻力：一是来自政策对象的阻力，二是来自政策执行者的阻力[9]。
霍海燕指出，政策执行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实践活动，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一项政策执行得好坏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政策环境；二是政策执行；三是政策目标群体，即政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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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政策执行人员是政策执行主体，是政策得以实施的关键，政策能否贯彻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与他们密切相关。[10]
陈丽珍认为，影响政策执行的因素主要有政策本身、政策资源、目标团体以及执行机构之间的协调和沟通对政策执行的影响[11]。
莫勇波指出，政府执行力是政府有效执行政策的关键要素，在政策执行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如执行不到位、执行偏差、执行中断，等等，从而最终导致政策目标未能得到有效实现。究其原因，政府执行力的强弱是导致这种差别的根本原因[5]。
六、公共政策执行的对策研究
针对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专家学者们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提出了很好的改进对策和合理建议。
霍海燕指出提升政府政策执行能力的对策：一是加强中央和地方利益整合；二是提高中央政府对政策的控制能力；三是改革政策执行体制；四是健全政策执行监督机制；五是提高政策执行人员素质[10]。
[参考文献]
[1]张金马．政策科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2]JeffLPressmanandAaronB．Wildavsky，Implementation，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4(3rcledition)，pp．xx—xxi.
[3]林水波，张世贤．公共政策[M]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0．
[4]Charleso.Jones，Anintroductiontomestudyofpublicpolicy(2ndedition)．NorthSituate，Mas：Duxburypress，1997，p.139.
[5]莫勇波．公共政策执行中的政府执行力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6]丁煌公共政策执行的若干基本问题[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2,(2).
[7][英]艾伦·劳顿．公共服务伦理管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8]高伟．公共行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9]赵凯农，李兆光．公共政策：如何贯彻执行[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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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霍海燕．当前我国政策执行中的问题与对策[I]理论探讨，2D04，(4).
篇八：公共政策执行研究综述怎么写
国外学者对公共治理内涵的理解首先都是基于对自己国家特有的政治体制性质的把控其共同点都源于经历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实践背景其次是将治理作为框架体系将公共事务领域从政府扩展到市场同时也将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企业引入到公共领域然后逐步将公共事务领域扩展到更为广泛的公民社会领域同时进一步将非赢利性的组织团体社区以及家庭等纳入到公共领域中形成了包括政府市场企业组织团体和社会公众等多元主体参与协商的公共治理结构公共治理理论的研究综述
(南京工业大学法律与行政学院李超雅211816)[摘要]:20世纪80年代至今，国内外学者和政治家一直致力于从统治和新公共管理外的第三条道路——公共治理，去寻求解决公共事务的途径。在此基础上，试图运用公共治理的逻辑分析框架破解政治发展和行政改革领域遭遇的理论和实践困境。本文首要意旨在于厘清公共治理理论发展路径，其脉络及纹理则可从公共治理的演变历程、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研究困境以及存在的分歧四个方面研判。通篇结合已有研究成果，做专题梳理，适时提出新的研究内容和思路，以期进一步拓展公共治理理论的研究视域。
[关键词]:公共治理理论;综述;评价体系一、公共治理理论的演变(一)公共治理理论的产生公共治理理论产生于早期在重要地区和个别国家形成的一些管理经验。1989年世界银行在报告中首次提到治理危机一词，1992年世界银行又在其年度报告中运用治理与发展。不仅如此，联合国还专门成立了治理委员会。我国专家学者在关于治理理论的探讨方面，也存在一些颇有建设性的见解，魏涛认为公共治理理论能够应运而生，并得到全世界的关注的原因主要存在于两方面，一是政府机构效能低下且臃肿不堪，导致西方福利国家呈现管理危机，而公共治理理论正是针对该背景下的缺陷，能够将政府功能与社会组织、群体势力有效结合起来，从而达到相互协作、相互管理的作用而受到广泛关注。二是市场与等级制不能够,1,,2,相适应有关。蓝志勇和陈国权这样定义治理，他们认为治理贯穿于一切历史活动中。滕世华则认为公共治理理论是在三股潮流的推动下逐渐完善形成的崭新理论，其分别是政府改,3,革运动以及公民结社运动和全球治理。
从治理理论产生至今，其定义尚未有一致的结论。俞可平在《治理与善治》一书中提到，全球治理委员会对于治理的定义具有一定的权威性。该委员会对治理作出了以下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治理是一种相互作用下连续的过程，可以促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能够采取联合行动的方式。这主要是强调了治理既能够在正式是制度和规则迫使人们服从，又能够让人们同意或服从符
,4,合其利益的非正式制度安排。(二)公共治理理论的发展国外研究者又对于公共治理理论的发展做出了一些探讨，认为治理理论源于人们对发生在不同发达程度国家的三种历史性趋势的原因、这种趋势的规范性状态以及如何建构或实现这种规范性状态的长期探索和思考:一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洲和拉美社会经济发展的一,5,系列政策与发展绩效间关系的反思。这一反思结果是将非洲和一些拉美国家的难以发展归为“不可治理性”。二是全球范围内传统的、高度集权经济体的市场化、分权化改革运动的,6,兴起，乃至高度集权政治体制的解体。这种改革引发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如社会稳定性以及整体性问题、公共权力的配置问题、如何构建一个人们共同认可的秩序框架、政治合法性的认同等。三是个别发达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兴起的消解科层化运动以及解除政府管制的“新公共管理”运动。这一运动旨在重新界定政府的作用、政府间关系以及如何规划民主政治的前景等，确定以市场为基本框架的公共管理范式。由此三种历史性趋势的原因，人们开始关注治理这一概念，并从根本上区分了统治与治理，以及赋予了治理更多的含义，推动了治理理论的深入。
随着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公共治理理论逐渐从萌芽阶段对于单个国家和地区的经
验研究、少数国家之间的比较研究，慢慢深入发展到关于公共治理与治理绩效的一般性研究，研究结果改善了本身固有的缺陷，也逐渐弥补了早期个案研究中缺乏一般性的不足。国内研究者也对公共治理的发展进行了分析。部分学者认为公共治理理论既是对于西方福利国家市场失灵和管理危机的超越,也是对于公共选择理论中强调政府失败论的超越。公共治理理论
,3,是政府理论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上与各个学科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综合发展的产物。二、国内外学者对公共治理理论的认识
由于社会传统与文化的多样性，直至当下学界仍然尚未达成一致的结论。国内外学者分别从各自的角度对公共治理理论的特性进行了分析，同时对公共治理理论的概念作出了各自的界定。
(一)国外学者对公共治理理论的研究及认识1(公共治理定义研究的视角英国纽卡斯特大学(研究)教授R.A.W.Rhodes认为治理具有六种不同的定义:(1)最小政府的治理。重新界定政府公共干预的范围和形式，并强调市场与准市场在公共服务提供中的功能和作用。(2)公司治理。由于定义的角度不同，公司治理不属于公共治理的内容，,7,且公司治理理论(C.J.Hill,L.E.Lynn,2004)的概念是明确的;它是指设计一套制度，使得管,8,理者能将利益相关者的福利内在化(Tirole,2001)。(3)新公共管理。包括管理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的两种定义;管理主义者主张将私人部门的管理方式引入到公共部门中，它强调职业化的管理、结果导向的管理、保持与消费者的紧密联系等;而新制度经济学者则认为要将激励机制(如市场竞争)引入到公共服务的提供
中，同时强调官僚体系的分解、通过合同外包和引入准市场机制来增加竞争程度、尊重消费者的选择等。(4)善治。强调效率、法治、责任的公共服务体系。(5)社会-控制体系。政府与民间、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相互合作管理公共事务。(6)自组织网络。政府、私人部门和自愿组织等协同合作提供公共服务，它的特征是形成社会协调网络，它建立在信任与互利基础之上，各组织之间是互相独立的，
,9,组织之间进行资源的交换(如资金、信息和专家)来使产出最大化。在这六种定义中，Rhodes更看重于治理定义中的自组织网络的应用，他认为治理应该是网络的自治管理。2(公共治理主体研究的视角
杰索普则指出，治理的要点在于:“目标定于谈判和反思的过程之中，要通过谈判和反
,10,思加以调整。”他认为，治理理论不是万能的，同样也存在着失效的可能。治理理论的核心是通过平等的交流与不断的反馈来调整管理思路，并非传统统治治理逻辑下的直接命令，亦非新公共管理思维下的任其发展。而是讲究动态配合、协调合作机制下的资源整合，以期最终达成相对优化的治理共识。
美国著名学者彼得斯的治理理论是基于后官僚制时代政府的改革基础上的探讨的，他在《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中提出四种治理模式就是以新公共管理为基本向度，即市场式政府模式、参与式政府模式、弹性化政府模式、解制型政府模式。对这四种不同的政府治理模式，作者分别从问题、结构、管理、政策制定和公共利益五个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作者认为，治理应结合各国实际情况制定相应方案，因而这四种政府治理模式各有不同的理论基础，适用于不同的政府体制。
格里斯托克就治理理论以及上述各种治理观点进行了整合，并指出:(1)治理的主体不仅仅限于政府，还来源于社会机构和团体组织的行为者。(2)治理在社会和经济领域较为明显的缺陷是在该领域中寻求解决方案的过程总是存在着界限与责任之间的模糊性。(3)治理明确了权力依赖，尤其在各个社会机构之间的集体行为下
容易产生。(4)治理意味着参与者最终将形成一个自主的网络。(5)治理的主体不仅仅限于政府也同样意味着办好事情的能力
,1,不仅限于政府的权力，同时不限于政府的权威和发号施令。(魏涛，2006)总之，国外学者对公共治理内涵的理解都是基于对自己国家特有的政治体制性质的把控，其共同点都源于经历了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实践背景。首先将公共事务领域从政府扩展到市场，同时也将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企业引入到公共领域，然后逐步将公共事务领域扩展到更为广泛的公民社会领域，同时进一步将非赢利性的组织、团体、社区以及家庭等纳入到公共领域中，形成了包括政府、市场、企业、组织、团体和社会公众等多元主体参与协商的公共治理结构。但是他们研究的角度不同。如JamesN.Rosenau主要是基于公共治理多元结构的主体性，R.A.W.Rhodes主要从治理在各个方面所体现的特征来加以定义。杰索普认为治理是在谈判和反思中加以调整形成的结果。Lynn则把治理的重点放在满足公共需求的责任和能力的分化上。可见，各位学者对公共治理理论的理解都有科学的依据，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并没有达成共识。(二)国内学者对公共治理理论的研究及认识1(公共治理理论研究的视角在中国学者已有的对公共治理理论研究的探讨中，既有从概念界定的角度去分析公共治理理论，也有一方面从公共治理分支方向剖析研究该领域，另一方面则把公共治理理论运用,11,到实践下的分支领域，如场馆经费、水资源管理、交通管理等的宏观领域。俞可平教授在《治理与善治》一文中提到，治理主要是指官方的或民间的公共管理组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公共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
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治理是指政治管理的过程，它包括政治权威的规范基础、处理政治事务的方式和对公共资源的管理。它特别地关注在一个限定的领域内维持社会秩序所需要的政治权威的作用和对行政权力的运用。所以，治理是一种公共管理活动和公共管理过程，它包括
,4,必要的公共权威、管理规则、治理机制和治理方式。顾建光认为必须从具体的社会背景条件下来理解人们关于公共治理的定义，即对于不同国家以及不同的相关群体来说“公共治理”是有着不同的背景含义的，他将公共治理定义为,12,相关各方为影响公共政策的结果而开展互动的方式。2(公共治理分支方向的视角在国内，一些学者对公共治理的分支方向进行了相关性研究。例如，韩志明探讨了责任,13,,14,结构框架中的公共治理行动体系。党秀云分析了政府治理与第三部门的伙伴关系。孙,15,柏瑛、李卓青探究了以治理为主体的网络政策途径。俞可平在公共治理研究中探究了中,4,,16,国公民社会问题。王锡锌探究了我国公共政策专家咨询制度。王锡锌、章永乐以专家、,17,大众与知识的运用为视角分析了行政规则制定过程。另一些学者则强调公共治理在公共管理细分领域的实际应用。例如，任志宏、赵细康运用公共治理新模式下有关市场化运作、主体多元化、治理网络化和层级化以及注重沟通和协调等特点，将环境治理的新工具分为三,18,大类。程真、赵红将公共治理理念引入图书馆系统领域，探讨我国公共图书馆的经费问
,19,,20,题。张成福、王耀武从公共治理理论的角度考察反贫困问题。总之，国内学者认为公共治理应该具备的特性在于合作，无论是政府机构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强制或资源的合作等。管理的权力向度应是多元的，而不仅限于政府的集权。俞可平认为公共治理是政治管理的过程，顾建光则进一步的理解为影响公共政策结果下而产生的方式，张昕则从改变政府管理方式的层面探讨共公共治理的实际运用。国内学者对公共治理理论的理解存在着共性同时也存在着差异，但对公共治理的研究在进一步扩展，对公共治理内涵的理解也在逐步完善。三、公共治理理论的困境类似“治理”在研究中所遇到的困境并不少见，治理理论的提出和积极地应用，虽然使中国的大多数学者欣喜地接受并传播这一理论，但事实上这并不是一个“完备之至”的理论，,7,即使在西方，人们对治理理论也是褒贬不一。治理理论的局限性在于，它是一种“拼凑”,21,起来的理论，缺乏内生性的微观基础。细致分析可见，公共治理理论的困境概而言之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一)理论困境苏珊.伯特(1996)认为治理理论的假设或出发点是现实的政府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22,方面是处于无效地位的，或者说，是社会经济问题的制造者。在这里，治理理论存在着逻辑悖论，如果政府是无效的，那么，它如何能够构建出“善治”所需要的这些要素呢,如果政府能够构建出这些要素，那么政府怎么又是无效呢,很显然，治理理论的逻辑是相当混乱的。事实上，治理倡导者都清楚上述的逻辑关系，
即政府的无效性导不出“善治”，必须通过外力迫使政府来创造“善治”所需要的因素。这些“外力”就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迫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作为其获得贷款或援助的前提，必须进行“善治”改革。因而，治理理论仅仅是过去“范式移植”的翻版而已。
杨冠琼，蔡芸认为治理理论强调“第三部门”或NGO(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强调非政府组织与非营利组织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和公共政策中的参与，犯了时空颠倒的错误。“第三部门”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第三部门”必须要要达到一定的规模;二是既要区别于政府部门，又要区别于营利部门;三是要具有相对独立性。然而这三个前提性条件本身的产生又依赖于一系列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没有相关的文化基础就不可能形成旨在推进公共利益的社团;没有职业感召精神就不会有以提供社会服务为目的的社会管理群体;没有相关的法律制度就没有赖以存在的资源供给;没有经济发展水平，就不可能生成大量不计报酬的工作人员。因此，试图以NGO改善发展中国家的治理状况，犹如画屏充饥一样不现实。
总结西方学者的关于治理理论的研究结果，将其理论困境归纳为两个:范式危机、重建失败。这两个层面的问题虽然具有共性，但在目前国际经济社会化的大背景之下，它们之间的差别则远远大于共性，因而国际问题无论如何都不能等同于民族问题，更不可使用“外力”迫使发展中国家盲目使用治理理论。须知，理论只有落地结合实际，才有其指导价值。(二)现实困境
一些学者认为公共治理所面临的现实困境主要是存在着治理失灵的局面。如Jessop认为“市场、国家和治理都会失败，这没什么可惊奇的。因为失败是所有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特征。”他认为网络治理失败的原因在于“个人间、组织间、系统间三个层面的协调问题，
23,,只要存在多种合作关系以及其它的治理安排，参与主体间的协调问题就不可避免。有合作必然也会伴随冲突，其冲突必然会影响公共治理过程的成效，由于
无法立即解决，于是又需要进行下一轮协商。在此基础上，元治理(metagovernance)作为能够很好解释治理失灵而进入了学者的视野。在Jessop对元治理的理解中，政府虽不具有最高权威，但却充当元治理的关键角色。Sorensen则认为，“元治理是一个包含了多种规制网络工具的大概念，它
24,,指的是影响各种自组织过程的任何一种间接治理形式。”因此，元治理是治理失败时对治理的间接治理，它是治理失灵时强调重视政府重要作用的另一种表述。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治理的困境主要是来自于责任挑战。如，Bovens指出，“‘多只手的
25,,问题’要求治理关注责任问题，在复杂的网络组织背景下，这一问题更具有挑战性。在他看来，由于有多只手的相互作用，很难划清界限，从而是的任务分配成功与失败的责任具体不到某个具体的手中。Pierre与Peters则清楚的认识到“参与治理的那些行为者有必要对
26,,他们的行为负责”，并提醒我们并没有创造出一种政治视角下的责任模型。笔者认为治理的复杂性就在于当问题产生时，政府与公民在对于责任的担负方面存在界限的模糊，政府可以将责任推给私人企业和供货商，或者是寻找新的“替罪羊”，这种现象时有发生，因此在现实的困境中，对于责任的划分和落实方面等问题，还是值得我们的政策制定者研究和更深
入的探讨，并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的，因为它牵涉到谁负责,对谁负责,也成为治理现实困境下责任主体和客体之间的难题。
总结西方学者的研究结果，公共治理的现实困境归纳为两个:治理失灵、责任挑战。综上所述，无论是理论困境或是现实困境，治理理论仍是一个机械性、复杂性和单一向度的理论。从本质上说，治理的方法论与传统的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并无区别，因而其必然内生出这两种理论具备的所有弊端。
四、存在的分歧和不足纵观国内外学者对公共治理理论的研究，笔者认为除了对概念的理解有着各自的认识以外，主要还是对公共治理理论的评价体系方面存在着分歧，以及国内学者对这方面探讨的不足。(一)国外公共治理评价体系的分歧在一定时期内对于公共治理水平进行评判与定位就能得出该阶段公共治理的评价结果，并同时能够为制定下一阶段的治理工作提供依据和准绳。从国外的评价体系参考文献的梳理中总结:国外学者AdrianLeftwich从狭义上认为，好的治理应该包括提供高效的公共服务，独立的司法体系和法律框架保证合约的执行，政府对公共财政负责任地管理，一个负责任的27,,立法机构，不同层次的政府机关都尊重人权和法律，多元的制度结构，新闻自由。28,,Mimicopoulos学者则认为可以从参与度、透明度与效率这三个维度去衡量治理，通过这三个维度将公民更好地引入政府的公共治理中。不难发现，国外公共治理评价体系在研究国家范围的领域多于区域范围的研究，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公共治理评价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它与政府绩效之间存在着交叉重叠的关系，从而使得大部分基于区域治理的研究文献指局限于在于政府绩效评价、政府管理、公共治理等的大范围文献之中。另外，在国外公共治理评价体系中对于国际组织实施的评价多于国家内部自身的评价，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家自身需要受到其自身固有的制度的困扰，以及必须要考虑到治理水平是否会导致内部政权动荡等问题，而国际组织不受国家制度的约束，也就没有政权推翻以及难以运作等问题的产生，从而使得国际组织可以以局外人的视角来客观评价某一国家目前现有的治理水平。但是由于国际组织是以某种目的为基准的机构性设置，所以在对于治理评价体系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缺陷，其目的性较强所带来的意图就尤为明显，分析者包括国际投资人员以及
发展分析师。这些人员往往就容易把治理的内涵过于程序化和简单化，对于国家来说，其治理评价体系的编制指标和方法都是不断的处于变化之中，所以，该套分析方法就不可能适应所有国家，如果按照国际组织的评价标准来划分等级，则将不可避免的产生偏差与问题。
(二)国内公共治理评价体系的不足公共治理理论虽属于舶来品，但我国的专家学者通过十几年的研究探索后，逐步将理论与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目前已经取得显著性的进步和成果。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发现，我国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1)理论方面的探讨，如国外治理理论的引介与综合;(2)具体对策的探讨，如中国公共治理实践案例分析;(3)公共治理理论的主体视角方面的探讨，如协商民主、善治、公民社会的发展等几个方面。从十八大以来的改革重点以及CNKI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数量逐步增长来看，公共治理的研究领域将进一步扩展和深入。但经过细心的探查发现，目前公共治理评价领域的探索成果稀疏，在理论建构方面，不少国内的公共行政学者扮演了西方公共行政学的“输入者”以及‘无意识思想家的角色’(张成29,,福，1996)。另外，在实证研究上，很多学者也缺乏以经验事实为支撑的探讨。目前我国著名专家学者俞可平结合中国的实际，发展起一套公共治理评价标准，评价标准包括了法治、政治透明性、人权或公民权状况、公民的政治参与对党和政府的监督、党内民主和多党合作、4,,基层民主等15个方面;何增科从善治的十条标准如公平、合法性、法治、回应性等出发，逐条评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迈向善治目标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此外还有诸如文明程度测评体系、法治评价体系、政治参与评价体系等一些具体领域的探索。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些成果都只是关注的某一个点和一个方面，缺乏对于公共
治理理论一般性的研究，因此，我国的评价体系仍需要有更深入的研究和更系统的探索。
五、结语综上所述，虽然国内外学者对公共治理理论的定义、主体以及评价体系没有达成一定的共识，但纵观这些观点，笔者发现:公共治理的最终目标是达到“善治”，这已经成为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共识，同时也成为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公共治理的终极追求。善治突出强调了合作管理，尤其在公共生活中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为善治的主要研究对象，同时善治能够更加明确的分析出公共治理的标准化概念为“应该是什么”。因此，世界各国都在以善治为目标导向，在特定的时期内通过结合自身的治理水平来确定相应的公共治理目标，并采取各种措施来实现这一目标，中国也不例外。其次，笔者还认为:公共治理必须以公正、公平与正义性为导向，这与公共管理的效率性截然不同;同时公共治理还是一个多维度的空间，是由政府、市场、政治以及社会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动态的空间，不仅如此，公共治理还能通过新公共服务，政治文化以及公共伦理来实现公共性的要求。再次，公共治理理论虽然是在传统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各自缺陷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理论，但它却为不同国家间解决所面临的问题提供了共同的分析框架，对于传统解决问题方式的恶性循环实现了新的突破。最后，公共治理理论强调了制衡与监督，构建了发展中国家想发达国家治理模式转变的桥梁，尤其是公共治理在我国还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但每一位学者的研究成果都标志着对公共治理理论的进一步深入。参考文献:[1]魏涛.公共治理理论研究综述[J].资料通讯,2006,(7,8):56-61.[2]蓝志勇,陈国权.当代西方公共管理前沿理论述评[J].公共管理学报,2007,(7):112.[3]滕世华.公共治理理论及其引发的变革[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3,(1):44-45.[4]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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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九：公共政策执行研究综述怎么写
陶学荣教授认为政策终结是指经过由政府组织或社会自发的政策评估之后政策的决策者采取一定的措施将过时的无效的或多余的政策计划功能或组织予以终止或结束台湾的林水波认为政策终结这个概念不仅隐含了一套期望规则和惯例的终止政策活动的停止机关组织的裁撤而且还包含了新期望的提出新规则新惯例的建立崭新活动的展开机关组织更新与发展公共政策终结理论研究综述
摘要：摘要：政策终结是政策过程的一个环节，是政策更新、政策发展、政策进步的新起点。政策终结是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公共政策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公共政策终结是公共政策过程的一个重要阶段，对政策终结的研究不仅有利于促进政策资源的合理配置，更有利于提高政府的政策绩效。本文简要回顾了公共政策终结研究的缘起、内涵、类型、方式、影响因素、促成策略以及发展方向等内容，希望能够对公共政策终结理论有一个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关键词：关键词：公共政策，政策终结，理论研究行政有着古老的历史，但是，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行政所赖以治理社会的工具主要是行政行为。即使是公共行政出现之后，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也还主要是借助于行政行为去开展社会治理，公共行政与传统行政的区别在于，找到了行政行为一致性的制度模式，确立了行政行为的（官僚制）组织基础。到了公共行政的成熟阶段，公共政策作为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途径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与传统社会中主要通过行政行为进行社会治理相比，公共政策在解决社会问题、降低社会成本、调节社会运行等方面都显示出了巨大的优势。但是，如果一项政策已经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而又继续被保留下来了，就可能会发挥极其消极的作用。因此，及时、有效地终结一项或一系列错误的或没有价值的公共政策，有利于促进公共政策的更新与发展、推进公共政策的周期性循环、缓解和解决公共政策的矛盾和冲突，从而实现优化和调整公共政策系统的目标。这就引发了学界对政策终结理论的思考和探索。自政策科学在美国诞生以来，公共政策过程理论都是学术界所关注的热点。1956年，拉斯韦尔在《决策过程》一书中提出了决策过程的七个阶段，即情报、建议、规定、行使、运用、评价和终止。此种观点奠定了政策过程阶段论在公共政策研究中的主导地位。一时间，对于政策过程各个阶段的研究成为政策学界的主要课题。然而，相对于其他几个阶段的研究来说，政策终结的研究一直显得非常滞后。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才有了明显的改善。70年代末，由于理论完善和现实政治生活的需要，政策终结研究开始被很多专业人士和学者关注。许多研究公共政策的学者对政策终结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和热情，使得政策终结成为政治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政策终结研究的兴起，不仅有利于节约政策资源，促进政策优化，而且有利于从政策发展历程的逻辑上进一步完善作为政策过程基础性范式的政策过程阶段论。公共政策终结的研究背景与兴起一、公共政策终结的研究背景与兴起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政策终结的研究在政策科学的发源地美国都是很少的。随着美国1994年国会大选使民主党凭借一篇关于精简政府的竞选纲领获得了两院的控制权以及其后美国再造政府运动的推展，需要终结的机构和过时的政策法规的增多，美国的研究者和政府官员都认识到了终结在美国政策研究和实践中的重要地位。政策终结的研究在美国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丹尼尔斯（MarkR.Daniels）在《公共项目的终结》一书中，对美国政策终结的研究的发展进行了回顾，我们不妨作简要的介绍。1976年，《政策科学》杂志出版了关于政策终结的一期特刊。作为这一特刊的编辑，巴达克（EugeneBardach）在导言守首次力图对政策终结为什么出现、如何出现以及会遇到何种障碍等问题做出概括。他的“作为一种政治过程的政策终结”一文是这期特刊的主要文章。该文对“终结的形式，由谁支持终结，为什么终结很少被接受，怎样减轻终结的困难”等问题作了分析，他将终结看作政策采纳的一种特殊场合——采纳政策A，就意味着终结政
策B。在这期杂志中，有本恩（RobertBehn）的一篇关于“马赛诸塞公共培训学校的终结”的文章，通过对这一成功政策终结案例的研究，他提出了关于政策和组织终结的12点建议。对政策终结研究领域最有影响的人物还有考夫曼（HerbertKaufman）和德龙（P.Deleon）等人。考夫曼在他的《政府组织是不朽的吗？》和《时间、机遇和组织》两本著作中，考察了组织的活动，通过对大量政府机构的数据分析和整理，他发现组织并不像有机体一样经历“年轻、成熟、变老、最后死亡”的生命过程，组织在现实中生成和壮大，但是很少死亡。而公共组织比私营组织更难以在现实中终结，他认为，这是因为组织在发展中不断壮大，使组织自身抵抗终结的能力不断增强，而这正是组织难以终结的根本原因。只有在组织保持活动的能量和其他必要的资源流失以至于组织不再能适应环境时，组织才会死亡。考夫曼在组织死亡的研究领域里建构起基本的理论框架。德龙则提出了一个关于政策终结障碍的理论框架（terminationobstaclesframework），它包括6种障碍：（1）心理上的抵触；（2）机构的持久性；（3）组织和机构对环境的适应性；（4）反终结的联盟；（5）法律程序上的障碍；（6）终结的高成本。这三位学者的理论成果为政策终结领域的其他学者提供了研究途径或概念框架，被应用到具体的政策终结案例上。这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缪勒（KeithMueller）等人应用了考夫曼的组织生命周期模型分析联邦卫生计划案例和地方政府重组的案例，而诺里斯•蒂雷尔（NorrisTirrell）则应用了德龙的政策终结障碍的理论框架分析非营利机构的组织终结——儿童伤残服务机构的解体。新近的政策终结研究成果则体现在《国际公共行政学杂志》1997年的一期论政策终结的专刊上，这期专刊的名称是“公共政策和组织终结”，收入了5篇论文，它们全部建立在先前论政策终结的文献特别是考夫曼和德龙的著作的基础上。公共政策终结的涵义二、公共政策终结的涵义从字面上看，终结是终止、结束之意。所有事物都有发生、发展到衰亡（终结）的过程。因而终结既是一种普遍的自然现象，也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例如，死亡、退休、破产等都是终结的表现。政策终结是一个专门的政策科学术语。从政策过程的阶段看，政策终结发生在政策评估之后，是人们采取的一种政治行为，是提高政策绩效的一种政策行为。政策终结不仅意味着旧政策的了结，而且标志着新政策的开始。关于什么是政策终结，国内外学者下了不同的定义。德利翁认为，政策终结是“政府当局对某一特殊功能、计划、政策或组织，经过深入评估而加以结束或终止的过程”。德龙认为，政策终结是“政府当局对某一特殊功能、计划、政策或组织，经过深入评估而加以结束或终止的过程”。丹尼尔斯认为，德龙的定义没有考虑到组织自身终结不合适政策的主动性，也不能应用于政府精简、削减预算的终结行为上来。因此，丹尼尔斯给政策终结下了一个不同的定义：政策终结是对政府项目、政策、组织的终结，也是组织为削减预算对自身的调适和政府服务民营化而产生的削减。关于终结与政策过程的关系，他指出：政策终结位于政策过程的末端，对一项政策的终结意味着一项新的政策的开始，所以政策终结也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布鲁尔定义则将政策终结定义为“公共部门对某一功能、计划、政策或组织，加以审慎的结束或中止”。还有西方学者将政策终结简要地界定为“对政府特定的职能、计划或组织的故意的结束或终止”。在我国，陈振明教授认为，“政策终结是政策过程的最后一环，是理性化政策过程的最后结果，但也被认为是承上启下的一环，它不仅是对一项政策的了结，而且也意味着修正或调整。政策终结是政策决策者通过对政策或项目进行慎重的评估后，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中止那些过时的、多余的、不必要的或无效的政策或项目的一种政治行为”。张金马教授认为，“政策终结是政策决策者通过对政策进行慎重的评估后，发现该政策已成为多余、不必要或
无法发挥作用时，采取必要的措施予以终止的行为”陶学荣教授认为，。“政策终结是指经过由政府组织或社会自发的政策评估之后，政策的决策者采取一定的措施，将过时的、无效的或多余的政策、计划、功能或组织予以终止或结束”台湾的林水波认为，“政策终结这个概念不仅隐含了一套期望、规则和惯例的终止，政策活动的停止，机关组织的裁撤；而且还包含了新期望的提出，新规则、新惯例的建立，崭新活动的展开，机关组织更新与发展”。因此，可以一般地将政策终结定义为：政策终结是政策决策者通过对政策或项目进行慎重的评估后，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中止那些过时的、多余的、不必要的或无效的政策或项目的一种政治（或政策）行为。政策终结有三个特征：（1）强制性。一项政策的终结总是会损害一些相关的人、团体和机构的利益，遇到强烈的反抗。因此，往往靠强制力来进行；（2）更替性。政策终结意味着新旧政策的更替，是政策连续性特殊表现；（3）灵活性。政策终结是一个复杂而又困难的工作，必须采取审慎而又灵活的态度，处理好各种动因和关系。公共政策终结的类型和类型和方式三、公共政策终结的类型和方式（一）公共政策终结的类型早期的政策终结研究者对终结进行了不同的分类。巴达克根据终结行为持续的时间将政策终结划分为突然暴发型、逐渐衰退型和混合型等三种类型。德利翁根据终结目标的不同，将终结分为功能终结、机构终结、政策本身终结以及项目终结。此后，德利翁在与布鲁尔的合著中又根据政策终结的程度，将政策终结划分为完全终结和部分终结。在1983年与布鲁尔的合著《政策分析的基础》一书中，他详细阐释了五种部分终结的类型：（1）代替型。这是用能够满足同样要求的新内容来代替陈旧内容的类型。一般以革新的结果出现，是重新更换低效的技术和程序的类型；（2）合并型。这是正像在企业领域中为追求规模经济和有效控制而经常进行的企业合并和企业集中化一样，因整合政策或项目而部分地终结的类型；（3）分离型。这是把原来的政策划分为几种，从而用重新调整政策受益集团来弱化抵制，以此来达到逐渐终结的形态；（4）渐减型。这是在美国那样稳定的政治体制下最普遍的类型，是通过缩减预算或项目调整的方式逐渐重新组成政策和制度，从而达到终结的形态；断绝型。（5）这是用新的政策来代替旧的政策，在其目标和需要也发生变化的过程中达到终结的类型。（二）公共政策终结的方式丹尼尔斯在《公共项目的终结》一书中认为，政策终结的方式有两种：一是政策效力减弱的自然老化；二是与强烈抵制政策终结的力量博弈，使其终结，这一过程需要运用终结的策略，也需要强有力的终结执行者，总之，这一过程困难重重。一般而言，政策终结的主要形式有如下六种：（1）政策废止。即直截了当宣布一项政策的废止。政府根据政治、经济和社会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不定期地清理、废止了大量不合时宜、过时了的政策。例如，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当即宣布废止了830余项与WTO规则不相符合的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2）政策替代。指的是新政策代替旧政策，但所面对的问题不变，所要满足的要求不变。在这里，新政策是对旧政策的补充、修正，目的是更好地解决旧政策所没有解决好的问题，以充分实现政策的目标。（3）政策合并。指的是旧政策虽然被终止了，但政策要实现的功能并没有取消，而是将其合并到其他的政策中去。合并政策有两种情况：一是将原有的政策内容合并到现有政策中，作为现有政策的一部分；二是将多个旧政策经过调整，合并成一个新的政策。比如，国务院将原来由各部委分别颁布的一些有关联的单行规章或条例合并成一部完整的行政法规，由国务院来颁布实施，这样就具有了更高的政策权威，也便于各地更好地执行。（4）政策分解。指的是将旧政策的内容按照一定的原则分解成几个部分，每个部分各
自形成一项新政策。当原有的政策过于庞杂，目标众多以致于影响到该政策的有效执行时，常常采用分解的办法，将原政策按主要的目标分解成几个较小的政策。这样有利于执行者明确政策目标，提高执行效率。（5）政策缩减。指的是采用渐进的方式对政策进行终结，以缓冲终结所带来的巨大冲击，逐步协调好各方关系，减少损失。主要表现形式有：缩小对政策的资源投入，减小实施范围，放松对政策执行的控制等等。政策缩减的另外一种方式是，把政策中过时的不合时宜部分废除，而保留了原来政策中合理的部分。（6）政策的法律化。一项经过长期实行，确实有效的政策，为了提高其权威性和强制力，经过立法机关或授权立法的行政机关的审议通过，上升为法律或行政法规。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政策终结。四、影响公共政策终结的因素（一）影响政策终结的客观变量美国学者苏珊·刻帕特里（SusanE.Kirkpatrick）、詹姆斯·莱斯特（JamesP.Lester）和马克·皮特森（MarkR.Peter-son）在《政策终结的过程：一个概念框架和收入分成的应用》一文中总结了影响公共政策终结的内部固有因素和外部政治环境因素。他们认为影响政策终结的内部固有因素包括：（1）组织等存在的理由；（2）组织的资历；（3）组织的隐匿性；（4）目标的复杂性；（5）利益的分配。在总结了内部固有因素之后，刻帕特里和他的搭档们又将影响政策终结的外部政治环境概括为五个方面：1）（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意识形态；（2）终结同盟的大小、强弱和决心；（3）强大的支持终结联盟和反终结联盟；（4）妥协的可能性；（5）终结的速度。另外，德国学者克里斯蒂娜·亚当（ChristianAdam）和她的同事们也从新的理论视角总结了影响组织终结的各种因素。他们认为影响组织终结的因素来自内生维度的“组织粘性”和外生维度的“政治诱因”“组织粘性”主要包括：。（1）组织存在的时间；（2）组织的规模；（3）组织的功能。组织终结的“政治诱因”主要包括：（1）政治更替；（2）组织的效率；（3）预算约束。（二）政策终结的推动因素政策终结的倡导者有三类：政策的反对者、政策受益者和改革者。政策反对者，就是对现行政策持异议的反对派人士，也是最积极的要求终结政策的力量。他们认为他们欲终结的政策背离了他们所持的价值观或者侵害了他们的社会、经济或政治的利益。既得利益者认为现在的政策或者当初就是不公正的政策，或者现在已变成为不公正的政策，因此，按照现实状况对社会资源进行重新分配、重新制定政策是唯一的选择。改革者的政策主张是建立在对现行政策的批判的基础之上的。他们把旧政策看作是创立新政策的障碍，只有废旧立新才能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强烈要求对旧政策予以终结。（三）政策终结的限制因素政策终结并不是向人们想象的那样是自然而然的结束过程，而是一种需要采取行动的过程。由于政策终结涉及一系列的人员、机构和制度等复杂因素，因此，政策终结碰到许多困难或障碍。了解这些问题和障碍的所在，有助于采取合适的终结策略。关于政策终结的限制因素，很多学者都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总结，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彼得·德利翁。德利翁认为在政策过程中，至少存在六种障碍阻碍政策终结的顺利发生：1、心理上的抵制。“那些与政策相关的人员都愿意看到政策继续存在下去，却很少有人喜欢听到计划失败或计划改变。”这种心理上的抵触往往在政策面临终结时会表现的尤为明显。对政策终结存在抵触心理的主要有三种人：（1）政策受益者；（2）政策制定者；（3）政策执行者。政策制
定者不愿意承认他们制定的政策不再有存在的必要，更不愿意承认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所犯的错误；政策执行者不愿意看到政策的被终止；政策受益者不愿意既得利益受到损失。这三类人的心态，往往成为政策终结的首要障碍。这种心理障碍的存在，又使人们在解释政策失败时，常常倾向于从环境因素中去寻找原因，而不愿检讨政策本身的失误。2、组织或制度的持续性。政策执行机构有如其他社会政治组织一样，都具有寻求生存和自我扩张的本性，哪怕它已经无事可做，没有再存在的必要，情况也一样。这就给政策终结带来很大的困难。机构的持续性表现在两个方面：（1）机构的惯性。当不同的机构相互配合并开始执行某项政策时，一种惯性就油然而生了。机构的惯性使政策执行一旦开始就很难停止。如果要想修改其方向或让其停下来，必须从外部施加很大的力量才能做到。这是因为机构所固有的惯性，使它本能地反对任何变化的要求。（2）机构的生命力。机构如同人一样，生存的能力很强，“某一机构存在的时间越长，它被终止的可能性就越小，经过一定的时间，会形成对它的继续存在的条件和支持”。当政策终结危及到组织机构的生存时，它会千方百计地减轻所面临的压力，或改变策略，或调整结构，想方设法地延续政策终结的进程，给政策的及时终结带来消极影响。3、动态的保守主义。在评估者眼中，机构是相对静态的。但是，机构本身却有一种动态的适应性，可以随环境和需要的变化而产生变动，甚至能针对政策终结的各种措施来调整自己的方向，使终结计划夭折或破产。正如查尔斯·琼斯在《公共政策研究导论》中所指出的：“组织机构是动态而不是静态的，它会调整自己的方向以适应变化了的要求。”这就导致增加终结的困难。4、反终结联盟。执行某项政策而获既得利益的行政机关，往往会在政策面临终结时结成联盟，共同反对政策终结。这些反对终结的行政机关，一方面会要求其内部成员齐心协力共同抵制终结；另一方面则互相团结、拉拢和接近政府内外有影响的人士抵制终结。这种执行政策既得利益的行政机关“一旦它们结成一个共同体，就能有效地威胁政策终结行为”，使政策终结无法进行。这是因为行政机关比其他任何社会组织更有便利的条件进行政治活动，它们可以利用自身有利的地位影响公共政策。5、法律和程序上的障碍。任何政策的确定和组织机构的建立，都是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进行的，同样，政策的终止和组织机构的撤消，也必须按照法定的程序来办理。政策制定要通过法定程序，政策终结也要通过法定程序。程序上的复杂性往往影响政策终结的及时进行。立法机关在考虑终止某项政策或法律时，往往顾虑重重，举棋不定。因此，许多政策经终结行为因此受阻于法律的滞后性。6、高昂的终结成本。政策终结高昂的成本也是影响政策终结实施的一个关键因素。政策终结的成本有两种：一是终结行为本身要付出的成本。在短期内终结一项政策的花费要比继续这项政策的花费要多，比如终结执行者要为裁减下来的人员安排新的岗位和就业机会，或者对政策的受益者进行利益的补偿。但是就象中国的一句古话：“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为了以后的发展接受暂时的代价是值得的。二是现有政策的沉淀成本。沉淀成本是指投入决策、某个计划或某个项目的时间、资金或其他资源的无法弥补的花费。它限制了目前投入的选择范围。也就是说已经在政策上投入的资金人力制约了决策者下一步的行动计划。这是错误政策终结的障碍。政策终结者总是进退维谷，进即追加投资，只会造成更大的损失；退即不追加投资，要面对的是已投入的资金由于政策终结无法收回的结果。现行的政策或组织机构已经投入了巨额成本但没有得到回报，政策决策者面对投入的沉淀成本，往往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而政策投入
的成本越高，终结者下决心终结的难度就越大。此外，终结有风险，对终结一项政策后的结果不确定。事实上，政策终结后采取的新政策并不能保证一定带来更好的结果。着也使终结者难以下终结的决心。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政治生活的变化，珍妮特·弗兰茨（JanetFrantz）在1992年对德利翁政策终结的理论框架提出了修正。她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人们不愿意接受“终结”的负面情绪已经逐渐消失。尤其在里根政府执政期间，对于终结的态度，已经由“心理上的不愿意”转变为“心理上的渴望”。另外，弗兰茨还认为，在一些小的、独立的、保密的以及有较强技术性的政策中，制度的持续性不一定总能影响政策终结的发生。五、推进政策终结的策略作为一项困难的政策行为，政策终结要求政策决策者运用高度的智慧和技巧，采取灵活的策略，加以妥善处理。所谓政策终结的策略是指在政策终止过程中智慧和艺术的运用，实质上它也是一种政治过程。面对政策终结可能面临的困难，一些学者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试图提出一些指导政策终结的建议。德利翁曾建议在政策终结时应注意三个方面：（1）改变对终结负面意义的理解，使人们认识到政策的终止不是结束而是开始；（2）政策分析家在政策评估阶段上就要找出政策终止的可行策略和手段；（3）要充分利用政治行政人事变动的有利时机进行终结行动。E·斯皮勒的终止执行策略有以下几个要点：（1）对政策终止过程中将会发生的问题进行分类。问题大体上可以分为情绪性问题和知识性问题，再把情绪性的问题划分为执行者的问题和受益者的问题，并制定好相关的管理策略。（2）处理执行者的情绪性问题。可以通过为他们确立新的目标、赋予归属感、频繁地开会、管理者的巡视以及合理的裁减人员等方法来消除执行者的抵触情绪。（3）给受益者提供参与利益，从而解决受益者的情绪问题。（4）因政策终止产生的各种具体问题，按各政策的性质从知识问题的观点予以处理，从而使政策终止更加有效。罗伯特·比勒（Robert.Biller）认为应该从两个方面减少政策终结的困难：（1）设立矩阵组织模型促进终结。比勒认为矩阵组织模型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组织工作的方式，利用这种方式高度稳定的官僚组织可以通过增加充满活力的以项目为定位的组织单元，以增加组织的突破能力，而且这种方式可以稳定永久组织和暂时组织的联合，从而使组织和政策的终结变得更加灵活；采用外部机制等手段促成终结。（2）这主要是指政府应该利用诸如储蓄银行、保险制度、托管制度、信托办事处以及代管经纪人等外部手段促成政策或组织的终结。巴达克也提出了促成政策终结的五项条件：（1）利用行政上的变更；（2）改变原政策所根植的思想理念；（3）造成使人们对未来生活失去乐观期望的混乱时期；（4）采取渐进的方式温和地终结政策；（5）要在终结之前进行政策设计。在这些提出终结策略的学者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罗伯特·伯恩。伯恩在其论文《怎样终结一项公共政策：给未来终结者的一些建议》中，提出了十二项政策终结的具体策略：排除试验性的观测机构；扩大政策终止的支持势力；揭露将要终止的政策的危害；在揭露政策弊端时，要利用理念因素；排斥妥协；政策终止可以起用外部人士；避免议会的决议；不要侵犯议会的权限；要承担短期终止的成本；补偿原来的政策受益者；不要强调终止，而要强调革新；只终止那些需要终止的。结合我国实际，要顺利完成政策终结可采取如下措施：（1）重视说理工作，积极争取支持力量，消除人们的抵触情绪；（2）注意因势利导，营造有利气氛；（3）公开评估结果，争取支持力量；（4）终结必要部分，减少终结代价；（5）废旧立新并举，缓和终结压力；（6）处理好政策终结与政策稳定、政策发展的关系；（7）通过试探试点，避免矛盾激化；（8）选择有利的终结时机和焦点。公共政策终结研究的发展研究的发展方向六、公共政策终结研究的发展方向
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末，西方公共政策学者对于公共政策终结的研究主要将焦点放在了对前人理论的检验和修正上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马克·丹尼尔斯对奥克兰公共培训机构关闭的案例研究，以及珍妮特·弗兰茨和佐藤（HajimeSato）分别对美国和日本麻风病隔离政策的终结研究。在彼得•德利翁终结理论和郝伯特·考夫曼组织发展理论的基础上，马克·丹尼尔斯解释了奥克兰的无人监护孩童公共培训机构的终结，以及通过利用精神病医院治疗入学中心继续承担前公共培训机构的功能，以保障那些无人监护的孩童的权益。通过运用终结理论对公共培训机构终结的分析，丹尼尔斯进一步证明了德利翁终结理论的可应用性。弗兰茨和佐藤分别对美国和日本的麻风病隔离政策的终结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弗兰茨对政策终结过程中的反终结联盟（包括麻风病患者、医护人员和研究者）是如何通过各种手段对抗政府的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公共卫生局和一些其他的国会授权机构的，最终他们不仅没有从此项政策的终结中受损，反而通过政府的其他补偿获益良多。在佐藤对日本的案例研究中，日本政府的健康与福利部采取行动废除了麻风病患者隔离的相关政策法规，并颁布新法规。与美国的政策反对者一样，他们并未在政策终结过程中利益受损。通过对案例的研究，弗兰茨和佐藤都对政策终结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正。无论是弗兰茨的研究，还是佐藤的研究都是对前人的政策终结理论的一种检验和发展，同时他们的研究也拉开了政策终结比较研究的序幕。正如德利翁所说，学者们没有办法拥有充足的政策终结的实证经验来提出一个较为完善的终结理论，那最好的完善和修正的办法就是通过大量的不断案例研究来得出一套理论命题。然而，尽管政策终结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但作为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而言，还缺少最关键的各变量间关系的解释。大量终结研究的关注点都是影响终结的各种因素以及促成终结的策略手段，没有涉及政策终结的逻辑过程，即政策终结的议程是怎样创立的以及终结是如何发生的，都未能清楚的解释，而且没有明确说明是由谁促成了终结的行动，对于理论框架内的潜在参与者没有明确的界定，因此使得整个框架的逻辑解释力不够强大，同时还缺少对政策在什么时候最有可能被顺利终结的预测力。这些都说明了政策终结理论的有待完善之处，同时也为将来的研究者指出了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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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十：公共政策执行研究综述怎么写
社会学中的政策研究几乎都是描述性的而不是规范性的并且主要集中在政策国策过程而不是政策内容上3社会学独特的评估方法或模式他们的日常评估工作实在自然的社会状况下进行的而且它们更重视对政策或项目失败的组织原因分析4社会学领域出现的社会政策学的专门领域它既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也是政策科学的有机组成部分郭红玲《公共政策学导论》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第1版
公共政策是社会公共权威部门为了实现一定的公共目的而实施的有计划的活动过程。它表现为经过政治过程而选择和制订的旨在解决公共问题、达成公共目标、分配和增进公共利益的行为规则或行动方案。公共政策的表达形式有法律规章、行政规定和命令、政府大型规划、具体行动计划及相关策略。它具体体现在公共政策是公共权威部门特别是政府有选择的管理行为，体现了具有明确方向的活动过程，是公共权威部门按照统治阶级或社会公众的意愿为社会生活制定的行为准则。政策制定，又称为政策规划，指的是为解决某个政策问题而提出一系列可接受的方案或计划，并进而制定出政策的过程。这一界定政
策科学文献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的政策规划相当于政策分析，即包括政策问题确认与政策议程；狭义的政策规划不包括这些内容，而专指政策方案的设计、论证与择优。有学者将狭义的公共政策规划又称为公共政策策划，“就是有关组织和个人为解决公共政策问题而设计政策目标，拟定政策措施，起草和论证公共政策方案、运筹构思出谋划策的活动。（张国庆：”《公共政策分
析》，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1页）从不同的概念界定可以看出，
狭义的公共政策制定是政策主体就某个政策问题（而非社会问题）提出相应的政策目标，并给出若干备选方案，经过严密的论证后，确定最后方案的过程。公共政策制定一般具有动态性、指向性、系统性、前瞻性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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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因素：1.政策制定者的政治和业务素质2.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价值观3.利益群体4.政党和其他政治团体5.社会舆论
公共政策的本质是对社会利益的权威性分配。以公共政策作为主要手段和途径的政府公共管理，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对社会公众利益进行协调和平衡。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政府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其公共管理的根本宗旨只能是为人民即绝大多数公众服务。这种服务的主要途径是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因此，公众利益是一切公共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政府要通过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和评估进行利益选择、利益综合、利益分配和利益落实，以实现持续不断增加公众利益的目的。公共政策具有导向功能、控制功能、协调功能和象征功能。这四种功能在政策实践中不能截然分开，任何政策都具有这四项功能，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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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综合作用。只不过，每项政策的功能都有其不同的侧重点。
陈振明《公共政策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
研究公共政策的意义：
1.科学上或学术上的理由研究公共政策是为了更好的理解政策起因、发展过程和它对社会的影响。公共政策作为一门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它以现实的政策实践、政策系统和政策过程作为研究对象，要揭示其本质和规律，从而增加人们对政策系统及过程的知识。2.职业上的理由3.政治上及行政上的理由公共政策在政治上可以保证国家和政府采纳正确的政策，端正社会的发展方向，并实现一定的发展目标。公共政策研究可以为政治目的服务，可以使人们熟悉政治讨论并提高政治敏感度，在关注政策技术可行性的同时，关注政策的政治可行性；它有助于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化程度，密切政府与民众的关系，促进两者的相互沟通和了解。
公共政策学已经发展为一个学科体系，这一体系主要由公共政策的基本理论、公共政策的制定、公共政策的方法论、政策制定系统及其改进和公共政策的发展这五个部分组成。政策科学是一门综合地运用各种知识和方法来研究政策系统和政策过程，探求公共政策实质、原因和结果的科学，它的目的是提供政策相关知识，改善公共决策系统，提高公共政策质量。政策研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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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遵循“以政治学为基础的多学科性定量化的价值导向”，因此从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和伦理学等多学科视角来阐述公共政策是提高政策研究工作能力的必要途径。公共政策研究的一大特征就是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其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1）认识论基础的多样性；（2）政策分析视角和分析路径的多样性；在操作层面的多样性，（3）即在在政策研究的程序和步骤，以及收集和整理资料的各种技术性手段和方法的多样性。应该说，研究路径和方法的多样性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和把握公共政策的本质和运动规律是大有裨益。然而，我们也看到，更加多元和综合的方法“并不能保证政策分析的成功，因为任何方法论都只能提供我们对这些方法的思考和理解，这些方法只有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才能展现其价值”（。【美】威廉.N.邓恩:《公共政策学导论》（第二版），谢明等议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第9页）
任何一名社会科学家都不可能精通与政策研究有关的所有学科。每个政策分析者也不见得都会成为他所从事的社会科学的所有分支领域的专家，但有一点已经成为共识：“谁要提高政策研究的工作能力，谁就必须一般性的了解各门社会科学能起到的潜在作用和它们的弊端。”
吴肇基主编《公共管理学》中国戏剧出版社2001年1月
公共管理作为一门行为研究理论科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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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是一个由问题确立、解决方案提出，到政策、实施和评估效果的基本过程，这就构成了公共管理的基本运行机制。公共管理主要是公共管理机构就各种社会问题进行诊断、分析规划，制定合理公共政策，然后将政策转化为具体行为的过程。公共管理学以公共管理的活动和实践为基础，对政府及其他公共管理机构的实践经验加以总计、概括、提炼和升华，使之更为系统化、理论化、规范化。公共管理学的主要研究方法：1.案例分析法2.实体分析法3.系统分析法4.实验法5.比较分析法6.实践抽象法此外，调查研究、历史分析、计算机分析、对策分析、博弈分析等方法
公共管理学的方法体系由一个显著特征，即研究方法的跨学科性、交叉性和多样性。其他社会科学的分析方法，特别是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方法对之完全适用。常用的典型方法有：规范分析、实证分析、比较分析、系统分析、案例分析、社会调查以及统计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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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振明主编《公共政策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
政策制定（policy-making）是政策过程的首要阶段，是政策科学的核心主题。何谓政策制定？政策科学文献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有些科学家如德洛尔将政策制定理解为整个政策过程，把政策执行、政策评估等环节称为后政策制定阶段。大多数政策科学家则对政策制定作了狭义的理解，即把它理解为政策形成（policyformalation）或政策规划（policyformulation），指从问题界定到方案抉择以及合法化的过程。我们从狭义角度来理解公共政策制定。一、政策议程政策制定是一个复杂的活动过程，它是一系列功能活动或环节所构成。政策制定过程包含了议程设立、方案规划和方案的合法化等环节和阶段，而设立议程是政策制定过程中起始阶段的功能活动。P182系统议程政策议程建立政策议程的途径10点、策略4点、模型3点185
陶学荣主编《公共政策学》东北财经大学出版2006年1月第1版
公共政策制定公共问题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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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共问题的概念公共政策制定是政策过程的首要阶段，是政策科学的核心主题。面对现实中需要解决的一系列公共问题，任何国家的政府都要面临政策制定的任务。政策制定的科学性、有效性是政府在其公共行政管理过程中尽量减少工作失误的重要保障。政策制定本身又是一个复杂的活动过程。一般来说，制定一项公共政策必然由公共问题转化为政策问题、再提升到政府议程，通过政府议程制定出合法化的公共政策这样一个过程。在任何社会中都存在社会实际状态与理想目标状态之间的差距，这种差距就是各种各样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社会问题不一定都具有公共性质，公共问题与社会问题并非同等概念，这是由两者的基本特征决定的。公共问题是大众的问题，是当人们的价值、观念、利益或生存条件受到了威胁而出现的问题。它超越了个人特定的环境和范畴，与人类整个的社会生活、制度或全部历史有关，公共问题有时也泛指那些人类社会存在的某种危机。如：一户农民偶然欠收不是公共问题，但某个地区大面积的饥荒无疑就是公共问题。一般来说，公共问题具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公共问题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公共问题的广泛影响力集中的表现在：它超越“私域”的范畴，并不仅仅影响单个的个人或团体，而对多数或绝大多数的人或团体产生普遍影响。第二，公共问题具有影响的非排他性和不可分性。公共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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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人为的地理界限，它对所有个体或团体产生的影响都是相同的，没有一个个体或团体可以置身于这些问题之外。因此说，公共问题是指社会成员在公共生活中共同受其广泛影响，具有影响的非排他性和不可分性、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那些公共性社会问题。公共性是公共问题与社会问题相区别的最本质、最为内在的特性。
二、公共问题的类型p1381.根据公共问题所属的不同领域划分经济问题、政治问题、人口问题、教育问题等2.根据公共问题的意义进行划分过失性公共问题产生于偏离社会正常生活和规范的一些过失行为，如青少年失足和社会犯罪等结构性公共问题是指由社会自身结构不合理所导致的一些社会现象，它涉及社会生活许多方面，如经济不平等带来贫富两极分化，种族歧视、民族矛盾、有政治不平等所产生的政府权力滥用等3.根据公共问题的性质不同进行划分可分为管制性公共问题、基础性公共问题、服务性公共问题和保障性公共问题。
三、公共问题对政策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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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共问题的发展，使其向政策问题转化成为必然人类社会面临的问题成千上万、无边无际，旧问题刚刚解决或尚未解决，新的问题已经产生。人类就是在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断进步和发展。政府的功能和公共政策的意义就在于及时和有效的解决人类面临的诸多问题。所以说，问题是公共政策的起点。问题的不断发展，使其最终成为政策问题。一般来说，在政策问题进入议定程序之前，经过问题—社会问题—社会公共问题—公共政策问题的发展过程，这样就形成了“公共政策问题链”。2.公共问题的控制与解决，为政策制定带来压力140由于公共问题的责任主要承担者不是个人，而是政府。因此，公共问题的有效控制与妥善解决的主要途径是将公共问题上升到政府议程之中。
政策议程一、政策议程概述政策制定是一个复杂的活动过程，它是一系列功能活动或环节所构成。政策制定过程包含了议程设立、方案规划和方案的合法化等环节和阶段，而设立议程是政策制定过程中起始阶段的功能活动。关于什么是公共政策议程，国内外不同学者有不同看法。其中代表性观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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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詹姆斯.E.安德森认为：“在人们向政府提出的成千上万个要求中，只有其中的一小部分得到公共决策者的密切关注。那些被决策者选中或决策者感到必须对之采取行动的要求构成了政策议程。”国内学者张金马将政策议程定义为：“政策议程就是将政策问题纳入政治或政策机构的行动计划的过程，它提供了一条政策问题进入政策过程的渠道和一些需要给予考虑的事情。”国内学者张国庆理解为：“政策议程是指将政策问题提上公共部门的议事日程，公共部门正式决定进行讨论和研究，并准备如何制定有效政策加以解决的过程。广义的公共部门包括立法、行政、司法和其他有关的政策部门。将一个政策问题提上政府的议事日程，是解决该问题的关键一步，也只有把政策问题纳入政策议程，才能研究、分析并为之制定公共政策加以理解。”还有观点认为政策议程就是“一系列问题的集合，是对那些引起公众和政府官员注意的公共问题的原因、标志、解决方法和其他方面因素的理解”。所以说，政策议程通常指那些已经引起深切关注并确认必须解决的公共问题被正式列入商讨、规划、研究的议事程序，以决定政府是否需要对其采取行动、何时采取行动、采取什么行动的政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价值判断标准、政策目标、政策方式、政策界限等是讨论的重点问题，其本质是政策问题提上政策议事日程，纳入决策领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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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议程建立的过程在问题成为政府议程之前，它必须成为系统议程。Cobb和Elder认为，一个问题要成为或达到系统议程的程度，必需具备三个条件：（1）该问题必须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并受到广泛注意，或者至少必须为公众所感觉。（2）大多数人都认为有采取行动的必要。（3）公众普遍认为，这个问题是某个政府机关权限范围内的事务，而且应当给予适当的关注。Charles.O.Jones认为，政府议程的建立，包括四个阶段：（1）界定问题议程。其功能在于积极而慎重的研究认定政策问题。（2）规划议程。从总体上设计被认定为优先解决的政策项目。（3）议价议程。根据政策规划的构想和规定性，政策关系人进行价值标准和利益的讨价还价。（4）循环议程。正式进入政府议程的政策，不断接受科学评估和利益修正。综上所述，一项政策议程的建立，一般经过以下几个环节：（1）社会问题或公共问题产生。（2）公众议程。公众议程是提出问题阶段，是政策议程建立的重要环节。公众议程由一些较抽象的项目组成，只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它可以不提出政策方案或解决办法。（3）政府议程形成。政府议程是对政策问题进行界定或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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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的阶段。由于公共问题引起新闻媒体和大众注意，他们的议论必然引起政府的高度关注。这时，政府则会采取一定措施，如：政府机构议事、专业人员分析、政府官员表态等行为，并采取具体方案解决的时候，系统议程就转入政府议程。（4）政策认定议程。对政策问题的认定，认定之后，由专家和有关立法机构，通过立法的形式将政策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以解决公共问题。例如，当交通堵塞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显然成了公共问题，正因为这个问题的持续存在，使之成为群众议论和关注的话题，从而产生了系统议程或公众议程，等到政府觉察这一问题的严重性，针对这一问题采取了措施，如控制私人轿车拥有量，减少车流量；加强道路基础设施建设，拓宽路面等等，这时系统议程就成了政府议程。当然，上述只是政策议程在一般情况下的建立过程。实际生活中，也会存在问题不经过公众议程而直接进入政府议程。因为政策决策者可能根据自己对社会发展变化的研究分析，主动寻找问题，把它列入自己的议事日程。同样，已成为公众议程的问题并不一定能成为政府议事日程。提上议事日程的问题，也并不一定是系统议程的问题。有时也出现政策问题已列入政府议程，但群众还没有注意到。如：领导或专家预见到某些政策问题、某种危机或突发事件的影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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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策制定的模式142理性决策有限理性决策渐进决策系统决策精英决策博弈决策
四、政策合法化一项政策方案被确定为最终采纳的方案之后，为了使其在现实中具有权威性与合法性，还要经过行政程序和法律程序使之合法化。只有经过合法化过程，公共政策被赋予合法性，才能在实施中以国家强制力做后盾。政策合法化包括行政程序的合法化和法律程序的合法化，是指行政首长或相应的立法机构根据自己的职责、权限，按照特定程序使各种提议中的政策方案上升到法律或获得合法地位的过程。一般来说，一项政策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获得合法化地位。（1）公众参与。是确保政策符合民意及政策合法化的根本途径。古人云：“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只有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扩大公众参与，倾听公众意见，了解民心所向，这样的政策才能得到民众拥护，促进政策顺利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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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政策合法地位。（2）建立听证制度。（3）建立行政程序制度。（4）建立政务信息公开制度。（5）建立协商谈判制度（6）建立民意调查制度
五、我国公共政策制定（模式、特征与存在问题）153
严强王强著《公共政策学》2002年4月第1版
研究政策问题的意义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政策问题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因为公共政策的一个重要特性是问题取向性。邓恩指出：“对于应用政治学者来说，政策分析中最为关键的阶段是问题构建方法论”。因此，许多公共政策学者和政策的实际制定者，常常将政策分析中三分之二的精力花在对这次我听得研究上。原因有如下几点：首先，如果公共政策问题没找准，没有澄清，没有确认，就急急忙忙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原以为一个正确方案解决了一个找准了的问题，其实只是解决了一个没有认准的问题或错误的问题，这样寻找或论证的方案显然毫无意义。其次，政策制定中最为致命的错误是为解决一个错误的问题进行决策，这样必然浪费许多宝贵的精力、财力、物力等政策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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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而且这种浪费又是将战争的政策问题搁置起来不加解决为代价。第三，正确的政策问题建构可以大大减少政策资源的耗费，一些政策专家认为找准了政策问题等于完成了一大半政策制定。艾克福指出，政策问题的成功解决是针对正确的问题找出正确的答案，政策制定的失败与其说是针对正确的政策问题找到的错误答案，倒不如说是因为花力气解决了一个错误的问题。
公共政策研究的社会学视角“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社会学既是一门特殊的社会科学，又是一门政策科学。”社会学与政策科学的联系以及它对政策科学发展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主要有：（1）社会学研究日益关注社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2）社会学与政策科学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它对社会问题、越轨行为、犯罪和社会变迁所特有的学科兴趣上；社会学中的政策研究几乎都是描述性的，而不是规范性的，并且主要集中在政策国策过程，而不是政策内容上（3）社会学独特的评估方法或模式，他们的日常评估工作实在自然的社会状况下进行的，而且它们更重视对政策或项目失败的组织原因分析（4）社会学领域出现的“社会政策（学）”的专门领域，它既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也是政策科学的有机组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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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西方政策科学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是当代社会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必然产物。我国真正学科意义上的公共政策研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兴起的。
泛的意义上说，社会学既是一门特殊的的社会科学，”
《公共政策学》冯静主编
梅继霞庞明理副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1第1版
公共政策学与社会学的关系社会学是以社会现象、社会生活和各种社会实际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的任务是揭示各种社会形态的构造及其发展的过程和规律。社会学的研究内容非常广泛，涉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其中大部分都是公共政策学研究的内容。因此，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社会学既是一门研究社会现象的科学，又是一门研究社会政策的政策科学。具体来说，社会学对公共政策学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它对具体的、现实的社会现象的研究，例如对各种社会问题、种族关系、家庭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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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问题和社会变革所进行的研究。社会学关于公共政策的研究是描述性的，主要集中在公共政策过程特别是集中在公共政策制定、实施和效果评价等几个阶段。社会学在社会控制和社会变化等广泛领域内，形成了大量的实践知识和理论，这些都有助于公共政策的实施效果及公共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的行为。在评估研究上，社会学提出了一些独特的评估方法和模式，这给公共政策学提供了方法论。一些社会学家致力于研究解决特定社会问题的公共政策，以致在社会学研究中出现了“社会政策”的专门领域，它既是社会学的组成部分，也是公共政策学的组成部分。当然，二者的区别也是明显的。关于政策问题的研究并不是社会学家研究的主要内容，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描述和解释社会现象及过程，但并不是相同的研究公共政策。公共政策学从这次的角度来研究有关社会问题和探索解决社会问题的对策。社会学家和公共政策学家都在研究社会问题，但研究的目的不同。社会学家主要关心对问题的解释和原因的分析是否正确，而公共政策学家则试图通过政策控制来解决这些问题。因此，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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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十一：公共政策执行研究综述怎么写
----------------------------公共政策执行的要素分析
摘要：短短的二十年间，政策执行的研究在经历了一起一伏之后，再一次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美国和欧洲的学者们通过不同的视角总结归纳了诸多影响公共政策执行的要素。结合国外的实践经验和我国的具体国情，决策过程、信息沟通、执行主体、资源投入与外部环境等五种要素的研究对我国更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公共政策；政策执行；公共管理；政策周期
绪论政策问题经过确认进入到议事日程，再经过科学、严谨的构建程序形成问题的解决方案，方案一经采纳则进入到政策周期中的另一个重要环节―――政策执行。根据陶学荣的观点，政策执行可以定义为：“政策方案被采纳后，政策执行者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运用各种政策资源，以实施、服务和宣传等行动方式将政策观念形态的内容转化为现实的效果，从而使既定的政策目标得以实现的过程”。由于公共政策本身具有的很大的局限性，如：政府各部门间相互矛盾的目标以及多个竞争性部门之间决策权威的分配，所以有人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公共政策注定是要失败的”。政策执行就是公共政策失败的多种多样的原因之一。美国学者艾利森曾指出：“在实现政府目标的过程中，方案确定的功能只占10％，而其余90％则取决于有效的执行”。艾利森的观点得到了布里奇曼和戴维斯响应，他们也认为学术研究的确发现政策执行失败导致整个公共政策失败的情况占有很高的比率。政策执行失败的原因中外学者们已经给出了许多，本文将对其中对我国公共管理领域以及公共政策领域内有指导意义的方面进行分析。一、公共政策执行要素的研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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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政策科学的发源地，西方国家的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研究者们主要关注的是政策的制定过程，而对于执行领域的研究却未能给予相应的重视。以20世纪70年代初普雷斯曼（Pressman）和瓦尔达夫斯基（Wildavsky）对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一项经济性政策项目的经典研究为标志，随着学者们对在美国约翰逊政府的伟大社会（GreatSociety）改革中的种种失败政策进行的反省，执行领域内的研究迅速地取得了一定的发展。
然而，随后由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财政预算危机、逐渐增多的政策项目调整以及随后几年共和党主导国会所带来的抑制效应，政策议程研究又一次受到学者们的青睐。因此，执行领域的研究再次被忽略。对此，小奥图尔（O’TooleJr.）形容到：“以政策执行为明确目标的学术研究浪潮自1990始已经逐渐消退了。”政策执行结束了其作为科研与教学的导向的作用，正如萨巴蒂尔（Sabtier）评论到的：有关政策执行的文献研究似乎已经走入了死胡同。英格拉姆（Ingram）则认为，政策执行的研究甚至连概念清晰的程度都还没有达到，因此以她为代表的人物将研究领域集中到了政策制定等方面。
尽管学者们对政策议程、政策制定、政策分析以及政策评估等领域进行了大量得着有成效的研究。但是，正如研究者们无法解决政策执行这一难题一样，实践者们仍然陷入在将政策意图成功实现的困境中。各种政策失败依然明显存在，政策执行者渴望获得建议从而能够通过恰当的方式成功地解决执行谜题。因此，政策执行研究的低谷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在20世纪90年代末，许多学者重新将注意力投向了这一领域。
二、公共政策执行研究的意义首先，公共政策执行研究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需要。当今的政策分析者面临的一个长期问题是理论与实践之间不可避免的张力。如果理论与实践不能相互施肥，那么这两块土壤都会变得荒芜。马克思主义十分重视和尊重实践，其实践性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旧哲学的最显著特征。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实践观点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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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是理论的基础，是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实践对理论起决定作用，理论必须与实践紧密结合，理论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为实践服务，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因此，在我们实施各项公共政策的过程中，公共政策执行研究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均具有实际意义。
其次，我国现阶段是许多公共政策执行的时期。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刚刚起步，加入WTO也不过6年的时间。但是在短短的时间内我国推行实施了大量的公共政策。根据国务院法治办的统计，为了履行WTO成员的义务，我国中央和地方进行了大规模、彻底的法律修改和制度调整，截止到2002年6月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清理了各项政策200多万件，立改废19万件。比如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我国政府先后制定了专利法、著作权法等一系列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在计算机软件、药品新品种等方面也制定了具体的行政法规。因此，目前这段时期以及未来的一段时间可以被看作是“政策执行期”。在这期间，政策执行前的分析性检验将转化为实践性检验，消除分析性检验带有的主观性。对各项政策执行效果的实践性检验以及评估将会为决策者提供制定后续政策的重要依据。所以，这一特殊的时期决定了公共政策执行研究的现实意义，是时代的需求。
第三，公共政策执行是决定政策效果的关键之一。制定政策的目的是解决政策问题而不是研究政策问题，政策执行是实现政策目标的唯一途径。任何一项政策方案，无论制定的多么科学完美，在付诸实施之前，也仅仅是图纸而已，难以摆脱政策本身所固有的预测性特点。政策执行通过解释、宣传、试验、实施、协调与监控等方式，将政策方案的形态内容转化为现实效果，从而实现既定的效能。所以公共政策执行过程是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延续，是达到公共政策预期目标、解决实际问题的关键。
最后，公共政策执行研究能够极大的丰富政策科学的理论研究内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学者们提出了种种关于政策执行研究的途径、模式或理论，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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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拓展了政策科学的研究范围。执行研究对政策科学的贡献最初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执行模型，逐渐地政策执行的学者们从不同的途径、不同的方面来探讨政策执行过程，并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小奥图尔（O’TooleJr.）对此进行总结如下：
篇十二：公共政策执行研究综述怎么写
国内外学者根据公共政策执行的实践中存在执行不到位执行不全面执行的效果难以令人满意的现象从突破公共政策执行难的瓶颈出发挖掘政策执行的内在逻辑通过把握公共政策执行系统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对公共政策的执行机制进行研究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
公共政策执行研究综述
作者：袁鲁宁胡丁慧来源：《沿海企业与科技》2009年第05期
[摘要]国内外学者对公共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公共政策过程的研究，特别是对公共政策制定的研究，鲜有人对公共政策执行进行专门研究，特别是把公共政策执行与科学发展观联系起来进行探究。文章梳理了国内外学者对公共政策执行的研究状况，提出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研究公共政策执行，从公共政策执行理念、公共政策执行机制、公共政策执行程序来研究公共政策的执行。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统领；佘共政策执行
[作者简介]袁鲁宁，华东师范大学社科部2007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上海，200241；胡丁慧，华东师范大学社科部2007级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发展与公民教育，上海，200241
[中图分类号]D63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7723(2009)05—0012-0003
政策执行是政策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政策学家指出：在实现政策目标的过程中，方案制定的作用占10％，而其余90％取决于有效的执行[1]。对于公共政策执行的研究，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所关注，有的已经达成共识，有的还需进一步深化，其主要观点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公共政策执行内涵、特点的研究
公共政策执行，即将政策付诸实施的意思。最早将政策执行问题引入学术研究领域的美国政策学家普雷斯曼和韦尔达夫斯基就把政策执行定义为：“在目标的确立与适应于取得这些目标的行动之间的一种相互作用过程。”[2]
关于公共政策执行内涵研究，国内外学者均强调了执行的动态过程，但对于这一内涵的具体界定可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类：狭义的理解认为，公共政策执行就是某项政策、方案的具体贯彻、落实，不包括执行的准备和总结阶段，如保罗-A萨巴蒂尔将政策执行视为这样一个过程：即用法律、上诉法院决定、行政命令，或用议会决定、内阁政令的形式，实施一种基本政策决定的过程；广义的理解认为，公共政策执行是执行者为贯彻、落实政策，以达到预期目标的全部活动和整个过程，涉及政策执行的各个环节，以及各要素与环节间的关系。林水波和张世贤认为，政策执行可谓为一种动态的过程，在整个过程中负责执行的机关与人员组合各种必要的要素，采取各项行动，扮演管理的角色，进行适当的裁量，建立可行的规则，培养目标共识与激励士气，应用协商化解冲突[3]；又如查尔斯’奥·琼斯认为：“政策执行是将一项政策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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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实施的各项活动，在诸多活动中，要以解释、组织和实施三者最为重要。所谓解释是将政策的内容转化为民众所能接受和理解的指令；所谓组织是指建立政策执行机构，拟定执行的办法，从而实现政策目标；所谓实施是由执行机关提供例行的服务与设备，支付经费，从而完成议定的政策目标。”[4]
莫勇波(2007)概括了政策执行的五大特点：一是执行目标的一致性和执行途径的多样性；二是执行内容的特定性和执行范围的有限性；三是执行方向的原则性和执行方式的创造性；四是执行过程的动态性和执行活动的连续性；五是执行影响的广泛性和执行效果的社会性[5]。
丁煌概括了政策执行的八大特点：一是对象的适用性；二是范围的有限性；三是影响的广泛性，四是过程的动态性；五是决策的多层次性；六是时间的阶段性和连续性；七是空间的协调性与同步性；八是目标的统一性与途径的多样性[6]。
二、关于公共政策执行主体的研究
国外学者把公共政策执行主体界定为，按照政策规定，有权力实施某项公共政策行为的社会主体，而国内公共政策执行主体包括政策执行人员和执行机关或组织两部分；国内外的研究均考虑到了执行主体的思想素质、道德修养、利益需求、文化知识、政策水平等对政策执行的影响，并提出了优化政策执行主体的问题。登哈特(1998：100)认为：“有道德的行政官员是那些以批判和独立方式来考察作决策的标准，他们努力反思社会道德，依照行政官员对组织的承诺、义务和责任来行动，同时也对其他个体和群体承担相应的责任。”[7]
三、关于公共政策执行理念的研究
在国外，政府管理经历了传统行政理论到新公共管理再到新公共行政的三大理论，政策执行的理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艾伦·劳顿指出，新公共行政要具有公共服务精神，公共服务精神的内核是按照公共利益来行动的理念，促进公共利益一直被视为政府应当扮演的角色，从而进一步提出公务员应履行的义务[7]。国内学者在研究公共政策执行中，提出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以解决人民群众的疾苦、增进人民群众福利为根本的原则，服务性原则，及时执行原则、公正执行原则、依法执行原则。
价值问题是公共行政无法回避的问题。自1887年威尔逊发表《行政学之研究》以来，对于公共行政价值问题的探讨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传统公共行政学把行政视为远离政治的纯事务性的技术领域，表现出“效率至上”主义的价值取向。20世纪60年代初，新公共行政学派对传统公共行政的“效率至上”的价值取向进行了系统的批判，突出强调了社会公平。上世纪70～80年代，涌起了西方政府改革的浪潮，即以追求“三E”为目标(Econ-omy，EfficiencyandEffectives即经济、效率和效益)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体现出明显的管理主义或“新泰罗主义”倾向[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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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者应当有道德意识，公务员应当以公众利益为准绳，履行他们的誓言和民事责任。通过公共服务的道德和民事责任，应当体现出社会责任。登哈特(Denhardt,1991：97)指出，美德应重新作为公共服务的伦理基础，把公共政策的道德基础定义为由荣誉、善行和正义所构成。荣誉就是坚持责任、正直和原则的最高标准。它是人格品质、优秀美德和公众信任的基础。登哈特认为，我们需要综合的核心价值观[9]。
莫勇波指出，在政府行政领域，文化往往涉及政府官员和公务人员对政府活动的价值观念、信念、传统、感情、理想等方面，它是影响政府组织全体人员的价值观念、信念以及行为规范的总称。并进一步指出当前至少有三种滞后的思想文化制约着政府的执行力水平，即“领导崇拜”文化、“熟人社会”文化、“安于现状”文化[5]。
四、关于公共政策执行程序、执行机制、执行原则的研究
由于国内外学者把公共政策执行界定为狭义的或广义的动态执行过程，他们也都主要从过程论的角度来研究公共政策的执行。有的把政策执行分为：执行的准备阶段、公共政策的实施阶段、执行的总结阶段三大阶段；有的把政策执行分为：政策的解释、组织和实施三个阶段；有的分为：充分的准备和科学的实施两个阶段。在实施阶段泛泛而谈政策的宣传、政策实验和全面推广等内容。赵凯农、李兆光把公共政策执行的一般过程分为以下五个步骤：一是政策接受，二是政策解析，三是编制实施计划、分配政策资源，四是具体推进落实，五是政策监控与协调[9]。
国内外学者，根据公共政策执行的实践中存在执行不到位、执行不全面，执行的效果难以令人满意的现象，从突破公共政策执行难的瓶颈出发，挖掘政策执行的内在逻辑，通过把握公共政策执行系统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对公共政策的执行机制进行研究。
赵凯农、李兆光认为，最重要的执行原则有以下七项：忠实执行、及时执行、落实执行、配套执行、创造性执行、监控反馈畅通、利益平衡[9]。
五、影响公共政策执行的诸因素
在公共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影响其执行的因素很多，既有执行活动本身的因素，也有外界环境的因素；既有来自政府本身的因素，也有来自政策影响对象的因素。
赵凯农、李兆光指出，政策执行中存在四大难点问题：一是政策文件本身有问题；二是政策实施计划有问题；三是政策环境背景发生变化；四是面对一些不确定的情景。他们还指出政策执行中必然遇到阻力：一是来自政策对象的阻力，二是来自政策执行者的阻力[9]。
霍海燕指出，政策执行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实践活动，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一项政策执行得好坏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政策环境；二是政策执行；三是政策目标群体，即政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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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政策执行人员是政策执行主体，是政策得以实施的关键，政策能否贯彻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与他们密切相关。[10]
陈丽珍认为，影响政策执行的因素主要有政策本身、政策资源、目标团体以及执行机构之间的协调和沟通对政策执行的影响[11]。
莫勇波指出，政府执行力是政府有效执行政策的关键要素，在政策执行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如执行不到位、执行偏差、执行中断，等等，从而最终导致政策目标未能得到有效实现。究其原因，政府执行力的强弱是导致这种差别的根本原因[5]。
六、公共政策执行的对策研究
针对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专家学者们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提出了很好的改进对策和合理建议。
霍海燕指出提升政府政策执行能力的对策：一是加强中央和地方利益整合；二是提高中央政府对政策的控制能力；三是改革政策执行体制；四是健全政策执行监督机制；五是提高政策执行人员素质[10]。
[参考文献]
[1]张金马．政策科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2]JeffLPressmanandAaronB．Wildavsky，Implementation，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4(3rcledition)，pp．xx—xxi.
[3]林水波，张世贤．公共政策[M]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0．
[4]Charleso.Jones，Anintroductiontomestudyofpublicpolicy(2ndedition)．NorthSituate，Mas：Duxburypress，1997，p.139.
[5]莫勇波．公共政策执行中的政府执行力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6]丁煌公共政策执行的若干基本问题[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2,(2).
[7][英]艾伦·劳顿．公共服务伦理管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8]高伟．公共行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9]赵凯农，李兆光．公共政策：如何贯彻执行[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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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霍海燕．当前我国政策执行中的问题与对策[I]理论探讨，2D04，(4).
篇十三：公共政策执行研究综述怎么写
题目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实施问题探究绪论大学毕业生就业政策落地途径分析绪论第一章公共政策执行及其执行的影响因素分析第二章我国大学生就业政策的历史沿革3132湛江市大学生就业政策执行存在的问题分析3334大学生就业政策的评估第四章上海大学生就业政策执行及其经验借鉴第五章促进湛江市大学生就业政策执行的对策总结参考文献公共就业政策有效执行研究总结与参考文献第一章公共政策执行及其执行的影响因素分析第一节公共政策执行有关理论一公共政策执行的概念公共政策执行一般是在政策制定完成以后把政策中的规程付诸行动的环节是为完成政策任务而再次调节的行为方法的动态环节公共政策执行及其执行的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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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实施问题探究【绪论】大学毕业生就业政策落地途径分析绪论【第一章】公共政策执行及其执行的影响因素分析【第二章】我国大学生就业政策的历史沿革【3.13.2】湛江市大学生就业政策执行存在的问题分析【3.33.4】大学生就业政策的评估【第四章】上海大学生就业政策执行及其经验借鉴【第五章】促进湛江市大学生就业政策执行的对策【总结/参考文献】公共就业政策有效执行研究总结与参考文献
第一章公共政策执行及其执行的影响因素分析
第一节公共政策执行有关理论
一、公共政策执行的概念
公共政策执行一般是在政策制定完成以后,把政策中的规程付诸行动的环节，是为完成政策任务而再次调节的行为方法的动态环节。政策执行环节通常包含政策推广、决策分析、物质与组织筹备、决策
执行、充分监管和协调及实施等过程。只要每个过程都做好了，决策执行行为才可以有效运行，决策方式才可以获取预期的成效。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政策研究学者从不一样的方面来分析影响政策执行的重要因素，产生了六类政策执行的基本模式，下面简单介绍两种理论模式。
第一，过程模式。史密斯为最早建立影响政策执行条件及其环节模型的学者，他在《政策执行过程》一文中认为，影响政策执行环节的因素主要有四个：一是合理的政策。第二是执行部门，指相关政府部门中肩负政策执行的场所。第三为目标型人群，即政策的主要对象或者影响者。第四是一些环境要素，主要指在经济与文化及政治等要素中影响政策执行的相关要素。
第二，互动理论模式。麦克拉夫林于《相互调适的政策实施》中提到了该模式，他以为，政策执行环节的合理与否主要决定于执行组织与受影响人员间互相调适的程度。该理论一般包括如下几方面：一是政策执行者和受影响人员间的观念与利益不同，基于两者在政策方面的权益，彼此应当调适，变更或者放弃该立场，寻找出使两者可接纳的政策执行方法。二是政策执行者的方式和目标具备弹性，一般会由于外部条件或者受影响者而改变。三是这一相互调适的过程是彼此的双向交流过程，双方处于平等地位。四是目标群体的权益价值和观
念依然将回馈至政策上，从而掌控政策执行人员的观念、价值及利益。
二、影响公共政策执行的主要因素
下面，我们具体分析影响政策有效执行的这四方面基本因素，即政策自身的问题、政策执行的主体、政策执行的客体与政策执行的环境。
首先，公共政策自身的要素。多数政策无法实现预期的成效，某种层面上是和政策自身的不足有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政策的合理性
政策的合理性是科学执行政策的基础，有效的政策满足现实的客观发展要求，代表老百姓的基本利益，可以推动社会的长久发展，为老百姓提供利益，可以被执行人员所认可，被政策对象所影响，所以才可以科学的执行。其二需要制定政策拥有合理的理论根基、严谨的逻辑联系、有效的规划流程。
（二）政策的详细确定性
确定性是政策执行合理的重点，是政策执行人员行动的根据，同
时也是对于评价与掌控政策执行的前提。政策方式与目标明确、详细，政策方法与行动流程明确，且政策任务是满足本质需求的；政策任务的达成应当是政策执行人员职权上的事；政策方式必须明确所预测的成果，并且对于完成的时间进行明确的规范。
（三）政策资源的全面性
通常来讲，政策资源包含经费方面的资源与人资、信息方面的资源及权威方面的资源。
必要的经费和人力是政策执行的物质基础。应遵循以最小的投入获最大的交出为原则，投入的经费和人力都要适量，才能有效的执行政策。
信息是政策执行过程的必要条件。缺乏有效的信息方式与全面的信息资源，执行人员不能制定出满足实际需求的政策。
权威一般是政策执行的基本保障，一项关键又特定的资源。如果权威不存在，则无法实现我们这类合作、统一的活动。构建政策的权威，促使各个执行人员都必须服从于它，反之，不能合理的执行政策。缺乏权威性的主要体现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第二，公共政策执行的主体。各类政策最终均要依靠执行人员来执行。合理执行政策的要求在于执行人员对于政策的认可，对政策执行的基本投入、创造意识、负责、较强的政策能力与管理能力。政策执行人员的素质很低与观念方面的误差会在某种层面上造成政策执行中的误差变样。执行人员缺少一定的能力与常识，就会造成在推广、传达、执行政策当中出现误差。当政策执行人员即是执行者又是政策对象时，为了个人利益，钻政策“空子”,对上面政策要不硬顶，要不软施，要不执行起来不认真，直接妨碍政策合理地执行。执行人员的政策水平与管理能力会对政策的执行所必需的基本资源造成直接性的影响，无法做好政策的宣传推广工作与制定有效的执行方式，不可以沟通与协调同外界的联系，影响了合理的政策执行。执行部门间、或执行客体和主体间缺少协调和交流，也对合理的政策执行造成了影响。不一样的执行主体间职能模糊，在执行过程中会产生分歧、隔阂、冲突，或者互相推卸、互相批评、多方执行或者中止的混乱场面，对政策的合理执行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其三，公共政策执行的客体。政策客体主要指的是政策所体现功能的对象，通常是指目标型人群，即相关的社会民众。政策是否可以实现预期的成效，某种层面上决定于目标型人群。目标型人群认可与顺从政策，政策执行就极易实现；目标型人群不认可与不顺从政策，政策执行就难以实现；一些目标型人群认可政策，政策执行便很难增加力度。
其四，公共政策执行的环境。公共政策执行环境要素包含政治条件与经济条件、文化环境、法律环境等。这里主要探讨的是经济环境。经济实力是制定政策与执行的主要物质环境。政策环节应当在和国家或者区域的经济全面发展相应的基础上，才可以获取贯彻执行的所必需的物力与财力等每类经济来源的全面支持。制定政策应当基于相关经济水平允许的区域，并且在一定的条件下，对于政策环节提供经济方面的支撑，从而决定政策的合理性与可操作性。
三、公共政策执行的偏差和矫正
政策执行偏差是指执行者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因为主客观因素的限制，影响政策目标和产生政策失真的不良后果。其表现形式主要有下列几种：
第一，象征式政策执行。是指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执行主体只做表面功夫，或不实际的政策宣传，或前紧后松，或应付了事。总之一句话就是对政策不进行合理的执行，从而对政策的合理执行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其次，附加式政策执行。主要是指在政策执行的环节中附加条件不合理的内容，促使执行政策环节中的调节对象、强度、区域等等高
于本来的要求。而这些添加的新目标正是为执行者谋取私利，是不允许的，阻碍了原定政策目标的实现。
第三，选择式政策执行。是指在政策执行中仅有一些落实问题被执行，其它则被放弃，使得政策内容不够全面，影响了以往政策任务的达成。执行者要避免执行偏差，就应该理解透彻政策的内容。执行者也决不能在与大局利益相冲突时，为了私利，而忽视国家的政策。
第四，替代式政策执行。是指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政策与原来的表面一致但实际上内容是偏离的。这个偏离最为严重，因为大根本上改变了政策内容、目标和性质。它是一种“全新”的政策，主要发生在执行主体和所要执行的政策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
第五，照搬式政策执行。主要是指在政策执行环节中，执行主体以往照搬政策内容，机械呆板地执行政策，这样解决不了问题，还把责任归咎于政策本身和政策制定者。一切从实际出发，每个地区和部门在不同的时候的具体情况都不尽相同，政策执行可不能安照同一个模式和方法，应具有灵活性
政策执行偏差的矫正是指政策执行的基本主体必须采用矫正方式，使得政策执行可以回到合理的轨道中运作，还必须清除其带来的不良后果。可以从以下几点进行矫正：
首先，提升执行人员的素质。执行主体的基本素质将直接决定政策执行的结果。可以从三方面减少偏差：首先要提高执行者的素质和管理水平，克服滥用私权等腐败现象。接着要提升执行人员的知识能力，通过科学来对工作进行引导。最终要提升执行人员的工作水平，提高综合分析判断的能力。
第二，科学诊断问题。是指针对产生偏差的原因和范围，进行科学分析和确定，做到“对症下药”.从产生的现状和历史产生的根本问题，对政策执行机构和管理制度进行全方位的诊断。
第三，及时跟踪评估。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全面核实每项工作的下达、落实和完成情况等等，在一定时候对政策执行做出评估，确定该政策是否合理、全面等等，还要跟进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采取有效的调整办法，确保有效的执行该政策。
第四，强化监督控制。制定出一系列可参照的政策执行的检验准则，只要存在偏差问题就必须采用有效的手段，纠正偏差。并且要加大监督反馈力度，使对政策执行情况更为把握。要加大监督机构之间的协作，从而有效监督政策执行的过程。
第五，加强舆论宣传。执行者要向公众解释清楚政策执行产生偏
差的原因、影响及矫正，增加透明度，认清问题的本质。
第二节影响大学生就业政策执行的因素
一、就业政策自身的问题
首先，就业政策缺少科学性。
政策内容不科学是指政策的针对性较弱，没有一定的现实问题，政策每个内容未能体现客观出现的社会状况，不满足大部分大学生的需求、利益及期望，不是构建在调研、理性研究与合理判断的前提下，而是非客观意识的成果。此外，还有一些就业政策过度强调国内的“步调相同”,而不对地区的差别进行考虑，客观上来讲，这些均提升了政策执行的难度。造成就业政策执行环节中政策和客观环境的强烈矛盾，无法被政策执行人员所认可，被政策目标型人群所拥戴，政策执行必定会在政策执行人员、政策目标型人群的被动应付与抵制当中被抛弃，使得政策无法获取合理的执行。
其次，就业政策缺少可操作性
就业政策方式的有效执行，应当详细可行，应当是在社会因素下可以进行的。如果搞所谓的“50年不滞后”工程，则会使
老百姓伤财，给高校毕业生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影响了政策的有效执行。
其三，就业政策缺少明确性
我国就业政策方式详细明确一般是合理执行的重点，也是针对政策执行实行控制与评价的前提。就业政策规范不确定的一般表现为：首先，就业政策的主体空缺。大部分的政策主体群体本身就无法了解哪些政策和自己有联系，遭遇困难有没有政策方面的想法，又应当找哪些机构去处理。另外一方面，部分政策落实机构不确定或者参与落实机构很多。每个机构没有全面协调好以及没有对于其进行合理的监查。最后对政策的落实造成了影响。
其四，就业政策缺少权威性
在就业政策中，该权威性主要是指政策影响大部分毕业生，并且获取毕业生认可、执行的基本能力。而且，权威也是政策执行的基本保障，如果权威不存在了，就无法实现一类互相协作的目标型人群，不能组织我国行政的相关活动去完成政策任务。
第五，国内就业政策缺少同一性与连贯性。
就业政策体现的为一个地区在某一阶段的主要发展局势，所以，它应当维持相应的稳定与总体一致。假如在政策制定环节中，新老政策间，微观与宏观间，社会与经济及政治等每个范围与每个机构政策间，及一类大政策与它的详细执行细则间，无法进行有效地配套及衔接，未能实现合理与有效的政策体系，时常会给国内就业政策执行造成各类困境。
二、就业政策执行客体存在的问题
各种政策均是由固定的部门与组织以及执行者来执行。政策执行客体通常是政策执行的主要责任者，政策执行者的价值良好、精神品质及人格特征对政策执行的好与坏具有十分关键的意义。
首先，就业政策执行主体的本身利益要求。
政策执行主体为人，人均具备本身权益的追寻与行为导向，当人们把握政治信息，执行国内政策的时候，通常采用所获取的政治信息使得其利益实现最优化，很难做到全面的“价值中立”.如果一种政策威胁到本身的利益，执行主体则可能会抵制这类政策，乃至恶意针对某类政策实行变更、歪曲。只要是对于本区域、本机构有益有用的政策内容则落实、传输；只要是对于本区域、本机构无益无用的政策内容则禁止传达、落实。尤其遭遇社会总体利益、区域利
益、机构利益与本身利益存在冲突的时候，有可能会忽略社会总体的利益，自私自利，搞自己的“土政策”.假如政策和之预计的事物不相切合或者在他而言是不能执行时他会反对这类毫无朝气的事物或试图变动既定手段的内容。事实上，在政策制定人员与执行人员之间出现了一类权益“过滤”体制。执行者对权益的执行时常会通过局部权益与本身利益的相关损益值为基本参量，且利益越大则执行的越快，同时利益越小则执行的越慢，没有利益或者利益损失就不执行或者抵御扭曲，只要政策执行者依照本身的利益需求行事，政策执行就会脱离政策方向。
第二，我国政策社会化体制缺乏，执行者的素质缺乏。
执行人员的全面素质包含政策水平、业务态度、能力及知识框架。政策执行人员的素质仅有在我国社会化环节与政策执行实践当中，才可以获得逐步的提升。随着国内市场领域的不断发展，在部分区域与一些现实成员当中产生了轻政治与重经济的观念倾向，且政策社会化仅仅是单一的体现为观念政治学习与相关的政治培训，对于政策社会化注入的物力与人力及时间较少，所以造成部分政策执行人员的素质较低，进而在某种层面上对公共政策的合理执行造成了影响。因为政策的能力有限，无法正确认识公共政策的精神本质、主要内涵与详细的要求；因为水平有限，无法合理地组织与规划公共政策执行活动；因为心理方面的素质较差，无法经受失利与外界条件的“袭扰
”,进而造成公共政策执行的前功尽弃或者引起贪污行贿等问题。
第三，国内就业政策执行客体较为简单化，执行客体间缺乏沟通。
沟通是政策执行环节中每级组织者实行信息沟通传递的环节，是对政策任务及有关问题取得相同认识的途径与方式。合理的沟通通常是政策执行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政策执行部门组织之间假如缺乏沟通和协调，则会造成政策执行的障碍，进而造成政策执行中的误差。以往的公共政策执行主体一般局限于每级政府部门以及其内部人员，忽视了非部门组织与社会民众在政策执行中的影响。随着经济与社会的进步，公共性管理的规模逐日普遍，任务越来越繁重，且专业协作越来越细密，执行主体的简单化不仅使得政策执行环节中执行者以权徇私，把公共信息转化成本身的资金，同时挫伤了一些非部门组织与社会民众政策涉及的主动性。而且，因为各执行主体间缺少合理的协调和交流，不同执行主体间职能模糊，错位、重复或者交叉，导致互相批评、多头执行或者执行中止的混乱场面，给政策执行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三、就业政策执行环境存在的问题
首先，政治氛围对于就业政策执行的作用。
政治氛围是指由相关政治体制与政治机制构建而来的人和人相互间的基本
政治条件、关系，是影响政策执行的最直接的环境因素。由社会的环境而言，当前的行政氛围是一个多元化的氛围、复杂的氛围及动荡的社会氛围，其给公共政策的执行造成了影响。由于公共政策的提出一般需要通过一定的期限，始终无法赶上环境转变的速度，一直具备滞后性。因而执行起来始终显得和它四周的环境不相吻合。很难形成一个有机的体系，无法有效的落实。另外，发展和和平是如今全球的主流，然而局部的战争及动荡依然无法避免，经常出现，这将给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造成一定的影响，使其具备不可估测性。
其二，经济氛围对于就业政策执行的作用。
经济氛围是指一地区的物质来源与生产能力的情况。经济环境对政策执行的影响，主要是作为公共政策内容支持与决定政策中的可操作性，政策意向再好，政策资源缺少，则政策执行也只可以作为画饼来充饥，最后造成政策意向很难完成。
其三，文化氛围对于就业政策执行的影响。
文化环境是指一个民族的社会在其观念中的体现形式，通常可以分成感性的现实心理、全面的价值理念与理性的观念形式。而且，文
化氛围对政策执行具有潜在的连续的支配功能。因而，提高就业政策执行主体的创新水平，注重行政方面的文化信息挖掘，创造以主动创新与开拓发展为荣，以无所事事、墨守成规为耻的重要社会环境与文化氛围。返回本篇论文导航
篇十四：公共政策执行研究综述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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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政策执行文献综述
1、公共政策执行与教育政策执行
的文献趋势分析
〔1〕数据库的选取
〔2〕有关两类研究的专著与学位论
文趋势
首先我们分析大陆地区专著的开展
线索。从对国家图书馆馆藏书目的检
索来看，总计有八本公共政策执行方
面的专著
其次我们分析大陆地区学位论文的
开展线索。
第三，我们再来梳理一下XX学位
论文中政策执行研究的趋势。
第四，通过PROQUST我们来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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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英语国家教育政策执行研究的
趋势。
〔3〕有关两类研究的学术论文趋势
2、公共政策执行文献的内容分类
分析
〔1〕西方关于“公共政策执行〞的
研究
首先我们来看西方关于公共政
策执行的理论分析，这种分析主要集
中在“政策执行的历史演进及政策执
行的概念与价值〞三个层面上。
从政策执行的历史线索上看。。。
从政策执行的概念上看，大体有
五种学说，分别是强制说、互动说、
效用说、决策说和组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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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们来看西方对公共政策
执行的技术分析。这种技术分析主要
集中在政策执行的路径、模式与方法
三个层面。
从公共政策执行的模式上
看。。。。。。
从公共政策执行的路径与方法
上看。。。。。。
再次，我们来看西方对公共政策
执行的案例分析。
（2）我国关于公共政策执行的研
究
首先来看我国学者对公共政策
执行理论的奉献。这种奉献主要集中
在公共政策执行的原那么与价值、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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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政策执行的影响因素和公共政策
执行的知识根底三个方面。
其次来看我国学者对公共政策执行
的技术奉献。这种奉献主要集中在
公共政策执行研究的手段、路径、
机制与方法等领域。
3、教育政策执行文献的内容分类分
析
〔1〕关于“教育政策执行的理论研
究〞综述
教育政策执行的理论演进、教育政
策执行的影响因素分析、不同层面和
不同利益归属的教育政策执行主体
研究、教育政策执行的具体技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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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2〕关于教育政策应用研究的综述
应用性研究可以分为两个维度。一是
以解决具体问题为线索的“为教育政
策执行〞的研究；二是以案例为支撑
来抽象教育教育执行原理的“对教育
政策执行〞的研究。
〔3〕关于制度视角下的教育政策执
行
4、文献评述
〔1〕教育政策执行研究的兴起与缺
失。
〔2〕制度与教育政策执行二者关联
性研究的缺失。
〔3〕案例式教育政策执行研究的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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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
就本研究的教师成长而言，国内外
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教师专业化开
展方面。有关教师专业开展的研究，
其成果大致可归纳为以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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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关教师专业开展的本体论研究。
〔1〕教师专业开展概念：
一是从个体和群体的角度来解释教
师专业开展；
教师个体开展视角中的教师专业开
展
教师群体开展视角中的教师专业开
展
二是社会学对教师专业开展或教师
专业社会化进展了多种解释。
〔2〕教师专业开展理论的研究。
从宏观整体上看，基于不同的认识论
根底，可划分为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
义的教师专业开展理论。
从微观上看，教师专业开展的研究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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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多种理论取向，包括教师专业开
展的目的、内容、阶段取向以及教师
在专业开展中的作用取向。
2.多学科视野中的教师专业开展研
究。
3.教师专业开展研究的方法论和方法
上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作为本研究重要背景的中国社会转
型等内容，社会学界已有丰富的研究
成果问世。
如有关中国社会转型的研究，X杭
生、李强、李路路、杨敏等学者阐述
这一理论的成果丰硕；
关于中国社会构造变化的研究，主
要有陆学艺、X杭生、X立平、许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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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等学者的成果为代表；
关于选择行为的研究，主要成果有
X少杰的?经济社会学的新视野——
理性选择与感性选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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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十五：公共政策执行研究综述怎么写
一社会对公民参与政策过程认识模糊二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能力有限三公民参与中公利与私利的冲突四公民参与政策过程的民主与效率矛盾五强势集团操纵政策过程的危险六参与群体的集体非理性七社团参与的局限八听证制度的不完善九网络参与的自由与无序十灰色参与与设租寻租的危害来源公共政策文献综述文献综述
——公共政策的制定及监督
一：公共政策制定的发展趋势
政策制定机制由政策制定的体制、程序、方式、主体等多种因素构成。我国现有的公共政策制定机制形成于革命战争年代，并经由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固化而来。尽管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展开、深入以及社会政治生活的全面转型，我国的公共政策制定机制日臻完善，并逐步向现代化的政策制定机制迈进，但离公共政策制定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的要求尚有较大差距。因此，客观地评析我国公共政策制定机制，并揭示其优势与亟待完善之处，对于推进我国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化、民主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有关公共政策的制定，从200年到至今，学者们讨论的是以围绕公民参与和公民的科学素质对公共政策的影响为主题的。
根据在知网和期刊网上搜到的文章，有关公共政策制定的一共有705篇，其分布如下图：
120100
80604020
0200020012003200420052006200720082009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
系列146585965799298102106在根据各位学者讨论的主题不一，可以把其讨论的主题大致分布如下图：
1/9
公共政策文献综述
学者主要讨论的主题
利益集团影响
价值观
公民素质
公民参与
（一）公共参与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公民参与是当前政治学、公共行政与公共政策等学科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根据美国政治学家马克.彼特拉克的观点：“公民参与是民主的希望。”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公民参与及相关研究受到了人们广泛的关注。按照学者伯纳的观点，主张公民参与到过程治理过程中，这是根植于美国政治学的杰佛逊思想传统。“杰佛逊倡导以地方为基础的、自下而上的政府，它对公民负责，并且他认为公民冷漠对公民的健康是危险的。”只有通过公民参与，社会公众才具有影响政府行为的机会。而这也是保证政府政策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条件。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政府的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其公共管理的根本宗旨只能是为人们服务，这种服务的主要途径是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而其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需要考虑到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征询广大人民的意见。公民广泛参与政策的制定的必不可少的，有着其与时俱进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在《论公共政策制定中公众参与的必要性》中李学余强调：公众参与是公共政策本质属性———公共性的内在要求,是政治民主化、行政民主化发展的需要,是治道变革———政府治理工具选择转变的需要,是增强党和政府合法性的需要,公众参与可以弥补政府决策的有限理性。（来源：《广东行政学院学报》第16卷第6期2004年12月）。王宁在《关
于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思考》强调：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社会民主的
发展、全球化的国际形势等,都要求我国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实现更多的公民参与。公民参与2/9
公共政策文献综述
我国公共政策制定具有必要性，其具体体现在：1、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是我国社会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2、公民参与我国公共政策制定是正确制定公共政策的客观需要3、公民参与我国公共政策制定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4、公民参与我国公共政策制定是对权力实现监督制约,防止腐败的有效途径。（来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一
期2005年2月）。陈锦文在《基于“公众参与”范式的公共政策制定》中强调：公共政
策制定过程中的盲点源于缺乏“公众参与”。在人们主体意识不断增强的今天，“公众参与”范式也日渐为人们所重视。西方“公众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对我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基于“公共性”认同的政府组织，只有提供适当的公共领域，满足“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需要，才能有效的共享信息资源，缓和社会矛盾，实现人与社会、政府三者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公众参与”范式的重要性表现在：社会发展的需要，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政府挑战自身的需要，建立新型理论依据的需要。徐莉在《略论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众参与》
中强调：建立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众参与机制，是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发展和用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指导公共政策运行机制不断创新的迫切需要。由于传统公共决策体制及模式的积弊和公众自身素质的局限，导致我国公共政策制定中公众参与的缺失。而公众参与的缺失正是我国公共政策制定中出现失误和面临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实现公民有效的参与，应该通过立法听证会、行政听证会、“赛博”等方式，逐步扩大政策制定中的公众
参与途径。公共政策制定中公众参与的必要性，表现在：首先，政治民主化进程呼唤
公众参与的发展。其次，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指导公共政策运行机制的创新，就要从公众参与入手。最后，经济体制改革的形势要求公共政策过程公众参与的发展。（来源：甘肃省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
在现代民主政治制度下参与已经成为公民的一种普遍性和广泛性的行为，公民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也是衡量一个社会政治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尺度。众参与政策制定有利于加强政策合法化,减少官僚主义和政策腐败现象;也有利于改善经济增长的质量,改善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利用不法政策和政策漏洞的腐败行为会使政府付出巨大的代价;政策制定的暗箱操作行为和其他腐败行为会导致那些政治经济优势利益集团拥有过大且不公正的影响力,并进一步扭曲国家的政策法规和法律。
（二）公共参与公共政策制定面临的困境：
目前，我国公民进入政策系统的方式大致有参与选举活动、听证会、信访、社会组织活3/9
公共政策文献综述
动、政党活动以及利用网络、媒体等中介工具表达意见，通过这些制度性参与和非制度性参与等形式，公民为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降低了决策风险，有利促进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但是，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还存在着障碍性因素。
金正一、朴贞花在《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制约因素探讨》中说到：在我国现实政治生活中就公民参与政策制定过程来说,仍然存在多方面的障碍,而这些障碍的存在又是多方面的综合因素形成的;我们不仅要从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高度认识和把握如何消除公民参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障碍问题,而且也要在具体的制度、机制、程序、形式上认识和把握这个问题。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障碍及其深层次原因有：1.选举观念不够明确,选举制度不够健全2.基层党和政府的决策机制不够完善。3.依法治国的进程缓慢。4.公民整体文化素质不高。5.有组织地参与程度低。（来源：东方论坛2004年第5期）。孙永怡在《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十大困境》中强调，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过程主要面临着以下十大困境：一、社会对公民参与政策过程认识模糊二、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能力有限三、公民参与中公利与私利的冲突四、公民参与政策过程的民主与效率矛盾五、强势集团操纵政策过程的危险六、参与群体的集体非理性七、社团参与的局限八、听证制度的不完善九、网络参与的自由与无序十、“灰色参与”与“设租寻租”的危害（来源：中国行政管理2006年第1期总第247期）。同时，庞娜《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作用、困境及创新》在强调，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能够弥补政府失灵,提高公共政策的品质,增强政策的合法性。但是,我国当前公民社会发育尚不完善,公众参与意识薄弱,参与机制短缺以及官僚制之下的“责任困境”使得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陷入困境。为此,必须对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制度与参与方式进行创新,以形成一种实质性而非形式上的公民参与。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困境主要体现在：1.行政主体的“经济人”取向对公民参与的扼杀。2.官僚制之下的公民“参与困境”和价值失范。3.非政府组织发展滞后使公民参与未能形成有效的利益聚合机制4.公众参与机制短缺5.公民参与意识薄弱（来源：福建行政学院福建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三)公共政策过程中实现有效公众参与的对策
国内学者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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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文献综述
1.制度保证。①加强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制度化建设。完善选举制度在条件比较成熟的地方，适时、适度地提高人大代表的直选层次。同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提高县级人大代表直选的质量，消除形式主义现象。这都有利于改变群众利益需求信息因传递环节过多而失真的状况。②鉴于专职化对人大代表的重要作用，我们可以增强人大代表特别是人大常委会委员的专职化程度，使常委会委员向着完全职业化、人大代表向着半职业化方向发展。③可以通过建立人大代表热线电话制度、人大代表接待日制度等加强人大代表与选民的制度化联系。最后，政府各级官员的产生，可以采取由党委同时推荐多个候选人、人代会投票表决的方式，这有利于“硬化”人代会的作用、体现人民的意志，也有利于发挥选举的择优功能，更有利于强化政府的合法性。完善政党制度建设。（2006年2月10日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Feb.10,2006第2期(总第301期)政治与公共行政）
2.增强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意识，提高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能力。首先，普及国民教育，解决思想观念问题，增强公民的参与意识。一方面，通过教育的途径，从小培养人民对公共事务的兴趣和习惯，是政治成为其生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教育人们认知政府的法律、制度，并且学习如何实际操作这些制度。”再者，要大力弘扬参与文化逐步构建参与型政治文化，提高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自主性。
3.拓宽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参与渠道。一是，建立决策议程的提前公示制度和重大事项公示制度。二是，在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基础上建立和实施公开听证制度三是，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通过有效机制,保证公民的意见和愿望及时反映到决策中枢系统中来。四是完善公民接待工作日制度、省长市长热线电话制度、人民建议征集制度、信访制度等参与渠道,针对其中出现的一些形式主义现象要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加以控制、杜绝。
4.提高政策制定的透明度。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并强调：“完善政府重大经济社会问题的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决策程序，充分利用社会智力资源和现代信息技术，增强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用我国学者李图强的话来说：政府行政组织一方面要积极提供公民参与的渠道，达到民主行政的目的，改变过去官僚组织只是被动、消极、保守的印象；另一方面，公民也应有效地提高自身素质，成为一个良好的道德性公民，并积极投身于公共事务之中。也就是说，一个完美的民主社会，既要有积极性的政府，也要有积极性的公民。（李图强：《现代公共行政中的公民参与》，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年，第248页福克斯·米勒：《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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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文献综述
现代公共行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19～120页。2]冀鹏远刘伟红.民主行政视野下的公民参与浅析[J].行政论坛,2003,(11).）
二．公共政策的监督
根据在知网、万方网和期刊网等收到的文章，有关2000年至2009年的公共政策监督的共有1458篇，其分布情况如下：
年份
2008年2006年2004年2002年2000年
2000年至2009年有关公共政策的监督的文章
219315
21713411292101859687
篇数（篇）
系列1
在所收集的文章中，广大学者主要研究的主题是：公共政策评估主体的不足及对策，现阶段我国公共政策监督管理的问题及措施。
政策监督是政策监控的主体从一定制度、法规的依据出发对政策系统的运行包括政策的制定、执行与评估及终结活动进行监视和督促的行为。公共政策监督是提高政策制定、执行、评估等环节质量的重要保障。完善行政监督体制,完善社会和舆论监督制度,营造良好的政策监督环境是解决我国公共政策监督中存在的问题的基本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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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文献综述
（一）政策监督中存在的问题
王宇颖在《现阶段我国公共政策监督管理的问题及措施》中强调：我国公共政策监督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有：1.人大监督。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权力机关,权力机关对政府行政机关的监督权力是人民代表大会权威性的重要支柱之一,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对行政机关的监督主要体现在人事任免和对行政机关执行政策的检查两个方面。但目前人大监督是法律地位高而实际地位低,突出地表现在人大监督制约的力度不够;机构不健全,强度不够;手段不配套,深度不够。2.行政监督。我国政策监督主体较多,由于各监督主体的分工不是很明确,各监督主体间的关系还没有理顺,各监督主体又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监督权限、方式、程序、范围等不够明确具体等问题,工作中往往各自为政,影响了监督的实际效果。3.社会监督。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闻舆论监督程序不规范。。二是公众监督投诉渠道不畅通。
丁宜军在《中国公共政策监督失效的原因及其对策分析》中强调：公共政策的制定是为了解决直接关系到人们切身利益的重大社会问题，而在其落实执行过程中常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和阻碍，需要我们对公共政策进行必要的监督。由于历史惯性和现状体制中各种弊端的综合作用，中国公共政策的监督存在着诸多问题。中国公共政策监督存在的问题主要有：1.人大监督存在的不足：机关的监督权力是人民代表大会权威性的重要支柱之一。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对行政机关的监督主要体现在人事任免和对行政机关执行政策的检查两个方面。但目前人大监督是法律地位高而实际地位低，突出地表现在人大监督制约的力度不够；机构不健全，强度不够；手段不配套，深度不够2.行政监督存在的不足：在行政决策监督法制化方面，中国尚无专门的《行政决策监督法》，有关行政决策监督的规定分散在现行的行政监督立法之中。，中国行政决策监督立法还很不完善，许多应当制定的法律还未制定出来，许多本应受到法律控制的重大行政决策活动常常失去法律监控。3.社会监督存在的不足：两个方面：一是新闻舆论监督程序不规范。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新闻媒体的监督因缺乏明确的监督方式和程序，缺乏明确的监督标准和方法，还经常受到行政的干预，难以准确判断和及时纠正政策运行过程中的越轨行为。二是公众监督投诉渠道不畅通。目前，群众监督尚未纳入法制化轨道；群众监督与法律监督、党内监督等其他监督形式尚未形成有机结合的体系；政务透明度不高，制约了群众监督，大部分地方政务公开的内容还停留在公开办事制度、公开办事程序上，但群众真正关心的焦点、热点问题却不愿或不敢公开，造成群众监督无的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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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文献综述
矢。
（二）公共政策监督中存在问题的治理对策
根据党的十六大报告的精神和要求，完善我国政策监督体制应当遵守下列思路：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优化政策监督体制，逐步建立起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进而在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等环节加强对公共政策过程的监督，提高政策监督的效果，使政策目的和目标顺利实现。为此，我们要以构建完善的行政监督机制，建立独立的监督机构，完善社会监督制度，完善权力机关的监督体制，营造良好的政策监督环境为途径，抓住监督制度建设的重点，努力提高政策监督的民主化、科学化、法制化水平。
李煜明在《论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机制的完善———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角度观之》中强调：目前，我国政策执行主体较多，如国家权力机关、专门监察机关、社会舆论等监督，他们在政策执行监督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然而从整体来说，这些监督主体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由于其自身监督意识较弱、体制不顺、制度欠缺等方面的原因还普遍存在“弱监”、“虚监”、“漏监”等监督乏力的现象，未能真正发挥监督的有效性和权威性作用。因此，强化监督主体的监督力度，消除“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使政策能够得到有效实施，还须不断完善政策执行监督机制：1.强化政策执行监督意识。2.强化监督主体的监督作用：.强化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作用、保证专门监督机构的独立地位、完善社会监督制度。3.完善政策执行监督制度。要强化政策执行监督，就必须完善政策执行监督制度。王宇颖在《现阶段我国公共政策监督管理的问题及措施》中强调：现阶段我国公共政策监督管理的措施包括有：(一)完善人大监督权力。在《人大监督法》的实施中应该建立和完善人大监督委员会等专门监督机构,担负起日常监督工作,保证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权落实。要提高人大代表素质和监督能力,通过培训或举办法制专题讲座等形式让人大代表和常委会人员熟悉《人大监督法》等有关监督的法律、法规,了解监督的形式、程序和方法,强化人大代表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二)完善行政监督体制。主要从四个方面入手:一是要明确监督主体职责。必须通过立法形式明确规定各种监督主体的职能界定和层级关系,提高监督的整体效能二是要保证专门监督机构的独立性。三是要加强行政监督立法。同时,要提高行政监督人员的政治思想素质、道德作风素质、业务技术素质和文化素质,让其成为完成政策监督职能任务的重要保障。(三)完善社会监督制度。要完善舆论和新闻媒体监督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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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文献综述
要完善公众监督制度,强化公众监督的法律保障,进一步完善公众监督的有效途径。现阶段应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继续加强信访举报工作。二是扩大公众在干部选任上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和监督权,加强公众对干部的监督,采用多种途径让群众参与选贤任能;三是要坚持政务公开与公众监督有机结合。
总之，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要保证政策主体在政策过程中不出现违规失范行为，单单依靠哪一种力量都不够，应将正式制度的建设与意识形态资本的投资结合起来，相辅相成。如果道德原则和规范等意识形态能够深入政策执行主体的心灵，再加之法律和规章的制约，政策过程中的违规、拒斥活动就会得到更为有效的抑制，政策阻滞情形的发生率便会下降乃至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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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十六：公共政策执行研究综述怎么写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公共政策执行研究综述
作者：袁鲁宁胡丁慧来源：《沿海企业与科技》2009年第05期
[摘要]国内外学者对公共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公共政策过程的研究，特别是对公共政策制定的研究，鲜有人对公共政策执行进行专门研究，特别是把公共政策执行与科学发展观联系起来进行探究。文章梳理了国内外学者对公共政策执行的研究状况，提出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研究公共政策执行，从公共政策执行理念、公共政策执行机制、公共政策执行程序来研究公共政策的执行。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统领；佘共政策执行
[作者简介]袁鲁宁，华东师范大学社科部2007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上海，200241；胡丁慧，华东师范大学社科部2007级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发展与公民教育，上海，200241
[中图分类号]D63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7723(2009)05—0012-0003
政策执行是政策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政策学家指出：在实现政策目标的过程中，方案制定的作用占10％，而其余90％取决于有效的执行[1]。对于公共政策执行的研究，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所关注，有的已经达成共识，有的还需进一步深化，其主要观点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公共政策执行内涵、特点的研究
公共政策执行，即将政策付诸实施的意思。最早将政策执行问题引入学术研究领域的美国政策学家普雷斯曼和韦尔达夫斯基就把政策执行定义为：“在目标的确立与适应于取得这些目标的行动之间的一种相互作用过程。”[2]
关于公共政策执行内涵研究，国内外学者均强调了执行的动态过程，但对于这一内涵的具体界定可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类：狭义的理解认为，公共政策执行就是某项政策、方案的具体贯彻、落实，不包括执行的准备和总结阶段，如保罗-A萨巴蒂尔将政策执行视为这样一个过程：即用法律、上诉法院决定、行政命令，或用议会决定、内阁政令的形式，实施一种基本政策决定的过程；广义的理解认为，公共政策执行是执行者为贯彻、落实政策，以达到预期目标的全部活动和整个过程，涉及政策执行的各个环节，以及各要素与环节间的关系。林水波和张世贤认为，政策执行可谓为一种动态的过程，在整个过程中负责执行的机关与人员组合各种必要的要素，采取各项行动，扮演管理的角色，进行适当的裁量，建立可行的规则，培养目标共识与激励士气，应用协商化解冲突[3]；又如查尔斯’奥·琼斯认为：“政策执行是将一项政策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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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实施的各项活动，在诸多活动中，要以解释、组织和实施三者最为重要。所谓解释是将政策的内容转化为民众所能接受和理解的指令；所谓组织是指建立政策执行机构，拟定执行的办法，从而实现政策目标；所谓实施是由执行机关提供例行的服务与设备，支付经费，从而完成议定的政策目标。”[4]
莫勇波(2007)概括了政策执行的五大特点：一是执行目标的一致性和执行途径的多样性；二是执行内容的特定性和执行范围的有限性；三是执行方向的原则性和执行方式的创造性；四是执行过程的动态性和执行活动的连续性；五是执行影响的广泛性和执行效果的社会性[5]。
丁煌概括了政策执行的八大特点：一是对象的适用性；二是范围的有限性；三是影响的广泛性，四是过程的动态性；五是决策的多层次性；六是时间的阶段性和连续性；七是空间的协调性与同步性；八是目标的统一性与途径的多样性[6]。
二、关于公共政策执行主体的研究
国外学者把公共政策执行主体界定为，按照政策规定，有权力实施某项公共政策行为的社会主体，而国内公共政策执行主体包括政策执行人员和执行机关或组织两部分；国内外的研究均考虑到了执行主体的思想素质、道德修养、利益需求、文化知识、政策水平等对政策执行的影响，并提出了优化政策执行主体的问题。登哈特(1998：100)认为：“有道德的行政官员是那些以批判和独立方式来考察作决策的标准，他们努力反思社会道德，依照行政官员对组织的承诺、义务和责任来行动，同时也对其他个体和群体承担相应的责任。”[7]
三、关于公共政策执行理念的研究
在国外，政府管理经历了传统行政理论到新公共管理再到新公共行政的三大理论，政策执行的理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艾伦·劳顿指出，新公共行政要具有公共服务精神，公共服务精神的内核是按照公共利益来行动的理念，促进公共利益一直被视为政府应当扮演的角色，从而进一步提出公务员应履行的义务[7]。国内学者在研究公共政策执行中，提出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以解决人民群众的疾苦、增进人民群众福利为根本的原则，服务性原则，及时执行原则、公正执行原则、依法执行原则。
价值问题是公共行政无法回避的问题。自1887年威尔逊发表《行政学之研究》以来，对于公共行政价值问题的探讨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传统公共行政学把行政视为远离政治的纯事务性的技术领域，表现出“效率至上”主义的价值取向。20世纪60年代初，新公共行政学派对传统公共行政的“效率至上”的价值取向进行了系统的批判，突出强调了社会公平。上世纪70～80年代，涌起了西方政府改革的浪潮，即以追求“三E”为目标(Econ-omy，EfficiencyandEffectives即经济、效率和效益)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体现出明显的管理主义或“新泰罗主义”倾向[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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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者应当有道德意识，公务员应当以公众利益为准绳，履行他们的誓言和民事责任。通过公共服务的道德和民事责任，应当体现出社会责任。登哈特(Denhardt,1991：97)指出，美德应重新作为公共服务的伦理基础，把公共政策的道德基础定义为由荣誉、善行和正义所构成。荣誉就是坚持责任、正直和原则的最高标准。它是人格品质、优秀美德和公众信任的基础。登哈特认为，我们需要综合的核心价值观[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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